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自己脖子上，他也不退缩。可死参田文镜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将雍正逼到了墙角。雍正没辙儿，为了震住“科甲朋党”，只好将他问斩。
刑场设在北京的菜市口。
临刑之际，宝亲王弘历和雍正二哥胤祉，站出求情。午时三刻，是下刀子的时间。直到午时二刻，雍正才慈悲显露，拿出赦免圣旨交与弘历。弘历飞奔菜市口，仅一刻时间赶到，救下李绂。
说来，这段故事末了有点“神”劲儿。人们都在议论，那弘历不论怎样速度惊人，一刻光景是不能从皇宫赶到菜市口的。所以，后人中，就有了弘历骑马“飞向”菜市口，以及行刑官的钟表午时二刻自己停住之类的传说……
不过，在这儿，我们想要唠叨的是前边儿提到的情节：临刑赦免。
提起临刑赦免，老早就有人讲过类似的故事。大唐武则天年代，一官人叫徐有功，外号“徐大理”。所以叫“徐大理”，因为他当时任的官职是大理少卿。这人又是仗义执言，而且为政宽仁，不行杖罚。对其，平民百姓都是伸出拇指夸赞。有趣的是，他与当时两位也被称作“酷吏”的人──周兴和来俊臣──冤家路窄。周兴、来俊臣，都是武则天的红人，特别喜好用大刑。而徐大理硬是和他们作对，据“法”力争。此等作对，也是等同于和武则天过不去。所以，一次争论起来，武则天像是火头上浇了油儿，非要将徐大理处死。徐大理被押出时，依然回头大喊：“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到了末了，刑场眼见就要出血，武则天一个赦免，刀下终于留住了人。
在国人这里，临刑赦免的故事，自然不止这两个。问题的要害可能在于：为什么国人特别乐意唠叨这些故事。显然，如果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或者一个不该死的诤臣、清官，在临刑一刻逃过大难，那么，人们的心理当然会有畅快的宣泄。可在这心理的底层，又隐藏着一个心理假定：对错是非是清晰的，好人、诤臣或者清官，容易辨认。
在“科甲朋党”的案子里，李绂再如何有不对之处（比如反对应该实施的改革），其人格是无可争议的。这是“对”。杀掉他，因而便显得理由蹩脚。在徐大理的传说里，情形也是类似的，那样一个口无遮拦的正直人物简直无处寻觅。所以，大好人，人们是容易辨认的。打这，“临刑赦免”自是心灵良善的一个期待了。而且，程序上的“临刑赦免”的如此灵活、如此富有戏剧性，也就并不显得那么有悖法律的公正秩序。
可洋人那里，少有“临刑赦免”的传说。洋人常会问：好人、诤臣或者清官，是不是那么容易辨认？在“科甲朋党”一案里，人们把李绂说成人格没有问题，实际上是不是如此？在徐有功传说里，人们也说徐有功人格绝对一流，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洋人总会有怀疑的。他们对“人品”的习惯态度是不放心，左猜又测。如此，他们也就对“临刑赦免”的兴趣没有那么大了。相反，程序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绝对不能灵活得极富戏剧性。否则，法律的公正秩序就会问题成堆了。
国人文化与洋人文化还是有点区别的。在上面的描述里，我们可以体会，在“临刑赦免”的事儿上，国人体现了一种较为鲜明的道德态度。是对是错，含糊不得，且易分清。洋人则是可能更为喜欢中性的程序。对洋人，实体的对错，有时可以放在一边，有时甚至是不可知的。程序才须含糊不得。
谁优谁劣，就是读者的判断了。
三、思古海瑞
现在的年轻人，偶有听说海瑞。
即便偶有听说，也是缘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政治公案。几十年前，封、资、修的东西被视作流毒，贴上“封”字儿的民间海瑞传说、戏剧，跟着断了传播的路子。后来人，也就难以有机会对其知之一二了。
可海瑞终究是个可唠叨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确为官清廉，而且因为，他特聪明，干出事儿来真真叫人折服。
45岁那年，这大人不容易地当上了浙江淳安知县，和“大器晚成”擦了一个小边儿。也许有点怀才不遇的感觉，并且寻思非要展露一下，于是，他便做下一档漂亮的小活儿。
原来，当年一位总督名叫胡宗宪。胡总督，身负抵御东洋倭寇的重任，而且为官雷厉风行，方圆数百里都是一个“敬畏”、“赞扬”。可他儿子不争气。或许，大凡要人之后，多少都有这累赘。胡姓儿子一次途径淳安，前呼后拥，大批车辆随行人员浩浩荡荡，来到了一个小驿站。在驿站，那儿子百般刁难“服务人员”，刁难之余，更是凌辱“站长”──驿丞。海瑞知县知道了，立马派出衙门官兵前去捉拿。拿人之后，海瑞将其解押至总督衙门，同时没收了大量现银。海瑞迅速写下公文，呈报总督。内里称，这胡公子必系“冒牌货”，总督大人向来是两袖清风，不可能有此不孝之子，亦不可能家财万贯云云……
事后如何，不得而知。多半是胡家人吞下了哑吧亏。
这事儿，说明了海瑞脑子灵。
脑子灵，想法律问题也应是颇有招数。果不其然，海大人有此见解：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
此见解很有意思。
它自然有个前提，这便是，案子有“疑”，依着证据不能断。
今人的观念是，有疑，依着证据不能了断一二，就要判决驳回挑起讼端的那一方（原告）。这个意思，可以念做“起诉方证据不足”。今人的这种方式，是可理解的。疑又证据不足，硬是下个断定，当然容易出个错误。如果案子连着性命，这漏子可能捅得就大了。古人之中不少人，大体也是这么认为。
可是，海大人在想一个问题：这样一种断法，单独在富人官人与富人官人之间，或者单独在穷人小民与穷人小民之间，是有意义的；但在富人官人和穷人小民之间，就不一定了。讼事有疑，证据不足，判决的结果和不判的结果没啥更大的区别。判决了，可能出错，冤枉了一方。不判决，照样可能冤枉一方。因为，两方斗了起来，通常来说，毕竟一方总有些在理，另一方倒反之。既然如此，为啥非要不判？
接下来，海大人琢磨，如果认定判决下来大体也是那么回事儿（即和不判差不多），那么，在富人官人和穷人小民之间拿个判决，也就可以做些“调剂”工作。富人官人原本就有钱、有势，穷人小民打根子上就是含辛茹苦。硬判下去，便是将“财富”或“势”，以另种方式匀分给了“更为需要者”。这是拉近贫富差距、强弱之离。官人富人败诉，即便损失一截，也是“九牛一毛”。穷人小民胜诉，即便收入甚微，也是“雪中送炭”。所以，宁可冤了富、官，也不要冤了穷、民。
有人会说，这样岂不可能怂恿某些心怀鬼胎的百姓小民乱挑官司，以谋钱财？
这种担忧似乎是多余的。因为，海大人的前提是：官司中，已是都有些证据，无论哪方，都不是无事生非，只是证据不足罢了。所以，海大人的办法，没有“怂恿”的意思。
我现在再给海大人的招数加点理由。在今人这里，大家都认税收之后的福利分配，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税收后再福利分配，在某一点上几乎就是硬从富宦那里夺些财富（钱多就多征税），在贫富之间均匀调配。这可行，海大人的方法似乎也就无法指责了。
如果海瑞的确为官清廉，那判决的方式，还多了一层保险系数。对不对？
三、思古家产就这样分了
宋朝真宗那会儿，有一宰相叫张齐贤。张齐贤办事儿麻利果断，而且无处不生巧。有一次皇族的姻亲一家子为了家产的分割彼此反目，闹出了一个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看热闹的官司纠纷，最后，就是让张齐贤断了个令人心服口服，不留缠绕。
那官司原告说，被告已分得的财产比他多，不公平。被告也顶着说，原告已分得的财产比他多，欠合理。用现在的官司术语说，被告提出了反诉。瞧上去，两方真是针尖儿对麦芒儿。一句话，双方都嫌自己的少对方的多，想在对方那里切一刀。缘由，两人都贪。
这案子罗嗦。两方好象有说不完的理由和证据。在开封府，那理由和证据就已弄得主审官头晕脑胀，怎么理也理不清。最后，闹到了皇上那里，10多天过去了真宗皇上也是没个主意。张齐贤见状，便对皇上说：“我来吧。”
在相府，张齐贤叫来双方，也不看他们有啥证据理由之类的，只说：是不是觉得对方多自己少？如果是，就在笔录中留下大名。原被告同声回答“正是”，便画押留字。张宰相暗暗一笑，随即大声宣判：原告已分得的财产归被告，被告已分得的财产归原告，此为终审判决！双方一听，登时没了词儿，前想后想，觉得判决砍中关键，对张大人的判决只能心服口服。既然都嫌对方多自己少，不就等于想要对方的，而不想要自己的？
这故事惹人喜爱。
在今天的财产法律里面，我们恐怕不会这样思考问题。在洋人的法律史中，也没听说有类似的巧活儿。显然，今时国人和洋人都以为，官司的审理应该一个萝卜一个坑，扎扎实实。说的具体点，就是看看原被告都有哪些证据，它们与诉讼的主张有啥关系。或者，仔细看看证据之间有没有抵牾矛盾之类的东西。至于原被告的主张之间有什么“逻辑问题”，是一个无须怎么费神的事情。
但是，官司纠纷里最重要的还是个“主张”问题。“主张”就是想要或不想要什么，它有时与证据的证明，还真没有必然的联系。当这类主张完全可以在双方之间直接了断时，再去左想右想证据，可说是有点呆滞迟钝了。
当然，撇开张齐贤脑袋灵巧不说，他的运气也是太好了，这么一个奇妙笑话的案子落在他手里了断了，该他青史留一美名。
三、思古借魂儿助法
喜读古书的人会发觉，古时的文学作品，喜欢弄神闹鬼，尤其喜好写梦捉魂儿。当描述官府破案时，那些作品更是以此为能事。在元朝杂剧中，我们知道有个《窦娥冤》，那窦娥冤死，后来就是借梦告诉她爹谁是真凶，从而案子告破。此外，还有《聊斋》、《包公》、《狄公》之类的故事，其中也是反复捏攒这类小活儿，告诉我们鬼魂儿如何助官缉凶。
这现象挺重要。
先说个真故事。
大清嘉庆一秋天，一场大水淹了山阳县，朝廷拨款赈灾，以济贫民。山阳县令王伸汉，为贪污赈灾款，谎报受灾人数，硬将实际人数多报了10％。待灾款一到，王伸汉便将多出的10％ 往兜儿里一揣了事。当时，朝廷派李毓昌督查赈灾。李大人一到，便有线人告发王伸汉。那王伸汉知道事情败露，便派人下毒药并勒死了李大人。
人死了要验尸，这是大清定案的一个工序。在王伸汉的监视下，验尸官胆颤心惊地做出了验尸报告：李大人自缢身亡。没几日，遗体被送回了山东──李的家乡。
李毓昌家属觉得案子怪异，因为，怎么也琢磨不出：李做官做得好好儿的为何要悬梁自尽？下葬那日当晚，李妻开始发梦，梦见李毓昌对她深情凝视，而且，在棺材里伸展四肢哀声叹气，分明活着一般。李妻醒来，直冒虚汗。
更巧的是，李毓昌昔日的一个同窗好友居然产生了一个幻觉：在路上遇到李，李说自己死得可怕，被人百般折磨。不久，李的魂儿好像钻进了这个好友身上，好友说话完全是李的词儿、李的腔儿。又过了一阵子，这好友也癫了，而且最后死掉了。
李家亲属决定开棺再验尸体。他们用一根银针插进李的喉咙，那针慢慢变黑了。这证明，李是被人下了毒！李毓昌有个叔叔叫李泰清。他认定，种种迹象表明暗有顽凶。次日，李泰清马不停蹄直往京师告了状。
京师刑部立即提审该案。这刑部诸位大人相信，有银针变黑这证据，利用李妻之梦和李同窗癫死这鬼魂儿闹事儿，可追查真正的凶手。果然，经过反复曲折，终将惧怕李冤魂儿追身的王伸汉等人，拿获归案。
古人挺明白的，知道必须借助一个在民间极为有效的“文化场”来使法律发挥有效的功能。百姓有时相信鬼魂儿，罪犯心虚也怕鬼魂儿，这些，都可间接提供机巧的线索，以使法律伸张正义。当然，今人不会在法律的圈子里再搬神弄鬼（即便法律之外也不会），可古人的真正提示是：民间“文化场”的开掘与利用，更能使法律活灵活现。
三、思古去巫邪的办法
在咱们的文化历史中，令人头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