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的时间。我们可不想冒羁押失效的风险（逮捕令只能将嫌疑人监禁24个小时，超出这个范围，嫌疑人就会自动重获自由。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期限之内下令将嫌疑人暂时羁押。）。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正穿越一条两旁都是哈哈镜的长廊——在节日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长廊。难道是这突如其来的一切让我们的角色和身体比例都发生了变化？难道媒体对埃尔夫案件的疯狂报道已经让我们的司法系统完全紊乱？这一周里发生的所有事仿佛都经过了一个隐形棱镜的过滤，它们看上去不同寻常而又荒唐无比。为了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从机场押解到法院，警察局局长对半个巴黎实行了交通管制——如果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在押解途中逃脱的话，他的故事毫无疑问将会变得更具传奇色彩，而这次抓捕行动也会成为别人的笑柄。由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很晚才到达法院，而我又必须将几十名犯罪嫌疑人的名单告诉他，因此他在我办公室里待了很长时间。看得出来，这次长途旅行让他非常疲劳。在我之后，洛朗斯。
维奇尼耶夫斯基和雷诺。范•；伦贝克又分别对他进行了审问，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了。第二天，媒体又开始对我们大加指责，说我们在昨天晚上残酷折磨审讯对象，而人权问题也再一次被搬了出来。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团抗议说：“负责调查埃尔夫案的三名法官把这位老人呼来唤去……埃娃。若利让我们的当事人受到了某些非人道待遇。”
这真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涉嫌挪用十多亿法郎的巨鳄，他已经在海外流亡多年。但在媒体的报道中，他的故事（被捕、被驱逐出境以及出庭受审）却俨然成了一出惨剧，而我们的调查小组则成了一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现在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我们只能听任谎言越传越玄。
第三部分第30节 十五天（2）
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两天之后，我接到了法院院长的一封来信，一封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怒的来信。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今后不允许再在夜间审问嫌疑犯，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个人失误。他或许已经忘记，这个建议是他的顾问提出的，而我们之所以接受这个建议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司法系统的团结。
随后，院长又对另一件事表示了不解：我为什么要给随机前往法国的菲律宾探员倒上一杯香槟？事实上，抵达深冬的鲁瓦西机场时，这名探员只穿了一双凉鞋，没有人来照顾他。另外，从上周五开始他就一直没有合眼。看到这种情况，我便专门为他和其他法国警官组织了一次聚餐，以祝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是认真而唯唯诺诺地当好一个公务员，而没有任何个人想法，那么埃尔夫案也就和比德曼案没什么两样，有关此案的调查或许也能够展开，但最终只能落得个免予起诉的结局。
然而，如今的这个棱镜已经让所有的事情失去了本来面目，透过它看，这杯有感而发的香槟倒成了一件国家大事和一种不公的象征。于是，这样一个故事产生了：一个预审法官因为成功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而开香槟庆祝。进而道之，这名法官因为名声在外而沾沾自喜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长期以来，我一直希望将一些偏离正轨的事纠正过来，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让事物向前发展，并且也这样去努力了，因此，我总是身处斗争的最前线。在埃尔夫案的媒体风暴袭来之时，我本可以退回到大部队中，穿上自己的灰色职业装，明白而沉默地接受在物质方面拥有无穷创造力的法国司法系统的所有荒唐之举。但我还是犯错了，我保持了自己的本色。
耶稣会教义的释义者常说，蝎子之毒在其尾。院长用了一句简要而带有威胁的话来作为这封信的结束语：“得知你的团队中出现了不和，我感到非常遗憾。”他这是要我对此做出解释。这封信的真正目的在于：要我们的调查小组重归和睦。整个埃尔夫案就是一个拼图游戏，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图块。我们玩这个拼图游戏已经玩了许多年，现在也成功地将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逮捕归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万事大吉。我们可以为已经完成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但还有许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敌对势力就要失败了。我虽然还站着，但已经筋疲力尽。另外，我还觉得自己好像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一切被我触及的东西都会被污染。
我注意到，我和雷诺。范•；伦贝克之间时常出现分歧这一事实——主要是对预审程序这样那样的地方有不同看法——已经为外界所知晓，尽管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我们的团队是一块木头，现在有人正把一颗巨大的钢钉往里面敲，妄图把这一整块木头变成一片一片的木屑。当我建议雷诺。范•；伦贝克和我一起去面见法院院长时，他拒绝了：“我怕我去了会说得太多……”我不停地解释，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一些，但他始终抱着一种对立情绪。我们之间的矛盾随时可能激化，但我既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变成这样，也不知道最终使得它激化的导火索到底会是什么。
为了让预审正常进行下去，我决定给阿尔弗雷德。西尔旺8个星期的监外时间，以便让他为迎接轻罪法庭的审判做好辩护准备，但理论上他仍处于被监禁状态。洛朗斯对这个决定没有什么异议，但雷诺。范•；伦贝克却表示激烈反对。一天晚上，我们陪同挪威同行保罗。佩罗丹以及一些随行的瑞士专家吃了一顿饭。然后，我和雷诺。范•；伦贝克就在这家饭馆门前的人行道上对此问题进行了一下探讨。
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将马上传唤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让问题拖延下去的做法是荒唐的，我们已经等待了太长时间。我们都是预审法官，因此我们拥有相同的权力。埃娃，你知道，我有权力这样做。”
“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不可能的。从道德上讲，我们是盟友，但从法律上讲，你和我并没有任何联系。我才是这个案件的主要负责人，叫你过来帮忙的也是我。我不允许你这样做。”
或许这句话说得有些过火了。
第二天，我的丈夫去世了。
混沌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圭亚那的蝴蝶扇一下翅膀，斯里兰卡就会发生一场台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之间往往存在着可怕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旦发生作用，它必将摧毁前进道路上遇到的一切。我请了三个星期的假去处理后事。葬礼的前一天晚上，经济警队的负责人诺埃尔。罗班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其余的警官也在他身边：“女士，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范。伦贝克先生代您下达了提审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命令，但我没有执行。我已经当了多年的警察，这是我第一次拒绝执行法官的命令。在这个时候，我不能那样对您。”
我对他表示了感谢，但脑子里却是乱糟糟的。晚些时候我才知道，在宪兵队的帮助下，雷诺还是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进行了审问。在这次审讯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都是在饶有兴趣地对我进行控诉。
第四部分第31节 垂死挣扎（1）
这件事之后，雷诺。范•；伦贝克和我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一次交谈。在我们的关系问题上，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进行了六年的调查工作之后，我渐渐学会了辨析什么是“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预审的利益就是我唯一的“应当优先考虑的问题”。显然，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律师们在想办法离间我和雷诺的关系。进行提审之前，雷诺非常确信自己能够从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口中得到有关此案的重要细节，他试着这样去做了，但一无所获。但愿老谋深算的阿尔弗雷德。西尔旺让他明白了一些东西。
雷诺又建议我从调查中抽身而退，但我拒绝了。预审还有六个月就要结束了，一旦调查申请程序期满，有关此案的外国银行资料就将从瑞士、泽西和列支敦士登送到我们的手中。将这些材料和本案联系起来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我一个人不可能承担。洛朗斯已经提出了调动申请，剩下的只有雷诺了。在过去的一年中，他已经将有关案件的所有问题仔细地梳理了一遍，现在的他已经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另外，他现在的精力还相当充沛，就跟我刚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时差不多。我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我需要他的帮助。
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因个人习惯而起，真正的问题在别的地方。
当雷诺接触到这个案子的时候，罪犯们的腐败行径已经暴露无遗，案件的主要嫌疑人已经被圈定，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为自己辩护了。总之，所有的暗门都已经打开。我已经在调查的第一线工作了五年，承受了难以计数的威胁和恐吓，但又不可能找人来替我分担——剩下的工作还需要我坚守自己的岗位，而找人分担威胁和恐吓又会让我觉得羞愧。然而，雷诺根本不了解我所面临的这些危险，对那些由于案子的特殊性而发生的干扰行为更是没有概念。他出门不用带保镖，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乘地铁……对他来说，这个案子并不是一件关系自己身家性命的大事，而只是一堆小山般的文件而已。
我们两人永远不会有共同语言，就像油和水一样。
显然，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们以及他们的智囊团长期以来一直相信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们或许还相信，摆在我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是不可逾越的。既然动摇我意志的企图已经失败，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肯定必须从外部想办法。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我名誉扫地，甚至将我排挤出调查队伍。因此，案件的主角们转而对雷诺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而雷诺也肯定不会对此无动于衷：面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时，保持警惕是非常困难的。
敌人的目的很明显：让我从调查队伍中消失。随着结案日期的临近，小组内部出现分裂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在临近终点的时候输掉这场马拉松。雷诺也赞同我的观点。我们最后做了一个决定：一起主持接下来的大部分审讯。
第四部分第32节 垂死挣扎（2）
媒体卷土重来随着迪马案宣判日期的临近，一些法官朋友也开始向我吹风：有消息说，法院将会判罗兰。迪马无罪。作为一名预审法官，这个判决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调查和判决是司法程序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这是司法系统的规定。不过我还是有些担心：埃尔夫案的预审工作眼看就要结束了，但它将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结束呢？迪马案的判决结果是否会对这种氛围造成影响？
一个朋友在看了本周法国2台的《特派记者》之后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节目对预审进行了大卸八块式的攻击，连洛伊克。勒弗洛什—普里让都作为特约证人出现在了节目之中。在挂电话之前，她用了一种十分沮丧的声音悄悄地对我说：“我已经听到他们在为你演奏安魂曲了。”很早以前我就不看电视和听广播了，法院的报刊杂志已经足够。正因为这样，我才可以免受谎言的伤害。
2001年5月30日，迪马案的判决结果出来了。这是一个和所有“消息灵通人士”反复宣传的预言大相径庭的结果。反对势力本希望迪马案能够得出一个对他们较为有利的结果，以便将预审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他们还为此制定了一整套的媒体战略。然而，这个判决结果却将他们的媒体战略完全打乱了。
嫌疑人的律师们对此作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当天晚上，律师们就联名写了一份要求我下课的请愿书，迪马—德维耶—荣古尔案中的大部分被告辩护律师都在上面签了名。在谈到对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追捕行动时，这份请愿书再次将图尔贡搬了出来，这简直就是一定的。在长达数月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曾对所有的线索，包括最次要和最重要的都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谣言又出现了。律师们指出，在这场全方位的追捕行动中，我们曾得到了情报部门提供的一份“空白资料”——即一份含有众多既说不清来源又无法核实（也就是说不可靠）的情报的秘密资料，这些情报都和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前税务顾问有关。
这个谣言并不比我们以前遇到的那些高明多少，但我们还是应该通过进行核实的方式来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