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
唯一引起皇帝兴趣的是帕克透镜。英国天文学家在皇帝面前卖力地做着各种示范。他将一枚中国钱币放在透镜前面，一会儿工夫，铜钱熔化了。皇帝十分惊奇，由此得出了结论：“他看过之后立刻做出结论说，无论透光镜或永远镜的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种东西通过欧洲人的技巧而做出不同功能的仪器来。”
这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不过皇帝并不以为奇。西洋人的长处就在于制造这些奇技淫巧而已。于人生日用并无大的裨益。试想，谁会用这样笨重的家伙来点火呢？只有和硐殖隽寺痪牡男巳ず鸵欢ǔ潭鹊拿羧瘛！昂瞳｜用它来点他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笨重的打火机’——并提了几个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他并不听回答。”
帕克透镜的表演以哄堂大笑结束：“一个冒失的太监伸出手指被烧痛了，匆忙把手缩了回来，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范表演就到此为止。这太可怜了。”
皇帝又看了一眼气压计，确定了他的失望。“他看了一眼气泵，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在礼品中，英国人最希望中国人重视的是“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如英国人所愿，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他的翻译德天赐神父是个钟表专家，他明显缺乏船舶方面的知识。
皇帝扫兴地走了。不过基于他不同寻常的英明伟大以及他的军事素养，他后来还是补看了一下英国火炮的演练，但没有用英国炮手。“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
这次演练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从此之后，这些欧洲的最先进的迫击炮就再也没有被搬出来用过。总的来说，皇帝认为英国人是一个爱吹牛的民族，开始所称的极大极好的贡物，只不过是“张大其词”，很多甚至比不上中国人自制的“精巧高大”。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5）
皇帝总结说：“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十
英国使团还有一样杀手锏。这就是英国马车。
中国马车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由于车轮是木制的，座位位于轮轴上方，人正好坐在重心上，又没有弹簧等减震设备，因此乘客饱受颠簸之苦。坐上几十里路，往往困顿不可言状。
英国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甚至皇帝坐的马车也是一样的不舒服：“皇帝轿后有一辆二轮成车，式样笨重，又无弹簧座位，同中国的普通马车相差无几……同英国赠送的舒适、轻便、华丽的马车比较起来，上下悬殊简直无法比拟。”（《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而中国人乘坐英国马车的感受也让他们信心大增。斯当东写道：“特使在这段路上乘坐从英国带来的马车。从北京到鞑靼区这条路上，这样规模的大马车，大概首次遇到。特使有时约请几位同行的中国官员进到车来同坐一起。中国官员最初怕车身太高，容易倾覆，特使告诉他们绝对安全。他们坐在车上，看到各种灵巧设计，尝试到舒服的弹簧座位，可以随意开关的玻璃窗和百叶窗，车子走得又稳又快，他们乐不可支。”
如果说科技知识缺陷使皇帝无法理解英国科技仪器的过人之处，那么他的屁股总能感受到西洋马车的舒服吧？
不料，事实证明这是又一个可笑的一厢情愿。英国人“进贡”的两辆有弹簧减震设备的马车，根本没有被乾隆看见。因为车子的形制不合中国规矩：
所有礼物当中，那辆哈切特制作的漂亮马车最叫中国人伤脑筋了。京城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光是车上哪一部分是供皇帝乘坐的就让他们争执不休了。那辆冬天用的马车驭座篷罩带有漂亮的花边，装饰着玫瑰垂饰。它华丽的外表和高耸的位置让大多数人立即认定这是皇帝的座位。但是车厢之内该由谁坐就难以判断了。他们检视了窗户、百叶帘、帷幄，最终得出了结论，那只能是给他的嫔妃坐的了。那个老太监跑来问我，听说那个漂亮的高座是给车夫坐的，皇帝的座位在车厢里面，他面带讥笑地问道，难道我认为大皇帝会容忍有人坐得比他还高，把背冲向他吗？他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驭座拆下来，移到车厢的后面去。（《我看乾隆盛世》）
原来，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位居车厢的前面且高高在上，车夫背对皇帝，不合中国的礼制，只好将这辆车“束之高阁”。
这件事很容易让人想到乾隆的重孙子媳妇慈禧时发生的另一件事：1898年，外国人送给太后一辆德国杜依尔汽车公司生产的第一代奔驰轿车。从普通人角度分析，这大奔至少要比马拉的轿车减震性能好，也要比人抬的凤辇减少颠簸感。然而，史料记载慈禧对这辆大奔并不满意。因为这辆车里，司机坐在太后的前面，这让慈禧很扫兴。因而仅仅坐了一次，就被慈禧弃而不用了。从那时起，这辆大奔就一直停在颐和园内。据说在“###”###期间被砸烂后扔进了废品堆。
十一
对礼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对英国人的反感。他认为自己受了“矜大其辞”的英国人的骗了。
而马戛尔尼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候通过和蚧实厶岢隽擞⒐募赶钪饕蟆�
见到马戛尔尼的这封信，皇帝才明白了英国使团的主要目的，原来并非是庆祝他的生日。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6）
皇帝给英国人下了一道长谕，逐条驳回了英国人的请求：
关于英国人想与中国互派使节，皇帝说：“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饰，天朝亦从不肯加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关于开放珠山、宁波、天津，皇帝说：“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一律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所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晓谙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船泊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对在北京设一洋行，皇帝说：“京城为万方拱宸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关于英国人想“获得”一个岛，放置货物，皇帝说：“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至于让生活在广州的英国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度这个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样断然拒绝。英国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内，并且恳求说，他们在广州期间，应该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而进行锻炼的自由。英国人还保证说，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但皇帝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早有过定制，不容更改。他说：“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至于夷商等出入往来，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察，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转非体恤之意。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7）
关于改革广州贸易体制并公开关税，皇帝则说：“粤海关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总之，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被否定。
十二
这道谕旨，几乎是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是怀抱着相当兴趣的。汉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险，与欧洲遥通声息。唐代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相当繁荣，“自伊吾以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各色人种的商人聚集长安，一直是大唐开放气派的一个标志性证明。两宋海外贸易更为繁荣，数代皇帝对外贸都十分重视。北宋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因而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岁获厚利”。南宋偏居东南一隅，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错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南宋外贸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分量。大元王朝的开放直接导致了《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马可？波罗记载当时刺桐港（泉州）繁荣的盛况：“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这里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量却不到百分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虽然贸易关税和运费加在一起占到了货物价值的一半以上，但剩余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润。”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十六世纪起，西方国家以葡萄牙为先锋跨越重重大洋终于来到久已神往的东方海面。它们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岛屿建立贸易据点，展开激烈的贸易霸权争夺。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而恰恰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转向闭关锁国。
当西方人出现在东方海面之际，中国恰逢改朝换代。在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来，海外贸易除了进口些用不着的奢侈品，以及带来危险的海外势力外，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他下诏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不仅海外贸易，连近海内贸都在禁止之列。虽然明成祖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但是其目的仅仅是招徕朝贡国以及寻找建文帝。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赔本买卖很快停止了。明朝中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允许小规模海外贸易，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间，明世宗规定：“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明初郑和宝船有九桅之多，船的吨位也大至一千五百吨左右，而双桅船的载重量则只能在五百石以下。这一禁令影响持续了三百余年，直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海船仍限制在两桅。
清朝建立后，由于台湾郑氏势力的存在，一度宣布禁海。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朝收复台湾，同年十月，开放海禁。这是中国赶上世界的最后一个机会。从内外条件来讲，中国都处于有利地位。从内在条件看，康乾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绸缎、生丝、瓷器、茶叶等独步世界的商品不仅销往南洋、日本、中亚等传统国家地区，而且远销俄国和欧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五个百分点，大约相当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