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基辛格博士等，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乔冠华等。
尽管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联合公报中反映出来，但双方也都谨慎地注意，尽量不让这些分歧危害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新关系。
在尼克松提出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到全部撤出的承诺后，考虑照顾美国方面国内的政治困难，周恩来从大处着眼，代表中国政府也作了一定的妥协。他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现实的。
2月26日凌晨，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中美双方终于谈定了《联合公报》。这个公报是周恩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一个结晶。
26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和夫人前往杭州参观访问。下午，又陪尼克松夫妇游览了风景秀丽的西湖。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5）
2月27日，周恩来陪尼克松夫妇从杭州飞往上海。在上海，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并予以公布。至此，中美高级会晤已圆满结束。
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怡然退尽。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2月28日上午，周恩来把将离开中国回国的尼克松一行送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在临上飞机前，尼克松握住周恩来的手，说：“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来上海。”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1972年2月28日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
中美关系的改变，震动了世界，也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多次接触后，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27日，毛泽东接见了田中。周恩来和田中进行了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是毛泽东晚年作出的新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从此大大地提高了，西方世界封锁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铁幕被打破了。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四十一个国家。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
尼克松说：毛泽东在“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听到后，也说了一句：“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吗？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这两句话，一句是唯心主义的，一句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却这样地认为，是毛泽东、周恩来把握了历史的时机，拨正了航向，改变了中美的关系、中日的关系，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尼克松为适应这种形势，也迈出了惊人的一步，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基辛格刚走，中国便收到了联大以多数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台的特大喜讯。毛泽东说：要去。为什么不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当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时，远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却发生了一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意想不到的事。
1971年10月26日上午9时，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吗？”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其实，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抽空告诉了乔冠华中国已进入了联大的消息。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他。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的电讯稿：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3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大地上。那时，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毛泽东十分赏识乔冠华的才气。早在抗战初期，乔冠华留学德国回到香港，以写国际时评为工作。那时二次大战刚拉开序幕，欧洲战争迭起，乔写的国际时评，分析有理有据，文笔优美动情，且有的文章甚有预见。比如他的文章曾预见马其诺防线守不住、巴黎政府会向德国投降。后来，事态发展果然如此。乔冠华以此名震香港。苏联和芬兰的战争爆发后，乔冠华写了一篇题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揭露有人借此推波助澜，煽动反苏。毛泽东在延安读了此文后赞扬说：这篇文章，“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6）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
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时，特别感到扬眉吐气，心情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起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向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代表团动身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全团成员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毛泽东接见。晚8时整，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了。毛泽东指示说：“这次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到了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当时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女主角）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后再说。”
毛泽东的话，给第一次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特别是毛泽东讲“不要怕说错”，给了他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勇气，他信心大大提高了。
20天后，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面。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合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的解决。”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由于长期贯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团结第三世界朋友的结果。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正式提出来的。
赞比亚1964年10月24日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后，周恩来就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联名致电祝贺该国独立，祝贺卡翁达就任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并派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赞比亚独立庆典，两国于10月29日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
中国与赞比亚建交后，中国方面马上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但是，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大使馆，连个代表也没有，更没有派过政府要员访问中国。卡翁达对赞比亚同中国的接触保持着慎重的态度。美国等西方国家见有机可乘，更极力破坏中国与赞比亚的友好关系，诱使卡翁达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为此，美国宣布帮助赞比亚改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公路，宣称要以公路替代坦赞铁路。
为进一步向赞比亚施加压力，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指使南非殖民主义者对赞比亚进行经济封锁，卡翁达听从尼雷尔的劝告，开始向中国寻求帮助。
卡翁达是非洲著名政治家，是一贯支持非洲解放事业的热心人，被称为非洲民族运动的元老人物，但是由于修建坦赞铁路实在非同小可，他又面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沉重压力，下决心并不容易，但他被周恩来的人品和魅力折服了，在等待、观望和比较了10个月之后，1967年6月21日终于来到中国访问。
卡翁达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非洲国家元首。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与其在人民大会堂愉快会见。
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问道：“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周恩来衷心佩服毛泽东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占据主动地位。毛泽东一句话就轻而易举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这正是卡翁达感到对中国最理亏的地方，但卡翁达也非等闲之辈，马上稳住阵脚巧妙地回答：“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
毛泽东见好即收，关切地询问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对答如流：“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察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1972年9月，赞比亚副总统迈因扎·乔纳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与其进行了三次友好会谈。乔纳询问中国对越南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恩来分析道：“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尼克松为了大选把越南战争停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继续打下去。”
乔纳提到国际上有所谓美国“体面撤走”的说法，不知中国的看法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