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没有修好。他对售票员说，他不要求退票，但请她帮他再拦一辆车。他的说法遭到了别的旅客的反对，他们说，要是修不好，票都得退掉，不能因为一个人坏掉了规矩。他只好在那里等下去。
天已经黑了，他接过一个旅客的手电筒，帮修车的司机照着。他还往天空照了照，灯柱一直延伸得很远。人们都等得很着急，为了让人们不生气，他还用手电照了照自己的脸。这是他小时候常玩的把戏，手电从下巴往上照，那张脸就显得非常好玩。“真他妈滑稽啊。”果然有人这么说。
他想起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起为南方的一本杂志搞人文精神对话，晚上喝酒的时候，一个人喝醉了。有人在饭店门口用手电照了照星空，那个喝醉的人立即要顺着那个光柱往上爬。拿手电的人把灯光一灭，那个人就像从树上掉下来了似的，一头栽到了地上。
他想，等我见到了邓林，我要把这个笑话给她讲一讲。一直到九点多钟，他才到达济州。他来到了济州宾馆，可门卫不让他进去，说这里正在开会，不接纳别的客人。他看了看他住过的那间房，那里并没有亮灯，有许多房间都没有亮灯。
他想大概是他的衣服太脏了，门卫把他看成了胡闹的民工。他后悔自己当初不该往车下面钻。我怎么那么傻啊，售票员都懒得钻，我干吗要进去呢？他在济水公园斜对面的一个小旅店里住了下来。
房间里没有电话，他也不想给她打电话，他想给她一个惊喜。但认真地洗漱完了之后，他还是到门口的一个小卖部里去了一下，那里有一个公用电话。可他怎么也打不进去。小卖部的那个人把电话拿了起来，交给了别人。
人的心灵是多么粗糙啊，孙良想。他站在小卖部外面，生了一会儿气，又向另一个小卖部走去。他刚刷过牙，本来不想抽烟的，可他一进去，就买了一包烟，并对卖烟的人说，先不要急着找钱。后来，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交通电台的门口。
有一个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戴着他熟悉的那种圆顶帽子。从身高上看，她显然不是邓林，可他还是差点喊出“邓林”两个字。他理过发了，那件她熟悉的外套也留在了旅馆里，他担心她出来的时候，一下子认不出他来，所以他尽量往有灯光的地方站。第二天下午，他终于和她取得了联系。她告诉他现在没法出来。“要过元旦了，我们正在准备一台节目，很忙。”她在电话里对他说。他没吭声。过了一会儿，她又改口了，说，要见也只能见一面。她以为他又住到了济州宾馆，说，她派人将一张票送到济州宾馆的门卫那里，他可以拿着票进来。“如果别人问起来，你就说，你是司机，送人来审查节目的。”他还听见她抽空和别人开玩笑：“都是你把我害的，谁叫你让我主持这玩意呢，不管是什么人都向我要票。”
那个男人说了点什么，引得她笑了起来。孙良想，那是个什么鸟男人呢？他立即难受了起来，对她甚至有点憎恨。他去了，从打印出来的节目单上看出来，这是一场和部分听众联欢的节目的预演，邓林是主持人之一。
喑哑的声音遇上了邓林 （3）
到场的人并不多，可是有第三个人在场，孙良都会觉得人有点太多了。邓林穿着白纱裙，他周围的人都说，那身打扮不错。可孙良觉得一点都不好。他不想看到她这种公众形象。到场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电台的职工和家属。他是从身边人的谈话中听出来的。
“正式演出的时候，也不能让那些傻冒听众来得太多，否则的话，很可能会闹出点什么乱子来的。”他听见一个人说。现在我就想闹出点乱子，孙良想。孙良出去了，在演播厅外面吸着烟。吸了两支烟之后，邓林也出来了。她并不叫他，很直朝楼道走去。他连忙跟了过去。
她果然在三楼的楼梯上等着他。那里有两个工人在扯着电线。邓林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她平时大概从来没有搭理过他们，所以他们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她又和他打了个招呼，说：“你也是出来取东西的吗？”他感到这实在是好笑，但他还是说，是的，我要取一份贵重东西。“你怎么能把它称做东西？”她突然说，同时还在往上走着。他没有答话。
他的脑子还来不及产生另外的念头，只有刚才那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嗡嗡响着——我想闹出点乱子来。这个楼只有五层，否则，他们可能会一直这样走下去。走到头的时候，她说：“你现在就走，一分钟也不要耽搁。”她吻了他。
因为彼此的慌乱，有一次，她竟然吻到了他的耳朵上，在那里留下月牙似的一圈口红。“他也坐在下面。”她说。他知道她说的是她丈夫。她拒绝他吻她，因为她脸上的浓妆，一吻就是个牛痘似的疤痕。
他是多么想吻一下那个牛痘疤啊，那是让他悸动的私人生活，可它现在却牢牢地隐藏在给众人看的白纱裙下面。她用手擦了擦他的耳朵，让他从另一个楼梯口绕下去。一个抱着手风琴的男人走在他的前面，边走边拉着。他跟着他走到一楼演播厅的门口。
那扇门把手风琴的声音挡住了，但他还是听到了一些声音。先是邓林那标准的主持人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打击乐。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但他没能从那喧嚣的鼓点中听出来什么节奏。
以后每隔两三个星期，他们就会见一次面。如果是她来郑州，她就会在这里住一个晚上（也只能住一个晚上，因为她的节目一星期要播三次）。她不住他家，她每次都先在附近的一个旅馆里安顿好，再打电话让他去。
只有一次是个例外，那是在临近春节的时候，那个小旅馆里住满了人，她只好在他这里住了下来。可那天，他们几乎没有怎么睡，他们先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然后回到他家里，默默地吃着从街上带回来的快餐。
孙良吃得很认真，把菜叶上凝结的浮油抖掉之后，再填到肚子里。她说她正在减肥，不能多吃，但她喜欢看着他吃。她问他最近写了什么文章，她想带回去看看。他说好长时间没写了，不是没东西可写，而是觉得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别人都写过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那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如果你想看什么书，你就从上面拿好了。”她的手在膝盖上拍了两下，坐在那里没动。她好像被地板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一封信，是他写给妻子的信。
他对她说，那信虽然很短，但抄它还是费了一些时间，因为他想把它写得尽量工整一些，漂亮一些。他说，他的妻子也喜欢看他的字，那是她和祖国惟一的联系。
有一年冬天，一个星期六的午后，他正在午睡，突然被她的电话吵醒了。她说她现在就在郑州，让他到奥斯卡饭店附近的那个公园里去见她。他在新买的市区交通图上查了一阵，才搞清楚那个奥斯卡饭店就是以前的中原酒家。
那里距他的住处并不远，他还有时间把脸、头发收拾一下。刮胡子的时候，他一不小心把耳垂刮了一下。他小心地在那里涂着药水，突然发现有几根白发支棱在鬓角。她已经在公园里面等着他了。
正对着门口，是一个用冬青树修剪成熊猫形状的盆景，远看上去，就像一幅卡通画。她就站在那里，一些暗红色的落叶在她身边拂动着。他们边走边聊，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她的丈夫。她说，这次她是和丈夫一起来的，她的丈夫正在宾馆里开会。
“他常来这里开会，接见别人，或受别人接见。”她谈到自己并不厌恶丈夫，尽管他从未让她感到幸福，但也从来没有给她带来过什么痛苦。他们继续走着。她谈到她的那些听众非常可爱，也非常可怜，因为他们从来听不到她真正的声音。“只有你是个例外。”她说，他纠正她说，不是可怜，而是可爱。
他们这时候真的看到了许多可爱的人。那是些孩子，他们在一个滑梯上爬上爬下。像往常一样，在散漫的交谈中，有什么最紧要的话题好像随时要跳到他们之间。他们踩着悬铃木暗红色的果球，绕过了一个小树林，在金水河边坐了下来。她把脸埋到双膝之间，小声地哭了起来，那声音跟她平时说话的声音一样喑哑。
他想像着能用什么办法来安慰她。他对她说，他真是在爱她，但这似乎并不顶用。是的，如果她现在明白无误地对我说，她也深爱着我，那又顶什么用呢？如果现在是我哭了起来，她又会怎样安慰我呢？于是，他又想像着自己哭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好在天黑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他想像，所以他并没有感到事情过于棘手。周围的灯光慢慢亮了，在他们面前，是金水河黝亮而细碎的波纹。
朋友之妻车票已经买了
怎么拍打方向盘都没用了。五月底的这个午后，暴雨过后的汉州变成了一片泽国。杜蓓很自然地想起了威尼斯。三个星期前，她刚从意大利回来。她在波伦亚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研究符号学。回国前夕，她还去过一次威尼斯。在发给丈夫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她说威尼斯太美了，那些古典建筑就像水面上盛开的睡莲，映在窗玻璃上的水纹，温柔得就像圣母的发丝。她对丈夫说，要不是因为我还爱着你，哼，我才不回去呢！在另一封邮件中，她说她要向政府建议，在汉州多挖几条河，有了水城市就有了灵性。
她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星期后，上帝——回到了国内，或许该称老天爷了——竟以这种方式满足了她的愿望，眼下，枯枝败叶和花花绿绿的塑料袋打着漩从她的桑塔纳旁边流过，向前面的铁路桥下汇集。那里地势更低，有个女人水过来的时候，积水竟然一直淹到了乳房。停在她面前的是一辆黄色面的。司机的光头伸出车窗，就像一只吊在墙外的青皮葫芦。他不停地向后看，显然想找个车缝儿倒回去。那条汗毛丛生的胳膊也悬挂在车窗之外。她隐约看见上面刺着拳王泰森的头像，她曾在电视上看到泰森的胳膊上刺着毛泽东的头像，看来偶像也有偶像。这位拳王的崇拜者也喜欢用拳头说话，眼下他就一边张望，一边捶门叫骂，意思是要和市长的姥姥做爱。
“做爱”这个词在杜蓓的耳膜上停留了片刻，她立即想到了放在坤包深处的那盒避孕套。那是丈夫喜欢的牌子，“风乍起”，上面还标明是激情型的。她想起来了，丈夫当知青时写过的一首诗，名字就叫“风乍起”。她的丈夫早年是个诗人，现在是国内著名的哲学教授。杜蓓出国前一个月，他调回了上海——他原来就是个上海知青。他和前妻生的儿子已经快上中学了，为了儿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把儿子也带去了上海。
年底以前，杜蓓也将调到丈夫身边。她还在国外的时候，丈夫就在电子邮件中对她说，他已经快把她的调动手续办完了。“一共要盖三十二个章，已经盖了二十多个了。”没想到一个哲学家为了她每天在俗世中穿行。她不免有些感动。她回国的时候，丈夫本来要赶到北京机场接她的，可由于他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要来参加复试——他说，其中确有两个好苗子，也喜欢写诗，令他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他不得不取消了这个计划。她自己呢，因为一些必不可少的俗事需要处理，所以也没能去上海看他。如今，事情总算忙完喽。按照原来的计划，杜蓓将乘坐明天凌晨一点钟的火车赶赴上海。光头司机再次捶门叫骂的时候，她想，骂得好，Fuck！骂得好。如果儿子没在车上，她也会骂上几句的。
这么想着，她赶紧回头看了一眼儿子。儿子今年五岁了，在她出国期间，一直由退休的母亲和小保姆带着。儿子和她很生疏，她回国几周了，还没有听他叫过一声妈妈。这天，他之所以愿意跟她出来，是因为他喜欢坐车兜风——这是在儿童乐园里坐碰碰车养成的习惯。
她曾亲耳听见他说过几句粗话，并为此揍过他。母亲告诉他，那些粗话都是从幼儿园学来的，这个年龄的孩子正热衷于模仿各种粗言鄙语，而且一学就会。眼下，儿子踩在后座上，好像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似乎并没有听见那些粗话。“我也要坐唐老鸭。”儿子突然说。“唐老鸭？”透过车窗的后视镜，她看见了儿子所说的唐老鸭。那是一支三轮车队，每辆车的车篷上都画着几只唐老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