知，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一直到１９７９年的夏天，
友人田一文从成都来，说在那边的一家招待所见到了胡风，才澄清了一些关
于他的传言。那么，他还活着！我为他去了一封问候的信。他很快回了我一
封短信，谈了一点他的近况和心情，还对我的一首刚发表的诗提了一点修改
意见。看来，他的思路清晰，字迹也还是有力的。不久后他到了北京。
１９８０年我在北京见到他，却是在一家精神病院的病房中。他是由
于幻视、幻听被送进来的。那病房宽敞、整洁，而我在精神上总还是感到一
种压抑。我是将近分手三十年后第一次看到他，还可以认得出来，但显得虚
弱而衰老。那一天，他的神智还算清醒，能谈谈天，话不多，而且只能用低
微的沙哑的声音。他用喜悦的口吻谈到了前些天《光明日报》上登了一则有
关他的消息，说那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他的名字前不带“形容词”。谈到
了他被任命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也是二十五年来第一次他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出现在艺术研究院张贴出的选民榜上。他指着桌上
的一叠书给我们看，说：“那是我过去写的东西，是一位老朋友最近给我送
来的，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自己的东西了？ 。”他在喜悦中甚至流露出一
种天真的神情。
他没有提到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只是叹息着说了一句：“我们过去犯
了什么法呵！”而当谈到还活着的和已不幸去世的朋友时，他含着泪说：“这
些年，他们为我吃苦了？ 。”他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怀着这样的
希望生活好多年了——正是这样的希望支持我走到今天，支持我走下去。”
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他的病态的一面：他还是有一些惶惑甚至惶恐，
对有些事将信将疑。我和同去的一个年轻的同伴向他说明了新的大好的形
势，尽可能地安慰他。他不断地点头，说：“是这样！是这样！”
第二年，我因工作去上海。他又正住在那里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是
由于幻视、幻听比过去严重，从北京转移来的。一般不让人去探望，我设法
去看了他一次。只坐了一会。他不大说话，而且露出一种不安的神情。我只
好告辞走了。
看起来，他的病情比我在北京去探望他时更严重些，我很担心会恶化。
但他终于渐渐好了起来，回到了北京。我在报刊上看到他发表了不少文章，
还看到他出席一些会议的报道。
— —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虽然带病，仍不肯好好休息。
这几年间，我到北京时，总要抽空去看看他。他静静地微笑着，不大
说话。有时闭上眼睛，我不知道他是醒着还是睡着。但可以感到他的思路已
恢复正常，他的内在精神力量远比身体要强，这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也可以看
出来。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１９８５年的元旦。我和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
表大会的过去被指为“集团骨干分子”的几个朋友一道去看望他，还合照了
几张像。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最后的纪念。
就在那一天，我劝他到湖北走一趟。他已多年没有重回故乡了。他摇
摇头，微笑着低声说：“一动不如一静”。那以后不久，武汉将举行“黄鹤楼
笔会”，因为他是湖北人，又是诗人，我提议邀请他，虽然我想他是不会来
的。意外的，他却表示愿意来。但准备动身前到医院检查，却发现患了癌症，
而且已到晚期。后来，一位参加了笔会的友人回到北京后来信说，到医院去
看过他，告诉他我们是多么盼望他去。他摇摇头说：“我再也去不成了。”说
对热泪盈眶。那么，对于故乡，对于生活，他还有着深深的眷恋？ 。我不知
道他临终前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有着怎样的心情，是不是也热泪盈眶呢？
如果是的，那不是伤心的眼泪，而是对生命、对斗争的执着——在他复出后
的这五、六年间，他是依然在继续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追求而斗争着的。
在什么地方他写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几十
年来他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我也亲自听他说过，是由于对党、对群众
的信任，支持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他到了晚年，终于亲见了一个新的
伟大的历史时代；他自己也得以摆脱了被投掷在身上的污秽，站在时代的阳
光下面，而且，他也得以以一个真实的面目，站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中间。
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将我也看作是“七月派”的一个成员。我并
没有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从诗的总的风
格上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吧。至于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
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１
９９２年４月２３日附记：这是根据我在１９８５年所写的《我的悼念》一
文改写的。
重读路翎
收到路翎寄来的新出版的《路翎小说选》，感到很喜悦，当即放下手头
的事，原只想翻看一下，却情不自禁地读下去了。
这一本《路翎小说选》是由朱珩来编辑并写序，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１９８６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也曾经出版一本《路翎小说选》。现在新出的
这一本，显然编者有意识地避免重复，在选目上仅有少数几篇雷同。这些小
说我早就读过，而且不止读过一遍，但那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次重读，
就感到新鲜而又熟悉，而且情绪激动，一如当年。于是把他这十年来重新出
版的八部著作都取出来翻看了一下，并写信给路翎说我很想写一点什么。
是的，我很想写一点什么。不是评论和研究，只想谈一点心情，一点
回忆。
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文学道路起步的时间上，路翎与我是同代人。
１９３９年，他开始在胡风编的《七月》杂志上发表小说。我首先认真阅读
并引起我的注意的是１９４２年出版的他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胡风在
序言中高度的评价当然是一个原因，小说本身也吸引并震撼了我。那以后，
我就一直留意他的作品。他是多产的，不断有作品在胡风先后主编的《七月》、
《希望》和少数别的报刊上发表。几年中，接连出版了短篇、中篇、长篇、
剧本等多种集子。他的每一篇作品，只要能看到的我都阅读过，他所出版的
集子我都收藏了。
我年轻时眼高手低却又骄傲自大，对于路翎却是钦佩的。他是我最喜
爱的作家之一。由于我知道他还小我一岁，这种喜爱中就还夹杂着羡慕甚至
嫉妒的因素。
我惊异于他的作品涉及的生活面之广，对生活理解的深刻。各阶层的
人物（其中主要的是劳动人民）都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而且都能刻画得那么
生动。没有曲折的情节，也不是仅仅描绘生活的画面。他所展现的是，在黑
暗腐朽的旧社会里，在生活的波涛中浮沉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心灵，他们复
杂、细微的感情及其变化。而且，无论是他７０万字的大长篇《财主的儿女
们》，还是只有一千多字的短篇《滩上》；无论是对受难、挣扎、反抗着的劳
动人民的歌颂，还是对统治者、剥削者、市侩们的辛辣的嘲讽，严厉的批判，
都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炽烈的感情和对未来的信心。一如他当年写给一位
友人的信中所说的：“无论怎样的苦难在这个时代都能达到光明，却正是光
明，使将来充满希望。这就是我要说的。”（《路翎书信集》第８７页）就正
是由于他的这种融进入作品中的激情，使他的作品闪现着一种异彩，洋溢着
一股热力，那往往是能直迫你的内心，感人肺腑的。通过他的作品，使我深
感到人生的痛苦与庄严，加强了对黑暗现实的憎恨而又激励着我对未来的希
望和追求。在我的人生道路、艺术道路上，一些国内外文学大师和前辈给了
我引导和鼓舞，而在同代人当中也有一个人——至少我首先要提到一个人，
那就是路翎。我还在他们影响下，化名“柳红”、“马莱”写了十来篇小说，
当时友人黄若海来信说，它们在创作风格上，是和路翎相近的。
抗战时期，我和路翎都在重庆。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７年夏，又回在
南京。他有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但我和他没有交往。只是在
１９４７年春，他的剧本《云雀》上演时，我去看戏时才认识了他。后来和
冀汸一道到他家吃过一次饭。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在胡风
先生家碰见过他两次。都没有深谈。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观察他。他浓眉大眼，
颇为英俊。我想到绀弩的一句话：路翎是一个美男子。
在１９５５年夏季的大风暴中，他作为胡风最亲密的朋友和弟子，当
然被卷进去了。我也未能幸免。１９７９年的９月，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已有所改变，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到北京去，见到了几个老
朋友。我们相互谈了谈各自的经历。我向他们打听路翎的情况，他们告诉我，
听说他被囚禁长达２０年，其间还住过精神病院。几年前已刑满释放，在街
道上作清洁工，住在芳草地，具体住址不详。我和我的同行者周翼南，第二
天就赶到了芳草地，花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挨家挨户地询问，人们都不知
道路翎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徐嗣兴（这是他的原名）其人。当我们已经绝望
时，通过一个老人的指点，在一排简陋的平房中的一间小屋里，找到了他的
妻子余明英，路翎因事出去了。余明英见到我感到意外的惊喜。她说已二十
多年没有见到一个老朋友，也不知他们的消息。她说路翎是１９７５年才释
放的，在街道上扫地，开始每月１５元，现已加到２０多元。她自己在一家
街办工厂做工，每月也可收入２０多元，有一个女儿在一起，生活勉强可过。
那房间里铺着两张大床，一张破旧的木方桌，桌上放着一份报纸，但没有看
到一本书籍或刊物。余明英轻言细语地谈着，可能是由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
处境，只能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的打击。但我的心情是沉重的，而且不能不深
有感慨。等了好一会，不见路翎面，已是午饭的时间，我们就告辞走了。她
也没有留我们，只约定星期日要我们一定再去。后来我们如约去了。路翎见
到我丝毫没有激动，一如我们昨天才分手。问到他的情况，他三言两语就带
过去了，只是向我打听胡风和别的几个朋友的消息，我告诉他胡风已出狱，
现住在成都，并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朋友的情况告诉了他，说现在政治形势已
好转，问题会得到公正的解决的。他也并没有表示出欣喜。他说话很有条理，
看不出任何精神病兆。但他有时沉默不语，两眼茫然地凝望空间，无意识地
移动着下颚的样子，却使我心酸直至心悸。他的冷漠和麻木，有如一座火山
的死寂，而那火山曾沸腾着怎样灼人的浆液。经受了二十多年严酷、残暴的
打击没有能使他倒下，但却熄灭了他生命中最可宝贵的灵气和激情；也使当
年那么英俊、潇洒的青年变成了一个须发苍白、满脸皱纹的老头。他的手曾
经握笔写出了几百万字震撼人心的作品，现在他却以手在清扫着小巷了。
我们告别时，他没有和我握手，转头就走了。我回头久久地凝望着他
的有些佝偻的背影。我感到，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恐怕是很难写作了。没
有想到两年以后，我就在《诗刊》和《青海湖》上读到了他的几首诗。我欣
喜地写了一篇短文加以评介，并说“那么，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他就突破了
由于深沉的痛苦而产生的迟钝和冷漠，恢复了生活的激情，生活的敏感——
根源是对生活的爱。这是真正令人惊奇和欣喜的。一棵枯萎的树又发青了，
在时代的阳光下。”对他关注和爱护的人还是不少的。我记得１９８５年第
三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副主编的刘心武同桌吃饭，
他告诉我路翎寄去了一篇小说，我问他写得怎样，他回答说还来不及看，“但
无论如何，是要发表的”。后来果然发表了。
我知道，这些年来，路翎一直还在埋头写作，回忆录、小说、散文、
诗，都发表了一些。也还有一些是没有发表的，我手头就还有他的两份小说
原稿。我不能不惋惜地说，要达到他当年的水平是不容易了。
好在他过去出版的主要著作，这十年来都得到了重新出版的机会。那
是他从１７岁到３２岁这１５年间的成果。每当收到他寄来的新书时，我都
感到喜悦而又不免抚卷叹息。当年他那么年轻却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