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体温一直往上窜升。从华氏一三、一九到华氏一一六度。我的身上插满了各种注射针管，其中一条插在右手臂上注射着加入红霉素的生理食盐水，另一条插在左手臂上则注射着头孢菌霉素。第三条插在身上的针管是一支导尿管，它只是用来收集我膀胱中的尿液，但却是我最痛恨的一条针管。
高德医师是胸腔外科的医师，他过来向我解释目前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舒华兹先生，”他说：“我们准备要试用抗生素来控制你体内的感染状况，但你知道的，如果你的心脏四周还是继续积水的话，就必须动外科手术加以治疗。”这是我最不想选择的方案。
当天晚间七点，奥黛莉来看我。在说完孩子们的事后，她提醒我金克劳德（Jean…C1aude）今天打了一整天电话找我。金克劳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寄生虫，他是另一个专门介绍欧洲有钱人和热门基金经理人接触的掮客。和威利（在苏黎世帮我找客户的另一个掮客）不同的是，金克劳德的办公地点位于纽约市的世贸中心。如此一来，他可以随时留意与他合作的基金经理人的动态，而他那个在瑞士当银行家的哥哥金皮耶（Jean…Pierre）则在欧洲帮他挖掘客户。在过去的十个月当中，金克劳德简直就是一个令我讨厌到极点的头痛人物。他总是不断打电话给我，在我做交易的时候打扰我，多嘴多舌地跟我说要怎么样才能让基金操作得更好。“马提，马提，你要好好操作，你的基金比起别的基金表现较差，你的绩效得更好才行！”
金克劳德告诉奥黛莉他得立刻和我谈一谈。当奥黛莉告诉他我再度住院时，他希望知道我住的是哪一家医院。他说要来看我，但金克劳德担心的可绝对不会是我，他担心的是他的钱。当奥黛莉不愿意告诉他我住在哪个医院时，他开始有点发火了。“如果马提在本周结束前没有和我连络的话，我就要把我客户的钱，转到另一个愿意回我电话的人那里去。”
我告诉奥黛莉回家去，不要理会金克劳德。我因为药效发作而头昏得没法子和奥黛莉多说什么，而且胸口也痛得没有心思去担心像金克劳德那样的瑞士黄鼠狼。奥黛莉离开后我试着要睡一下，但是大约在晚间九点时，我突然觉得眼前一阵天旋地转。“依莎，救命啊！”我尖声叫着：“我快要死了！”接下来我只知道一部急救推车推进了我的房间。
依莎按下了紧急求助铃。那些药对我而言都没有效果，我心包里的积水已经急速增加到直接压迫心脏的地步。我的脸色发青，血压降到只剩下四、五的状况。在几分钟之内，一整个急救小组已经围绕在我床边。我的头旁边有一位麻醉师，一位胸腔外科医师伏在我的身体上，床脚则有一位心脏专家监看着心电图，甚至有一位医生连电击器都准备好了。我身边的人不停地大声说话，喊叫着仪器上的读数，并且下达指令。“血压六—八，还在下降中。”“给我五CC。”“血压五五—七。”“心跳一六，非常急促而微弱。”“血压四—五，我们快要失去他了。”搞什么！失去我？“救我，救我，请不要让我死！”我气若游丝地说着。脑海中浮起女儿和小儿子的脸孔。“求你，求你，不要让我死。”医生开始将我的血压稳定下来，但双腿却因为医生将一些冰冷的液体打入我体内而开始剧烈颤抖。我再度昏厥。
我在一张推往加护病房途中的担架床上醒来，身上满是连接管子的注射筒。一根导管从我脖子上切开的一个口子中接出来，在外面摇晃着。很幸运地，高德医师也是一个工作狂。他刚刚才动完一个开心手术，一直忙到深夜，然后睡在医院里。当我看到他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们马上动手吧！”
高德医师通知奥黛莉，准备马上为我动手术，但是奥黛莉必须照顾孩子们无法抽身，只好打电话给她姊姊琳达，把她从睡梦中挖起来，等着她到我们家来。在此同时，我可能已经开始动手术，并且可能再也看不到她了。就在我要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一个非常美丽的护士对我说：“舒华兹先生，很抱歉，但是我们必须把你的结婚戒指拿下来，你不能戴着戒指进开刀房。”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平常总是随身戴着结婚戒指。就算有某些特殊状况不得不拿下来时，心里还是觉得我戴着它，由于我在婚后体重一路上升，手指上已经留下明显的戒痕。我试着把戒指拿下来，但是没有办法。我被注射了太多的液体，而且臂膀和手指都因为吃药而有些浮肿。那位护士用一些肥皂和水，很温柔地把戒指从我手指上拿下来。我强忍着泪水，对她说：“拜托你把我的结婚戒指拿给我太太，并且告诉她，我希望她能够有机会把戒指再戴回我的手上。”
凌晨四点半，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我平躺着看着手术台上的灯光逐渐放亮，心里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看见阳光。他们把我从活动病床上移到一个小小的不锈钢手术台上。我硕大的身躯几乎没有办法配合它的大小。他们注射了另外一个针管到我左手背下面的静脉里。一位麻醉师开始用一种低沉、自信而平稳的语调在我耳边说：“马提，我们现在要把你的手包起来。”我的右手臂被包裹起来并且固定在床单上，左臂也被包裹住然后放在我身边。“现在我们要把一个支架放在你的背部下方，这样就可以让高德医生看清楚下刀的部位。”当他们把那个支架放在定位时，我可以清楚感觉到它的坚硬和冰冷。“现在我们要在你的头上盖上保护巾。当麻醉开始时，你会昏迷几秒钟。现在我要你从一百开始倒数。好，开始倒数吧！九九、九八、九七……”当我数到九六时我的身体有一阵疯狂的感觉直冲到每一条神经。我看到白色的磁砖从面前飞过，速度愈来愈快，好像坐在一列不断加速的云霄飞车上。
一阵干渴的感觉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的嘴巴简直比沙漠还要干，脑子里惟一想的就是能马上喝一口水。我根本不管身上插满的针管，那些针管和我身上的疼痛告诉我我还活着。一个护士靠上前来。“早安，舒华兹先生。很高兴你平安动完手术了。觉得怎么样？”
“水，”我沙哑地说着。
“不行，不行，还不能喝水。医生马上会来看你，然后我们会把你转到加护病房去。”
“痛！啊…好痛啊……”
“这样就好。疼痛表示你已经好多了。等一下你被送到加护病房去时，他们会马上帮你注射一些吗啡的。”
我再度感到头晕，在他们移动我的过程中，我只觉得四周叮叮口当口当声响不绝于耳，就好像身处于一个电动弹珠台游乐场里似的。然后才发觉我已经被送到加护病房，而那些嘈杂的声音是来自病房中用来观察每个生命垂危病人状况的医疗仪器。一个挂在墙上的大型时钟显示时间是十一点半。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一定是吗啡发挥了药效。
我开始向四周观察，检查每一部放在我身旁的机器，试着看懂机器上所显示的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义。虽然我身上安装了一根导尿管，不管目前我所能争取回来的有多少，我还是不放弃重新建立一些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床边的一个大型电视荧幕，上面显示了五个项目。一个心电图持续在荧幕上跳动，下面是一个小格子，里面用绿色的数字显示着我的血压（八二—一三四），心跳速度（九八），血液含氧量（九七），和心脏压（八/一）。这些数字让我想起了我的Quotron和Metriplex报价机。我开始做一些呼吸练习，来测试一下我是不是能控制自己的血压。我不停地吸气、吐气、弊气，眼睛盯着机器上的读数，七八—一三，八六—一三八。
“巴奇！停止这么做！”我的心思太专注于那些仪器的荧幕，以至于没有看到奥黛莉已经走进病房。她转头对跟着她一起进来的护士说：“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他平常就是盯着荧幕过日子的。你们如果想要让他的血压降下来的话，就快把这些该死的机器挪开。”那个护士照办了。
感恩节的短暂团聚
当你只能躺在床上盯着时钟看时，时间似乎过得更慢了，而这正是我在接下来五天里惟一能做的事。当我在做交易时，从来不觉得有足够的时间，总是希望时钟能够停下来等等我。现在，我在心里不停催促时钟走快一点，因为我知道随着时间逝去，我的情况就会逐渐恢复正常。我的目标是先把体温降下来然后回家过感恩节。而我真的办到了。二十二日星期四，感恩节当天，奥黛莉来接我回家。我没有力气坐在餐桌旁用餐，药物治疗使我仍然不很稳定，但是至少已经出院和家人团聚。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整个周末中，我都在整理上周不在时所堆积下来的邮件。一封苏黎世来的信中说道：“请贵公司照本人先前指示，将本人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全数赎回……”在拉柯许·巴格瓦、奇德，及琵巴帝公司的来信中说：“本人在此请贵公司赎回本人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开曼群岛来的信中提到：“请照本人于十一月十三日去电中之指示，确实赎回所有持份……”来自巴哈马的邮件也写道：“谨以此信通知您本人将要求赎回本人之持份……”，“我们要求‘立即’赎回所有持份，最晚期限为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人将于今年底取回所有投资于贵处之资金，本人对贵基金操作风险之提高深感不安……”最后，有一封芝加哥来的信中说：“请将本信视为豪斯曼国际公司之正式通知，本公司已决定将于贵处之账户完全结清，并终止原先之协议……”又有另外七个投资人，包括豪斯曼和另外总额达五百万美元的资金从我的基金中抽走。你想像不到在其中至少有一封信竟然写道：“附注：希望你早日康复。”不过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是他们自己的钱罢了。
我希望他们是最后一批要赎回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投资人，可惜我又错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的早晨，又有一堆传真、信件和快递送到雷克辛顿街七五号，里面全都是坏消息。巴基斯坦的客户要求赎回。我在巴拿马的投资人用西班牙文告诉我：“再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都用他们的母语告诉我同一句话：“再见！”我的基金在一个月之内从七千万美元的规模一下子缩水成四千五百万美元，而我还得继续撑过十二月。我真的必须好好赚一票才行。
但首先我得去看高德医师。他要在星期一帮我拆线。想起又要再回到医院就让我感到痛苦。我确信一旦进了医院，他们又会把我给留下来，然后那个痛苦的过程就会重来一遍。可是我猜错了。“马提，你的手术部位恢复得相当好，”高德说：“但是你还没有完全复原。你可以回家，放松一下，可是不要让自己承受太多的压力。”
我整个星期中都在做交易，但是在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五那天市场开低时，我开始觉得胃部好像停滞不动般地郁闷，身体感到疲惫不堪，心里很想轧平手上所有的部位。我一直撑着直到市场开始上涨才把所有部位抛出，可是在我卖出后债券市场才开始迅速向上猛涨。我的体力完全耗尽，几乎没有力气把握这一波涨势，可是我怎么可以在多头列车终于开动时，只是呆呆站在月台上看着车子开走呢？管他个高德医师！我得要让那些卖出我基金的浑球知道我仍然是冠军操盘手。我打电话给高费德，并且建立了六百口债券期货的多头部位。
三度住院
十二月一日星期六，我几乎没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当我在计算上个月的操作绩效时，我的体温上升到华氏一五度。到了星期天下午，体温已经高达一一二度，我知道又有麻烦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他要我马上去医院的急诊室报到。当我到医院时体温已经升到一二八度。很幸运地，是高德医师——那个和我一样的工作狂在那里。我求他一定要让我好起来。我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只要他开口，我就帮他弄到手。他觉得我在开玩笑，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对他大吼。或许我真的是在胡言乱语了。
“好吧！嗯，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要个新的立体音响好了。”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奥黛莉！帮高德医生买一组立体音响。”我大叫着：“免费送给他！现在，医生，请你救救我的命吧！”
高德医师马上开始为我做心电图。问题出在我的心包囊又开始积水了。他向我们报告了一下我的状况，“我要再送你回加护病房去观察你的冠状动脉功能。我们不想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