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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全都笑了，可是一向善于察言观色的大卫，却精明地看了我一眼，问道：
“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起那天看的一出哑剧里，有邪神、魔王，对了——也有好仙子。”
“在什么地方？”
“喔，在查尔斯的一家咖啡店。”
“哈，你真是又聪明又时髦，对不对？马克。竟然也会参加查尔斯的社交圈，穿紧身衣的富家女，就在那种地方结交不起眼的男孩。芭比真该到那种地方去，对不对？小鸭鸭。”
芭比把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不喜欢查尔斯，”她辨道：“‘幻想园’比那边好太多太多了！有这么棒的餐点。”
“很好，芭比，反正你也还不够有钱。再谈谈‘马克白’跟恐怖的女巫的事吧，马克。我知道要是我担任制作的话，会怎么塑造那些女巫的性格。”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卫在剧团中相当活跃。
“喔，说说看吧。”
“我会让她们看起来很平凡，只是一些狡猾安静的老太太，就像乡下的女巫一样。”
“可是这年头根本没有女巫了啊。”芭比瞪着他说。
“那是因为你住在伦敦，才会这么说。现在英格兰乡下的每个村子里，都还有一个女巫。山上第三栋茅屋里的布莱克老太太，小孩子都不许打扰她，别人也常常送她鸡蛋或者自制的糕点，因为要是你惹火了她，你家的牛就挤不出奶来，洋芋收成也会一塌糊涂，要不然小强尼就会扭伤脚。虽然没有人在口头上说不能得罪布莱克老太太，可是每个人‘心里’全都明白！”
“你真爱开玩笑。”芭比绷着脸说。
“不，我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实，对不对？马克。”
“可是知识一天天进步，教育也越来越普及，根本没有人会再迷信那些了。”贺米亚用怀疑的口气说。
“可是乡下就不一样。你说对不对？马克。”
“你说的也许没错，”我缓缓地说：“不过我也不敢肯定，因为我没在乡下住过多久。”
“我不懂，你怎么能把女巫塑造成平凡的老太太。”贺米亚对大卫说：“她们当然有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氛。”
“可是你想想看，”大卫说：“这就跟发疯的情形差不多。要是有一个人又吼又叫，全身都是稻草，歪歪倒倒地走来走去，那根本就不可怕。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替一个在精神病院做事的医生送个口信，我在房间等他的时候，对面有一位看起来很亲切的老太太在喝牛奶。她随便跟我聊聊天气，然后忽然俯身向前对我低声说：“‘埋在火炉后面那个可怜的孩子，是不是你儿子？’”然后她点点头，又说：‘晚上十点十分整，每天都很准时，你要假装没有看到血。’
“就是她那种煞有其事口气，叫人不寒而栗，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火炉后面‘真的’埋了人？”芭比问。
大卫没理她，又说：
“再说那些灵媒，一下精神恍惚，一下在黑黝黝的房间里又敲又打的，最后坐起来拍拍脑袋再回家吃一顿有鱼、有洋芋的晚餐，看起来就是很平常、很愉快的女人。”
“这么说，你认为女巫只是几个有预知力的苏格兰老太太，悄悄运用她们的巫术，绕着一口大锅子念咒，召唤一些鬼魂，可是表面看来却和平常人一样罗？噢——这倒是满吸引人的点子。”
“但愿你能找到替你演这种角色的演员。”贺米亚冷冷地说。
“你说得对，”大卫承认道：“只要剧本上有一点疯狂的暗示，演员马上就会很卖力的演出，要是有暴毙的情形也一样。可是没有哪个演员能安安静静地倒下去死掉，一定要咆哮、跌倒、翻眼睛、喘气、捧着心脏、抱着头，很夸张地演出才过瘾似的。说到表演，你觉得费尔丁的‘马克白’怎么样？批评家对他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梦游之后那一幕跟医生在一起的戏好可怕，”贺米亚说：“‘你不能帮助一个有病的脑子吗？’他让我发现一件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他真的是在命令医生杀她，可是他又的确爱他太太。他把畏惧和爱之间的挣扎完全表现出来了。‘随后你也应该死了。’是我所听过的最沉痛的话。”
“要是莎士比亚看到他的剧本被人这么演，也许会觉得很意外。”我冷冷地说。
“我想，波贝吉公司已经减少了很多他原著的精神。”大卫说。
贺米亚喃喃说：“演出者永远有办法让作者觉得意外。”
“莎士比亚的剧本不是一个什么叫培根的人写的吧？”芭比问。
“那种理论已经过时了，”大卫亲切地对她说：“‘你’对培根还知道些什么？”
“他发明火药。”芭比得意地说。
大卫看看我们，然后说：
“你们现在知道我为什么爱这个女孩了吧？她知道的事老是很出人意料。亲爱的，是法兰西斯，不是罗杰。”
“我觉得费尔丁扮演第三个凶手很有意思。以前没有这种例子？”贺米亚问。
“我想有，”大卫说：“那时候多方便啊，只要想除掉一个人，随时可以找到替你动手的凶手。要是现在还能这样，那就有意思了。”
“可是还有啊，”贺米亚辨道：“那些地痞流氓什么的，像芝加哥就有。”
“喔，”大卫说：“我指的不是那种人，我是说一般人想除掉某个人——例如生意上的劲敌、老不死的有钱姑姑等等。要是现代人能打一通电话，说：‘麻烦派两名杀手来好吗？’那该有多方便。”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可是如果真的想那么做，也有办法，对不对？”芭比说。
我们不解地看着她。
“什么办法，宝贝？”大卫问。
“喔，我是说，也有人办得到……像你说的，跟我们差不多的普通人。不过我猜费用很贵。”
芭比的眼睛张得大大的，看来天真无邪，双唇也微启着。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大卫好奇发问。
芭比似乎很困惑。
“喔——我想——我弄错了。我指的是‘白马’那种事。”
“白‘马’？什么样的白马？”
芭比红着脸，垂下眼睛。
“我好傻，我——只是听别人说过——不过我完全弄错了。”
“来，吃点布丁。”大卫体贴地说。
（二）
每个人大概都有过一种奇怪的经验，就是听到一件事之后，往往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又碰到一次。我这回就是。
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我过去接。
“福来斯曼七三八四一。”
电话那头传来像是喘息的声音，对方上气不接下气，但却很坚定地说：
“我想过了，我会去！”
我迅速动动脑筋。
“太棒了，”我一边拖延时间道；“噢你——是——”
“毕竟，”那声音说：“总不会被雷击中两次吧！”
“你肯定没打错电话吗？”
“当然，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不是吗？”
“对了！”我说：“你是奥立佛太太。”
“喔，”那个声音说：“原来你刚才不知道我是谁啊？我根本没想到。我说的是罗妲的园游会，如果她希望我去，我就去。”
“你真是太好了，他们一定会很感激你的。”
“不会有宴会吧？”奥立佛太太问。
她又说：
“你也知道，那些人明明看到我在喝姜酒或者蕃茄汁，没有在写作，偏偏还要问我‘现在有没有在写作？’又说他们喜欢我的书，这话当然很讨人喜欢，问题是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要是我说：‘我很高兴。’听起来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一样陈腔滥调。嗯，事实当然没错。你想他们不会要我到‘粉红马’去喝点东西吧？”
“‘粉红马’？”
“是啊，白马，我是指酒店。我对酒店实在很没办法，我可以勉强喝点啤酒，可是会觉得很难过。”
“你说的‘白马’到底是指什么？”
“有一家叫‘白马’的酒店，对不对？或者是‘粉红马’，不过也许是在别的地方，只是自己胡思乱想。我有时候真会乱想。”
“鹦鹉怎么了？”我问。
“鹦鹉？”奥立佛太太似乎十分迷惑。
“还有蟋蟀。”
“说真的，”奥立佛太太威严地说：“我看一定是弄昏头了。”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还在想这二度听到的“白马”时，电话又响了。
这回是索马斯·怀特律师，他告诉我，我教母海吉斯——杜博夫人在遗瞩中，准许我从她的藏画中挑选三幅。
“当然，没什么特别值钱的名画，”索马斯·怀特先生用十分忧郁的声音说：“不过据我所知，你曾经表示过欣赏死者所收藏的一些画。”
“她有几张很好的印度风景水彩画，”我说：“我想你一定写信通知过我，可惜我忘了这回事。”
“不错，”索马斯·怀特先生说：“可是遗嘱各条款已经开始实施，执行委员也在安排出售她在伦敦的屋子，要是你最近能抽空到爱拉斯米尔广场来一趟——”
“我现在就来。”我说。
看来，这不是个适合工作的早晨。
（三）
我把挑选出的三幅水彩画夹在腋下，离开爱拉斯米尔广场四十九号，几乎立刻撞上一个正要进门的人。我们彼此道歉之后，我正要叫计程车，忽然想起什么，马上转身问对方：“嗨——你不是柯立根吗？”
“是啊——你——对了——你是马克·伊斯特布鲁克！”
以往念牛津大学的时候，吉姆·柯立根和我一直是朋友，可是我们到现在至少有十五年左右没有见面了。
“我知道你很面熟，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柯立根说：
“我经常看到你的文章，很喜欢看。”
“你最近怎么样？是不是真像你所希望的从事研究工作？”
柯立根叹口气。
“很难，太花钱了——除非能找到一个听话的百万富翁，或者意见不多的基金会。”
“肝蛭，对不对？”
“你的记性真好！不，我已经放弃肝蛭了，我目前最有兴趣的是一种跟脾脏有关的腺体，你一定没听过。表面上看来，好像一点作用都没有！”
他的口气带着科学家的研究热忱。
“那还研究它做什么？”
“喔，”柯立根有点歉然地说：“我认为这种腺体会影响人的行为。粗浅点说，就跟你车子煞车的时候少不了一种液体一样。没有那种液体，煞车就不灵光。人体也一样，要是这种腺体分泌不够，就可能——我只是说‘可能’——使人犯罪。”
我吹了声口哨。
“那么‘原罪’的理论怎么办呢？”
“是啊，”柯立根说：“牧师不会欢迎我的理论，对不对？老实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对这种理论有兴趣，真是不幸。所以我现在还在警方担任法医。也挺有意思的，可以看到不少犯罪型态。不说了，免得你不耐烦——一起吃午饭怎么样？”
“可以啊！可是你不是要去那儿吗？”我朝柯立根身后的屋子点点头。
“也不是，”柯立根说：“我只是想法碰碰运气。”
“那里只有一名管理员，没别的人了。”
“我想也是，不过我希望能知道一点已故的海吉斯—杜博女士的事。”
“我一定比那个管理员知道得多，因为她是我教母。”
“真的？那我运气太好了。我们上哪儿吃午饭，郎地斯方场有个小饭店，不算豪华，可是有一种特别的海鲜汤特棒。”
我们在那家小餐厅坐定之后，一名脸色苍白、穿着法国水手裤的男孩，端来一锅热气腾腾的汤。
“太棒了，”我一边品尝一边说：“好了，柯立根，你想知道些什么？顺便告诉我，为什么？”
“说起原因，话就长了，”我的朋友说：“先告诉我，她是个什么样的老太太。”
我想了想，答道：
“她是个旧式妇女，是某个小岛已故总督的遗孀，有钱，也喜欢过舒服日子，冬天就到国外的避暑胜地去。她的屋子很大，有很多维多利亚式的家具，也有各种好坏不一的维多利亚式银器。她自己没孩子，只养了一对教养得很好的狮子狗，爱得不得了。她是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心地很好，可是很专制，老是要坚持她自己的意见。你还想知道什么？”
“我也不知道，”柯立根说：“就你所知，她有没有可能受人敲诈过？”
“敲诈？”我很意外地问：“我觉得太不可能了，到底怎么回事？”
就这样，我第一次听到高曼神父遇害的故事。
我放下汤匙，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