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绝不在度假期间做大金额的赌博。如果忍不住要赌的话，也只能拿一些小钱来赌，而且如果缺乏自我戒律的话，就不要带太多钱出门。事实上，只该带你输得起的钱去赌场，而这笔钱的金额也应该非常小。
（3）拿大把票投入赌场或是赛马场是件很荒唐的事。以后只要拿小小的赌资去赌一下职业比赛的结果就好了。
今天晚上学到的教训将在日后显现出它真正的价值，那时就可以证明今晚付出的代价，如果换来的是我下半辈子能够记取教训的话，到底是昂贵还是便宜？该是让自己跳出这种疯狂行径的时候了，我该回到从前相信努力工作才是追求成功和快乐的信念当中。我只应该从具生产性的成就当中得到满足。我必须在为时已晚之前学到这一课。
为了帮助我消除个性中的弱点，我认为必须在就读研究所期间加倍用功，以减清这种好赌的习性。
当然，我写的这些都是狗屁。我才不想放弃赌博呢！第二天我就重回赌桌旁了。而且在我离开伦敦之前，也赢回不少先前输掉的钱，只不过最后剩下的钱并不够还给我的爸妈就是了。
不要违背自己的原则。如果你拥有一个有效的计划，就坚持到底吧！
拉斯维加斯
瑞奇（Ricky G）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在一九七年的冬天，当时我刚从商学研究所毕业并且开始为昆恩·劳伯（Kuhn Loeb）公司工作。我也从位于纽海文的陆战队机动运输补给部，调到位于布鲁克林的俄罗斯侦察部，担任后备军官的职务，平日照常上班，定期回部队去开会或是接受训练。瑞奇是我所属单位中的一名征召人员。他是像美国短篇作家蓝扬（Runyon）那种类型的人，简直可说是嗜赌成性。由于当时在布鲁克林实在没有什么俄罗斯人好调查的，所以我们把大部分空闲的时间用来玩牌，并且讨论有关赌博的话题。
当我们在执行为期两周，位于加州潘达顿（Pendleton）的训练任务时，有一整个周末没事做，瑞奇就对我说：“嘿，中尉，你想要去拉斯维加斯吗？”
我从来没去过拉斯维加斯，所以我很自然回答他说：“Conyetchna；duroch！”
“你说什么？”
“Conyetchna；duroch！翻译过来就是：‘当然好啦，你这个傻瓜！’。”
很自然地，我单位中大部分的征召人员都和我一起开车到洛杉矶，然后搭飞机到拉斯维加斯去了。那时是八月初，天气仍然十分炎热，而且沙漠中仍然不时会吹起沙暴。我们像小猫一样被塞在一个像烘干机似的小飞机上，驾驶员甚至不确定我们到底能否顺利降落。他总共试了三次才顺利把飞机降落下来。我当时还以为我们真的会机毁人亡呢！当我们终于走进沙城饭店时，我看到了吃角子老虎、牌桌、饮料、食物、招待小姐以及各种赌戏，觉得自己好像又活了过来，成为一个重获新生的赌徒似的。
我们住进饭店，服务生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小伙子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服务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需要‘任何’服务，只要打电话给我们就可以了。”我还没有打几通电话要求服务，拉斯维加斯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我最喜爱的地方了。我下楼赌博、回到房间、打电话给服务台、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度下楼，继续赌博。对于一个有良好工作的单身汉来说，拉斯维加斯简直就是天堂。
从那时候开始，我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回拉斯维加斯去玩一趟。我曾经因为和西岸的一些公司来往密切而发展出一个旅游路线。在星期三的晚上，我曾从纽约飞到盐湖城，然后在周四整天和位于盐湖城的公司会谈。周四傍晚，飞到拉斯维加斯，住进凯撒宫饭店，然后整夜赌博。星期五早晨，飞到凤凰城去拜访几家公司，然后在星期五的傍晚又回到凯撒宫去。我整个周末都在赌桌上度过，最后在星期日晚上红着双眼回到纽约。星期一的早上，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写公司访谈报告，并吹嘘我在赌桌上的战果。
对一个纯粹的赌徒而言，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比得上拉斯维加斯。
水道赛马场
那年秋天，我们在布鲁克林的部队开了一次会，瑞奇要我帮他鉴定一下他的足球明星卡。他说他想要打电话给他的马票商（以赌马和开赌盘为生的人）卡迈因（Carmine）。我告诉他：“真巧呢！我也想要找一个马票商和我合作。”
马票商是不随便和人配合的，得有人替你担保才行，所以瑞奇就帮我和卡迈因安排了一次面谈。我们在位于杨克斯（Yonkers）的阿瓜维特（Aqua Vitae）餐厅见面。卡迈因是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小而又鬼鬼祟祟的西西里人，他的领子总是拉得高高的，而帽沿又总是去得低低的，而且他还不停地回头张望。我想我大概看起来不像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因为不一会儿的功夫卡迈因已经开始和我说起行话来了。例如想要下注五百美元的话就是“五分钱”，而一百美元的赌注则是以“一毛钱”来代表。他给了我几个电话号码，让我在需要的时候能找到地方下注，最后他对我说：“马提，你需要一个代号。瑞奇有时候会住在佛蒙州，你是瑞奇的朋友，那我们就叫你槭树（Maple）好了，代表槭（枫）糖浆。”
马提·舒华兹，又名槭糖浆。我喜欢这个主意，所以槭树就成了我的代号。我会在星期日的早晨出门找一具公共电话，拉高我的衣领并且压低我的帽子，鬼鬼祟祟的四处张望，然后打电话给卡迈因。“我是槭树，”我会对着电话小声地说：“巨人队的赌盘如河？底特律的比分八·五吗？好，我喜欢这个赌盘，帮我在狮子队上面买个五分钱（五百美元）。”
卡迈因不接受支票或是信用卡，所以我开始在公寓里找一个好地方来藏钱。所有赌徒都有他们自己怪异的藏钱地点。我终于选定了一本我在读研究所时买的有关联邦税制的书作为藏钱的地方。我发觉那本书是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的目标，而且我喜欢把赌资藏在这本书中所显露出来的讽刺意味。
“槭树”在体育活动方面赌得还算是蛮顺利的，但是在篮球季中，他有那么一点失去控制。如果槭树在那个时候曾经去看过精神科医生的话，他就会知道赌博可能是一种和异性建立稳定关系的替代品。只要槭树的社交状况变得愈糟，他就愈会有进场赌博的渴望，而更糟的是在一九七二年年初时，他不但没有任何稳定的异性关系，同时也正处于不断输钱的状况中。
我曾经在佛蒙州的糖枫林（Sugarbush；Vermont）参加一个滑雪俱乐部，但还是没办法因而和异性建立什么特别的关系，在二月初时我已经在卡迈因那里输了二千美元了，这对我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某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正开着小轿车上山到那个滑雪俱乐部去，那时我已经差不多要宣告破产了。我在那周稍早时曾经南下到路易斯维尔和一家公司的总裁开会。
卡迈因有一种很奇特的赌法，叫做“如果反转就加倍”（Double ifthen reversal）赌法，在这种赌法里，你可以在四种结果中任一种出现时赢钱，你有机会以五百美元赚回四千美元。我一直用我记录赛马、骑师，以及轮盘的方法来记录美国大学篮球赛的比赛结果。而且在那一季接近尾声时，我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想法，知道谁会赢得各场胜利，谁会赢得连续的胜利，或者谁只会赢得主场胜利。我挑出四场比赛来玩这种“如果反转就加倍”的赌法。我在第四场比赛赌路易斯维尔会赢曼菲斯三·五分。因为我在路易斯维尔开会期间，每个人都在谈论主教队，而我对路易斯维尔的感觉也很棒。所以我打电话给卡迈因下注。
星期六下午到晚上我开着车在山路里绕来绕去，调整收音机，想要调出最清楚的收讯，听一听比赛结果。当时正在下雪，我的手冻得不得了，收音机也被静电严重干扰，但过了午夜后我很确定我赢了第一场和第三场比赛的赌局。只要路易斯维尔能赢四分，我就能够脱离困境，大赚一票。我好像听到中场休息前路易斯维尔落后十一分，或者七分，但不管他们落后多少分，听来似乎都不大妙。
我快要发疯了。我得要知道路易斯维尔有没有后来居上。时间已经是清晨一点，我还把车停在滑雪俱乐部的屋外，调整着收音机。我收听到盐湖城的摩门教堂唱诗班、魁北克的冰上曲棍球比数、渥斯堡（Fort Worth）的牲口价格以及拉斯维加斯的拳赛结果。但是并没有听到路易斯维尔或曼菲斯的球赛结果报导。每个人都在俱乐部里参加派对。这也难怪我没有办法和异性发展稳定的关系了。
到了清晨二点，我的汽油用光了。我放弃希望，回屋里睡觉。第二天早上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去滑雪。我坐上车，开进城里，买了一份纽约时报。路易斯维尔最后绝地大反攻，从落后十五分急起直追，最后以七五比七一大获全胜。
我赢了这场赌局了。我赢得了四千美元！我完全脱离困境了。
当我回到城里时，我打电话给卡迈因，问他该约在哪里见面付钱。通常每周的赌局在星期日结束后，赌金的支付日都是下个星期二。卡迈因告诉我他下个星期二下班后会在第八十六街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和我见面，就在电影院的门前。我对于要去拿四千美元的现金感到很紧张。在纽约街头有很多人会为了四十美元割断你的咽喉。我可不敢想像他们为了四千美元会对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当时“教父”这部电影才刚上演，排队买票的长龙绕过了街角。当卡迈因拉高衣领、压低帽沿走过来时，我正站在戏院的屋檐下。他推开排队的人群走上前来，塞了四十张百元大钞在我的手心里。每个人都盯着我们看。我就站在大幅的电影海报旁，从一个叫卡迈因的马票商手中接过一大叠现金。我开始想像在我到家前会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来抢劫我，甚至把我给干掉。我禁不住汗流浃背，直到把那四千美元放进那本联邦税制的书中时才安下心来。
瑞奇有一个朋友名叫比利，他是在汉兹（HHentz & Co）公司工作的一名营业员。比利总是有不少的花样好搞。在一九七一年的八月，我们三个人开车到沙拉多加（Saratoga）去玩。比利说他认识一个宣称可以控制比赛结果的赛马训练师。我怀疑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但是基本上不管你是在赌马还是在市场上操作，其实都一样，每个人都梦想能在事情发生前先知道结果。“比利，”我说：“如果那个家伙有什么动作的话，让我知道一下。”
到了下个月我们开会时，瑞奇把我拉到一旁去。“中尉，比利说他的朋友回又报出了一场比赛的明牌。有一匹马星期四会在水道赛马场跑第六场比赛，它的名字叫‘我的旋律’（My tune），他说赌这匹马稳赢。你要一起来睹一把吗？”
“这当然好啦！宝贝。”
星期一我前往银行，领出一千美元，然后把它夹到我的联邦税制书中。星期二时，我告诉秘书琼安，我在星期四下午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不要再帮我排其他行程。星期三，我买了一份每日赛马报导，并且欢天喜地地发现“我的旋律”的赌盘竟然是四比一，但是在星期四的早晨，我接到一通瑞奇打来的电话。“算了吧！中尉，”他说：“我们玩不成了，我们的马刚刚受了刮伤。”
接下来的星期一是哥伦布纪念日，但即使银行都没有开门，市场还是照常开盘，所以我还是进了办公室。我正准备要出门去吃午餐时，电话铃声响起。是瑞奇打来的。“中尉，我们又可以进场玩了。比利刚才听说我们的马要在第四场比赛时出赛。我们得马上赶到赛马场才行。但是有个麻烦。银行都没有开门，所以我们根本领不出钱来。你手上有现金吗？”
“有啊，大约一千美元吧！但我把钱放在家里了。给我一个钟头回去拿钱。”
“把钱全部拿来，如果有更多的话也一起拿过来吧！我们下午一点的时候在比利的办公室等你。”
这个赌马的机会又回来了。我打电话给我哥哥杰瑞，问他手上有没有更多现金。结果他也想要参上一角。“和我在地铁站见面，往城郊方向的月台上，半个钟头后见。”我说。我抓起西装外套，告诉琼安：“我现在得赶去开上星期四被取消掉的那场会议。这是很重要的会。如果有任何人找我的话，我大约会在三点或三点半左右回来。”
我下楼跑到地铁华尔街站，搭上了往城郊去的列车。我在四十二街那一站下车，和杰瑞碰面，问他拿了一百美元，然后又跳上地铁。我在七十七街那站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