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过类似的情况：在“肃贪”行动中，负责该行动的法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一天天变臭，而造成这一切的也是含沙射影的攻击和简单的“话语剪辑”。幸运的是，还没有人公开地说他触犯了法律。经过这一连串的折磨之后，尚待完成的事就只有一件了：指责这名法官在工作中有偏袒行为，并顺理成章地要求他回避所有的调查（我的一位老同事阿尔芒。里伯罗勒对当时的情况作出了如下分析：“一种新的学派正在产生，我们姑且可以将之称为‘离间’式辩护。它的通常做法是对法官下手而不是在案子上做文章，而菲利普。古诺耶和埃娃。若利就成为了这种‘离间’式辩护的实验对象。”（见《法官们向何处去？》第148页））。
在司法系统内部，有关人士的神经也再次紧张到了极点。在此事发生之前的某一天早上，上诉法院院长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对于一名普通的法官来说，得到上诉法院院长的召见可是不小的殊荣。院长办公室的历史非常悠久，它也是巴黎最具盛名的办公室之一，这里的空气夹杂着群书和戈布兰挂毯的味道，给人一种十分安逸的感觉。在一把法国国营家具公司生产的椅子上坐下来之后，我听到了“一位朋友的小小忠告”。
“女士，据非常可靠的消息称，你现在的处境极度危险。请你不要靠近窗户……”
我站了起来，惊得目瞪口呆。
“不论何时何地，请你一定小心谨慎。我是非常认真的。”
其余的细节我也不想听了。院长叫我放心，说他会一直支持我的。道过谢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就站在那里发呆，好像一个突然变得一无所有的穷光蛋（1999年3月12日，在进行这番谈话的同时，上诉法院院长决定对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也采取保护措施。在此之前，她一直没有受到过威胁。）。上诉法院院长一直在尽力保护那些暴露在外并遭受不公正攻击的法官，现在他的口中说出了这番话，这着实让我心绪不宁。
面对此种情形，我既感到害怕，又有许多不解。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毫无疑问，院长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好意。他将这个隐秘的消息告诉了我，这说明我们彼此都很信任对方，但他并没有理由必须这样做。或许在面对“信使”的时候，院长自己也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然而，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确非常奇怪。在这里，法国级别最高的法官之一居然会被人告知，另外一名小法官的处境“极度危险”。他是什么时候得知这个消息的？谁告诉他的？怎么告诉他的？他是否将自己的这种不安向司法部长或内务部长作了汇报？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无从得知。不过出于好意，这名高级法官召见了这名小法官，并给了她一个“忠告”。类似的忠告在巴勒莫和波哥大等黑势力猖獗的城市里非常流行：“请你不要靠近窗户……”共和国的黑势力的确已经占领了许多阵地，随着这股势力的步步进逼，司法系统高层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悄悄地提醒某些法官：你们正身处危险之中。
十五天之后，当有关埃里克。图尔贡事件的舆论风暴向我们疯狂袭来时，当罗兰。迪马的律师在那里哀叹“共和国正变得越来越不严肃”时，没有任何领导肯站出来支持我们——哪怕是以私人名义支持我们，也没有任何领导肯说这样一句公道话：如果某个共和国的预审法官由于害怕坠楼身亡而不敢背靠着窗户工作，这个共和国或许才是真正不严肃的共和国。
院长的这番谈话反映出了法国政府机构的两面性。从表面上看，法国的政府机构非常坚持原则，并常常成为外国的榜样——我们俨然生活在一个法制的国家。但与此同时，我这个预审法官却必须在一种压迫式的环境下工作，甚至还要带上两名贴身保镖……
对于埃尔夫公司来讲，这种两面性也同样存在。近些年来，埃尔夫公司已经成为了法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从表面上看，它声名远扬，完美无瑕。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在它的内部发现了可疑的资金转移情况，其数额高达数亿法郎，几乎相当于这个企业全年的盈利……在经济全球化的“无人之岛”上，是不是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拥有自己的阴暗一面？这些问题已经困扰了我许多年，但我依然无法给出最终的答案。
当逍遥法外的特权在我们的面前横行无忌的时候，当我们脑中那些关于腐败和守法的既有观念被一再推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不停地反思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思想革命，因为过去的事实已经和今天的发现自相矛盾，而且我们知道明天的发现又将把今天的认识推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进行的预审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反省：我们发现了一条新的游戏规则，一条和表面规则完全相悖的规则。
第三部分第24节 操纵（4）
“从部长的口中得知”
在法院之外，媒体的报道正变得越来越离谱，事实真相已经被花边新闻挤得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迪马案爆出一年之后，在“共和国的婊子”（译注：罗兰。迪马的情妇德维埃—荣古尔于1998年11月出版了一本自传，名字就叫《共和国的婊子》。）和“爱的礼物”（译注：德维埃—荣古尔将自己用公款为罗兰。迪马买的几尊希腊雕像称为“爱的礼物”。）的掺和下，埃尔夫案在公众舆论的眼中已经变成了一出可有可无的轻喜剧。预审进程的真实情况和媒体的有关报道之间的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
这种偏离现实的报道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预审机密的外泄让我们的调查工作进入了死胡同，但最根深蒂固，同时也最不公正的谣言居然是：泄密的就是我们自己。对于此等中伤，我开始只是付之一笑，但当我意识到社会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和一些政府高层人物也相信了这个谣言之时，我确实感到害怕了。
在出席皮埃尔。特吕什——一位很有威望的法官，曾审理过克洛。巴尔比耶案——举办的一个招待会时，我发现他只跟洛朗斯说话，并且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我一个冷漠的背影。
我觉得非常奇怪。当我对他提出自己的疑问时，他非常冷淡地用了这样一个礼节性的句子作答：“我从司法部长的口中得知，您泄漏了预审的机密。”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这个伤害实在太大了。随后，我也用同样的语气回答道：“我觉得您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部长肯定被人骗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这次简短的谈话表明，我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已经被妖魔化了。一位法官朋友非常气愤地告诉我，巴黎郊区某个大法院的一名检察官曾煞有介事地对他说，我在每次审问结束之后都会将当天的审讯记录传真给《世界报》！随便一个简单的证明就可以将这样的谣言击得粉碎。要要挟我很简单，只需用我办公室的名字作传真电头将某一条司法信息发给媒体就行了，这样的事我就不想再提了……不过我早就说过，我办公室的电话线确实被人控制了。另外，我的身边始终都有两名保镖，他们每天都必须向自己的上级汇报我这一天的行踪。这些警察只是做他们分内的事，而且我认为，我的日程安排很可能接下来就呈报到了内务部长那里。在这六年当中，政府高层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而那些希望我下课的人也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或监听）着我，等待着我出错。在如此严密的监控之下，难道我会去偷窃预审机密？我有这么傻吗？谁会相信我有这么傻？
然而，只需到街上随便找人问一下就会知道，媒体在报道案件的时候首先关注的就是法官，而法官往往又是唯一不能随便说话的人。虚构的东西经过不断的重复和细心的加工就会变得环环相扣，有板有眼，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世界佼佼者》中所写的那样：“370个谎言可以造就一个事实”。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个道理我懂。不过，我还是要在本书中讲出所有的事实真相，哪怕它很快就会被谎言的大潮所淹没。
每个人私下里都会认同这样一个事实：预审机密的泄漏有时候会跟警方或政界有关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泄漏机密的等级也是最高的），但在大部分情况下，泄密都是和案件有关的某个律师同某个记者通力协作的结果。所有人都明白这一点，但很少有人说出来或写出来，尤其是法官。当我在键盘上敲下上述文字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非常害怕：也许秩序委员会又会跳出来指责我有偏袒行为并侵犯了某人的辩护权，也许人权联盟也会马上作出反应，甚至以宣扬野蛮和极权为由将我告上欧洲法院。我只是说出了事实的真相，相信那些所谓关注调查的记者也不会对此提出什么异议。
在每一次敏感的预审中，媒体和涉案公司间都会存在一种默契：以某些好处为交换，记者们在“恰当的时机”将手中的话筒对准某位和案件有关的律师，录下他为自己的当事人所做的辩护。这样的报道对这个公司的董事会来说无疑好处多多：它不仅符合公司的战略需要，维护了公司的名誉，同时还间接地巩固了公司的地位。对于媒体来说，它们则可以通过发布第一手消息——这些消息非常可靠，因为它们来自官方的调查——从这个公司得到好处。这种现象现在已经非常普遍。案件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媒体和涉案公司的这种合作也以一种近乎机械化的方式一次又一次重演。
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双方的这种合作还会更加默契，甚至会发生连带关系并直接用现款交易。在埃尔夫案的预审结束之后，我碰到了一位很有名的评论作家，他承认多年前埃尔夫公司曾以重金相诱请他为公司“说些好话”，但他拒绝了。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以他会拒绝，但谁知道有多少人接受了呢？
埃尔夫案中被挪用的现金高达数亿法郎，它们都是被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装在箱子里直接由瑞士带出去的。由此看来，媒体绝对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尽管这个话题是不能随便讨论的（西班牙著名记者，《日报16》前主编胡安。托马斯•；德萨拉斯认为西班牙也存在类似情况：“整个社会都被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所左右。所谓的调查型新闻根本就不存在，隐秘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纵着信息传播，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只是它们用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见1994年7月22日的《国家报》））。
每个当事人都会把那些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展现给公众，而把另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小心地放在公众所看不见的地方，因为这些东西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出人意料的是，埃尔夫案的预审机密当中可能有许多公众感兴趣的东西，但媒体却并没有将它们全部公之于众。某一天，我将这个案子中公众可能感兴趣的事列了一张清单，结果惊奇地发现：媒体仅仅报道了其中的1/3，它们好像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第三部分第25节 操纵（5）
预审闹剧从另一方面讲，冲动可以引起一切可能的后果，那些最主要的嫌疑人对这一点自然心知肚明。将某个人暂时羁押或者列为嫌疑对象，这显然是一个社会的污点。因此，社会肯定要想办法来洗清自己的污点，方法很简单：在公众面前将这个嫌疑人描述成一个悲惨的受害人。嫌疑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这种“诉苦行动”也就越激烈。在调查的过程中，每周都会出现新的证据来为这些嫌疑人辩解，这些证据让人惊奇且专为嫌疑人量身定做，还带有一些晦涩难懂的加注和陈词滥调，让我们根本无法处理。除此之外，一些能言善辩的律师还在不停地指责我们的司法系统出现了偏差。尽管我的处境可能因为下面这句话变得更加糟糕，但我还是要说：那些最积极的揭发者往往也是这种偏差最忠实的维护者。
在这些用眼泪写成的辩护词中，什么事都混杂在了一起：嫌疑人已经有所悔悟，这显然是主题；嫌疑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这也是一部血泪史；对调查本身的肯定，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辩护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它将所有的价值观全部推翻，并让任何事都变得不再重要。如果公众都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嫌疑犯所承受的痛苦上，那么社会上就无法兴起真正的讨论。
仅凭一些先验的判断来指责媒体实在太容易了，但我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媒体的初衷毕竟是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