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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那你为什么要操作这个基金呢？奥黛莉会这么问我。“你平常光是操作自己的账户就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又何必一定要操作这个基金？”
“可是我想多赚数以千万计的钱啊！我要当市场上最大也最棒的操盘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别人拿钱出来。”
“嘿！”奥黛莉会说：“那干脆成立你自己的基金算了嘛！订自己的规矩，投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当自己的老板。自己控制部位的持有期间，每个月只需要照主管机关的要求发行一次公报。你不会有任何内心冲突，没有人会来打扰你，也不会再有那么多问题了！”
所以啦！在一九八九年初，我停止为艾尔德公司操盘，并告诉那个专精于设立避险基金相关事宜的律师——修华及柯塞尔（Seward & Kissel）律师事务所的约翰·塔维斯（John Tavss），我要开始计划自己基金的创设作业。到了六月时，约翰已完成了所有的纸上作业，但对这一切我还不是非常确定。回想起自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美国交易所为自己的账户操作以来，我没有一年产生过亏损，我是如何在连续五十五个月中保持无亏损的操作绩效，如何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如何得到我梦寐以求的一切——完全的自主性。为什么我需要操作其他人的钱？然后我回想起在商品公司半年度的操盘手餐会中，在麦克·马可斯和布鲁斯·考夫纳这些人面前昂首阔肯的感觉，以及保罗·都铎琼斯在会场中打个照面后，就搭私人直升机前往他度假别墅的情景。我总是喜欢和那些市场上的能手比个高下。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六月份我的孩子们开始放暑假后，我们到亚斯本度了一个假。我从来没有去过亚斯本，但是亚斯本是海默·威玛和其他大人物们最常去充电的地方，所以我怎么可以没去过？在距离纽约市和金融市场两千英哩外的地方享受清新、干净的山间空气使我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曾经花了九年半的时间当一个证券分析师，又花了九年的时间从事操作，并且创造了我作梦也想不到的成就。现在我必须决定是否要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每个早晨我都会走出那位于山脚下的度假小屋，跳上我的吉普车，把帆布顶蓬放下来，呼吸着新鲜的山间空气，然后像一个牛仔似的开车到亚斯本市区买一份华尔街日报。我经过机场时可以看见停机坪上停放着属于电影明星、大企业家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的豪华私人飞机。我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我们回到纽约时，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租一间我所能找到的最大、最豪华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一幢新建大厦的顶楼，能够以完美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它的租金可不便宜，但那又怎么样？我签下了为期三年的租约，以每月一二、五美元的价格租下了这个占地三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室，等于每年十五万美元的租金，那又怎么样？这和我将要赚进的大把钞票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我让奥黛莉挑选办公家具。她选了一些具有后印象派主题，强调立体派画风，并且隐含后巴洛克时期风格的作品。而这些总共花了我七万五千美元，那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得要把办公室弄得好看些，而我总是想像自己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把脚翘在办公桌上。
我的朋友艾尔和克利夫，也就是东北城区那家佛雷斯哥——伯雷特画廊的两位老板，借给我一系列的现代艺术作品。走进我的新办公室就好像走进古根汉艺术馆一样。我另外又花了三万美元买进最先进的电脑设备和电话系统，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得是最好的我才要。然后我又在外面雇用了两个新员工，每人每个月付他们二万美元的薪水，这可是一大笔钱，但是又怎么样？只要在我手底下做事，他们很快就会变成明日之星。到了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我的感觉和外表也开始像个市场上的高手了。现在我需要去找一些愿意付高价给我的有钱投资人了。
事实上，我需要两组投资人，一组投资在我的国内基金，另外一组则投资在我的海外基金。市场上的高手都拥有两种基金，而我也很想赶快变成大玩家。两种基金代表多两倍的资金。
回想六年代，当我还在商学院里读书时，避险基金是一种有限的合伙关系，其中基金经理人属于一般的合伙人，而那些拥有一百万美元以上资金、所谓多角化投资的富有投资人就属于有限合伙人。按照美国的法令，基金不能接受超过九十九位投资金额不低于五十万美元的投资合伙人，而且必须以美国股票为主要投资标的。
到了八年代末期，一切都改变了，六年代的那些避险基金和九年代的避险基金比较起来，就好像约翰·伍登之于麦可·乔丹。像乔治·索罗斯、朱利安·罗伯森（Julian Robertson）以及麦可·史丹哈特（Michael Steinhardt）之类的避险基金经理人都募集了数十亿的资金，如此庞大的金额使他们无法选出足够的美国国内股票作为投资标的，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广大的国际市场，使他们得以有更大的舞台发挥并且运用更高的财务杠杆。他们设立了美国证管会无法管理的海外基金，并且开始在全球的外汇和利率市场从事投机交易。他们会介入美元兑日币的市场，或者是美国公债对德国公债的价差交易。
募集资金
为了要和这些正牌的大型投资机构竞争，我必须要设立两个基金。其中国内基金的名称是沙伯林纳合伙基金（Sabrina Partners L。P。），而海外基金则名为沙伯林纳海外基金（Sabrina Offshore Fund Ltd。）。我将这两个基金的最小投资金额都设为一百万美元，而且资金投入后一年内不得领回，这个作法可以让我不必担心有人会干涉我的操作，使我享有更多的自主性。
由于我是冠军操盘手，所以我收取四％的固定基金管理费，再加上总获利的二％。而由于投资人其实是投资在我个人身上，所以有必要把我的操作风格和方法详细地加以介绍。在营运计划书当中，我强调我的作法和一般的资金操盘手不同，我同时操作股票、选择权以及期货，而且从过去的纪录中，我在这三种领域都能保持持续获利的绩效。在任何一段时间中，我可能无法和个别市场中的特定操盘手赚同样多的钱，但是以长远的表现来看，我在各方面都能胜过他们。我是冠军操盘手。约翰·李修（John Liscio）曾经在《贝伦周刊》中这么说过，而杰克·史瓦格（Jak Dschwger）也在他的《金融专家》（Market Wizard）一书中表示过同样的意见。
为我的国内基金——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资金还算是我能力所及的事。就像我在安赫斯特写毕业论文一样，我拿起一叠纸卡做记录，但这回上面写的可不是凯因斯或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理论，而是我脑海中所能想到拥有一百万美元资金的人名和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一一打电话给他们，写信给他们，和他们见面喝一杯，寄给他们我的营运计划书，也寄给他们所有介绍我成为冠军操盘手事迹的媒体剪辑，其中包括李修那篇文章的副本，以及史瓦格的书。我一再打电话给他们，重复地写信，赞助他们的慈善捐款，寄给他们另一份营运计划书以及那些剪报。我恳求他们到我那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新建大厦的顶楼、能以完善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的新办公室参观一下。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就邀请他们到奥黛莉精心布置的会客室，里面有后文艺复兴风格的家具、巴洛克时期立体派画风的古董作品，以及艾尔·佛雷斯哥和克利夫·伯雷特提供的现代艺术品。就这样，到了十月时，我已经为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了二千二百万美元（其中我自己投入五百万美元并担任常任合伙人）。
不过为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募集资金可就非凭我一己之力可以办到的事了。我曾经到过欧洲几次，但是对那些国际型的大投资客可一个也不认识。一般而言，美国的资金经理人找寻国际投资者的方法，都是经由一些具有国际上良好关系的掮客来进行，并经由这些掮来将资金操盘手引介给那些国际投资人。这个方式所面对的问题是可能有些掮客会要求巨额的佣金，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决定一试。有一个添惠公司（Dean Witter）来的家伙是第一个和我接触的人。他宣称他有一些“了不得”的国外联系管道。我可不打算把我获利的二五％给他或其他任何一个和他一样的寄生虫。所以我在外头放话说我最多只愿意依客户的多寡支付佣金。只要他们帮我介绍客户，我就付他们定额的佣金，这就是我的条件。
有两家经纪公司接受了我的条件。奇德（Kidder）公司的保罗·桑德斯（Paul Sounders）和琵芭迪（Peabody）公司的凯文·布兰特（Kevin Brant）和我接上了头。他们都是经营资金募集业务的公司。他们有一个名叫拉柯许·巴加瓦（Rakesh Bhargava）的印度籍同事，而且这个印度人和印度、巴基斯坦的许多富豪有很好的关系。我一直认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是很难缠的敌人，但很显然地当我可以从中得到赚钱的机会时，那又有什么关系？凯文和保罗请拉柯许于十月中旬在伦敦安排几个会议。我同意这个安排，所以凯文和保罗就为我排定了伦敦这一系列会议的时程。
我一直都期待着这趟旅程。我非常喜欢伦敦。记得六七年那次暑假中在伦敦的日子，以及当年想像着能到伦敦经济学院拿一个经济学硕士的梦想。我还记得当年从旧克伦威尔路我那个位于四楼的租处搭地下铁到骑士桥的景象。我曾经走进当地的赌场，期望有一天能够在赌桌上大捞一票，曾经搭乘火车到爱普森去看那头小马，曾经搭乘双层巴士到哈洛德百货公司去，并且期待哪一天能有机会再回到那里去大肆采购，曾经经过丽池饭店、康诺特饭店、伯克莱饭店以及克莱丽奇饭店，梦想着哪一天能够住在这些全英国最金碧辉煌的旅馆，并且从一部劳斯莱斯轿车中走出来，由打着领结、穿着红色短礼服外套及闪亮黑皮鞋的门僮为我开门。克莱丽奇饭店是我这次行程最想住的饭店，所以我打电话给艾尔和克利夫。由于他们和全世界的艺品商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在全球各大饭店都非常受欢迎，而他们也透过关系帮我弄到了一个房间。
在十月十三日，星期五的早晨，我轧平了所有的部位，在司机来接我去机场前无聊地看着报价荧幕解闷，当时市场正在重挫当中。那一阵子市场中的话题是聊合航空的融资收购案（Leverage…Buy…Out，LBO），在这个融资收购案中聊合航空的每股叫价是三百美元，但是突然间融资者缩手使得这笔交易顿时化为泡影。这个案子正是垃圾债券风光年代的产物。市场的反应告诉我们该是为八年代的过度扩张付出代价的时候了。我马上觉得这笔融资收购案的失败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显示一个操盘手在十年当中都难得碰上几回的赚大钱良机将要来临。而我就坐在这里，完全准备好随时采取必要的行动。我所有的部位都已经轧平，就好像是坐在一堆现金上面似的。我打电话给凯文和保罗。“取消这次的行程。”我说：“在这种市场状况下我哪儿都不想去。”
他们完全了解我的状况。一些个人的紧急状况诸如死亡、结婚或是生病，对一个操操盘手来说都不是用来取消会议的理由，但是为了赚钱而取消和客户的约会是绝对应该被接受。他们打电话给拉柯许，告诉他把我的会议行程延到下个礼拜举行。拉柯许说没有问题，为了一个对我有利的市场状况而取消和客户的会议只会加强我的名声。我就是那个拥有点石成金术（Midas Touch）的家伙，我也是华尔街的优胜者，一名冠军操盘手。
我看到市场重挫了一整天，到了下午略晚时，道琼工业指数已经下跌了一九点。每一个人心里想的都是“同样的状况又来了！”大家都相信市场将会出现像八七年一样的崩盘局面。好极了！我很清楚该怎么做。在八七年的股市崩盘当中，投资人因为认为股市的泡沫已经破碎，所以抢进债券市场，把公债的价格拉高。换言之，投资人会把资金从股票市场拉出来，转而投入固定收益资产的证券。债券期货市场在下午三点收盘，所以在二点五十八分时我开始买进债券。股票市场到四点才收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