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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嘴唇接触到一种粉末状的东西。原来两人的脸上尽是厚厚的一层灰泥。
也有一些晚上，他们到了约好的地方，却不得不连招呼也不打就走开了，因为正好街角有个巡逻队过来，或者头顶上有直升飞机巡逻。即使不那么危险，要找时间相会也很困难。因为温斯顿一周工作六十小时，裘莉亚的工作时间更长，他们倒休的日子因工作忙闲而异，并不经常吻合，反正裘莉亚从来没有一个晚上是完全有空的。她花了不少时间参加听报告和游行，为少年反性同盟散发传单，为仇恨周做旗帜，为节约运动募捐，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她说这样做有好处；这是一种伪装。小地方你如果守规矩，大地方你就能打破规矩。她甚至说服温斯顿参加那些热心的党员都尽义务参加的加班军火生产，这样又牺牲了他的一个晚上的时间。
因此每星期有一个晚上，温斯顿就得化四个小时干令人厌倦的工作，在一个灯光暗淡的透风的车间里，在电幕音乐和锤子敲打的单调声中，把小零件旋在一起，这大概是炸弹的导管。
他们在教堂的钟楼相会时，若断若续的谈话所遗留的空隙就填满了。那是个炎热的下午。钟楼上那间四方的小房子里空气闷热停滞，有股强烈的鸽屎味。他们坐在尘土很厚、嫩枝遍地的地板上谈了好几小时的话，过一会儿两人之中就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到窗缝里去了望一眼，看有没有人走近。
裘莉亚二十六岁，同其他三十个姑娘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总是生活在女人臭里！我真恨女人！”她补充说。）不出他的所料，她在小说司管小说写作器。她很喜欢她的工作，这主要是管理维修一台功率很大但很不易伺候的电机。她并不“聪明”，但是喜欢动手，搞机器就感到自在。她能够介绍给你怎样创作一部小说的全部过程，从计划委员会发出的总指示到改写小组的最后润饰。但是她对成品没有兴趣。她说，她“不怎么喜欢读书”。书本只不过是要生产的商品，就象果酱或鞋带一样。
她对六十年代早期以前的事都记不得什么了，她所认识的人中，唯一经常谈到革命前日子的人是她八岁时不再见到的爷爷。她上学时是曲棍球队队长，连续两年获得体操奖杯，当过少年侦察队的小队长，青年团支部书记，最后参加了少年反性同盟。她得到的鉴定一直很出色。她甚至被送到小说司里的色情文学处工作，这是某人名声可靠的毫无置疑的标志，因为该处的工作就是为无产者生产廉价的色情文学。据她说，在里面的工作人员称它为垃圾场。她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协助生产象《最佳故事选》或《女学校的一夜》等密封寄发的书籍，无产者青少年偷偷摸摸地买去消遣，象买禁书一样。
“这些书写些什么？”温斯顿好奇地问。
“哦，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都很无聊。他们一共只有六种情节，互相抄来抄去。当然我只是在管万花筒。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改写组。要我动笔可不行，亲爱的——水平不够。”
他惊异地获悉，除了头头以外，色情文学处的工作人员全是姑娘。他们所根据的理论是，男人的性本能比女人不易控制，因此更有可能遭到他们自己所制造的淫诲作品的腐蚀。
“他们甚至不要已婚的女人到那里去工作，”她还说。“一般总认为姑娘都很纯洁。这里却有一个不是那样。”
她第一次同男人发生关系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对象是个六十岁的党员，他后来怕遭到逮捕便自杀了。“他干得很干净，”袭莉亚说。“否则，他一招供，他们就会知道我的名字。”
从此以后，她又有过好几起。在她看来，生活很简单。你想快快活活过日子，“他们”——指的是党——都不让你快活，你就尽量打破它的规矩。她似乎认为，“他们”要剥夺你的快活，就象你要避免被逮住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她憎恨党，而且用很粗的话这么说，但是她对党却没有一般的批评。对于党的理论，除非触及她的生活，她一概没有兴趣。他注意到，她从来不用新话，只有一两句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流行的除外。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兄弟会，不相信有这个组织的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反叛党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她认为都是愚蠢之极。聪明人该做的事是打破它的规矩而不危及你的生命。他隐隐地想，在年轻一代中间不知有多少象她那样的人。这一代人是在革命后的世界中长大的，不知有别的世界，把党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就象头上的天空一样，对它的权威绝不反抗，只是千方百计加以回避，就象兔子躲开猎狗一样，他们没有谈到结婚的可能性。这事太渺茫了，连想也不值一想。即使能有办法除掉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也没有一个委员会会批准这样一桩婚事。即使做白日梦，也是没有希望的。
“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妻子？”裘莉亚问。
“她是——你知道新话中有个词儿叫‘思想好’的吗？那是说天生的正经派，根本不可能有坏思想的念头。”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不过我知道那号人，太知道了。”
他就把他婚后生活情况告诉她，奇怪的是，她似乎早已知道了其中的主要环节。她好象亲眼看到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一样，向他一一描述他一碰到凯瑟琳，凯瑟琳的身体就僵硬起来，即使她的胳膊紧紧地搂住了他，她似乎仍在使劲推开他。同裘莉亚在一起，他觉得谈到这种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困难，反正凯瑟琳早已不再是一种痛苦的记忆，而成了一种可厌的记忆了。
“要不是为了这一点，我还是可以忍受的，”他说。接着他把凯瑟琳每星期一次在同一天的晚上迫着他象办例行公事似地干那件事的情况告诉她。“她不愿干这件事，但又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她不这么干。她曾经把它叫做——你猜也猜不到。”
“咱们对党的义务，”裘莉亚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的？”
“亲爱的，我也上过学。在学校里对十六岁以上的姑娘每个月有一次性教育讲座。在青年团里也有。他们长年累月地这样向你灌输。在许多人身上大概生了效。但是，当然，谁也说不准；人人都是伪君子。”
她开始在这个题目上发挥起来。在裘莉亚身上，一切的事情都要推溯到她自己在性方面的强烈意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一触及到这个问题，她就显得特别敏锐。不象温斯顿，她了解党在性方面搞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这只是因为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她是这么说的：
“你作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他想，这话说得有理，在禁欲和政治上的正统性之间，确有一种直接的紧密的关系。因为，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把它用来作为推动力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把党在党员身上所要求的恐惧、仇恨、盲目信仰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呢？性的冲动，对党是危险的，党就加以利用。他们对人们要想做父母的本能，也耍弄了同样的手段。要废除家庭是实际做不到的，相反，还鼓励大家要钟爱自己的子女，这种爱护几乎是一种极其老式的方式。另外一方面，却有计划地教子女反对父母，教他们侦察他们的言行，密告他们的偏离正统的倾向。家庭实际上成了思想警察的扩大，用这种方法可以用同你十分接近的人做告密者，日日夜夜地监视着你。
他又突然想到了凯瑟琳。凯瑟琳太愚蠢，没有识破他的见解的不合正统，要不然的话，早就会向思想警察揭发他了。
但在这当儿使他想起它来的还是由于下午空气的闷热，使他额上冒了汗。他就开始向袭莉亚说到十一年前也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下午所发生的事，或者不如说所没有能够发生的事。
那是在他们婚后三、四个月的时候。他们到肯特去集体远足迷了路。他们掉在大队的后面只不过几分钟，不过拐错了一个弯，到了一个以前的白垩土矿场的边缘上，悬崖有十公尺到二十公尺深，底下尽是大石块。附近没有人可以问路。凯瑟琳一发现迷了路就十分不安起来。离开吵吵嚷嚷的远足伙伴哪怕只有一会儿，也使她感到做了错事。她要顺着原路走回去，朝别的方向去寻找别人。但是这时温斯顿看到他们脚下悬崖的石缝里长着几簇黄莲花。其中一簇有品红和橘红两种颜色，显然出于同根。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因此他把凯瑟琳叫过来看。
“瞧，凯瑟琳！瞧这几朵花。靠近矿底的那一簇。你瞧清楚了没有，是两种颜色？”
她本来已经转了身要走了，这时勉强回来看了一眼。她甚至在悬崖上伸出脖子去看他指的地方。他站在她后面不远，把手扶着她的腰。这时他忽然想到附近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他们两个，连树叶也纹丝不动，更没有一声鸟语。在这样一个地方，装有窃听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即使有，也只能录到声音。这时是下午最热最困的时候。阳光向他们直晒，他的脸上流下了汗珠。他突然想到了这个念头……
“你为什么不推她一把？”裘莉亚说。“换了我就会推的。”
“是的，你会推的。要是换了现在的我，我也会推的。
也许——不过我说不好。”
“你后悔没有推吗？”
“是的，可以说我后悔没有推。”
他们并排坐在尘土厚积的地板上。他把她拉得近一些。
她的脑袋偎在他的肩上，她头发上的香气盖过了鸽子屎臭。
他想，她很年轻，对生活仍有企望，她不懂得，把一个碍事朋人推下悬崖去不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后悔没有推呢？”
“那只是因为我赞成积极的事情，不赞成消极的事情。
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里，我们是无法取胜的。只不过有几种失败比别几种失败好一些，就此而已。”
他感到她的肩膀因为不同意而动了一下。他说这种话时，她总是不同意的。她不能接受个人总要失败乃是自然规律的看法。她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她本人命运已经注定，思想警察迟早就要逮住她，杀死她，但是她的心里又认为，仍有可能构筑一个秘密的天地，按你的意愿生活。你所需要的不过是运气，狡猾、大胆。她不懂得，世界上没有幸福这回事儿，唯一的胜利在于你死了很久以后的遥远的将来，而从你向党宣战开始，最好把自己当作一具尸体。
“我们是死者，”他说。
“我们还没有死，”裘莉亚具体地说。
“肉体上还没有死。六个月，一年——五年。这是可以想象的。我害怕死。你年青，所以大概比我还害怕死。显然，我们要尽量把死推迟。但是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人仍保持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