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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第１３４页注③，第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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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５５１
其他人享有的一切权利；而且尽管他们让这些新的臣民遵守帝国的既定的法律和习俗，但以一种父亲般的关怀照顾他们个人的安全和舒适。 就这样，各种各类的人口由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为共同的忠诚感所鼓舞，随着帝国的越来越扩大，这种忠诚感使帝国更加强大和更加稳定；而那些不断沦于墨西哥王权统治之下的部落，只是由外力的压迫束缚在一起，一旦这种力量消失就立刻瓦解。 这两个国家的政策表现出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的对比。他们的宗教制度同样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阿兹特克人的整个万神殿多少具有神殿中为主的神灵——战神的残暴气氛，他们的琐碎的仪式几乎总是以杀人祭奠和人肉筵席而告终。 但是秘鲁人的仪式采取的是不那么有害的形式，因为它们倾向于精神上的崇敬。 对造物主的崇敬与对天体的崇敬相近，这些天体由于在明亮的轨道上运转，似乎是造物主的慈爱和权力的最光辉的象征。在较小的机械工艺上，两个民族都表现了相当的才能；但是在重大的公共工程的建设上，例如在修筑道路、沟渠、运河上以及在农业的一切细节上，秘鲁人要优越得多。 奇怪的是，他们在为追求较高的知识文化所做的努力方面，在天文学方面，特别是在使用有形的符号交流思想的艺术方面，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对手。当我们想到印加人的更美好的地方时，对他们在这些具体事物上不如阿兹特克人的地方只能用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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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加以解释：后者的科学很可能得益于一个在他们以前居住在该地的民族——这个象幻影一样的民族的起源和结局在调查者的眼里都是模糊一片，但他们可能是为了逃避中美洲地区的凶狠的入侵者而来的，那些地区的建筑遗址现在向我们提供了印第安文明的最有意义的纪念物。 拿来与秘鲁人对比的正是这个比较开化的民族，秘鲁人在精神的和道德的组织方面似乎与这个民族有某些相似之处。 如果容许印加帝国以它在被西班牙人征服时那种迅速前进的步伐扩展其版图的话，这两个民族可能已经彼此发生冲突，或者，也许彼此结成联盟了。墨西哥人和秘鲁人，在他们的各自的文明的特点上互不相同，似乎可能的是，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而且似乎奇怪的是，当他们的帝国同时存在时，有些无形中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的科学和艺术的种子，竟然没有跨越把这两个民族分隔开来的鸿沟。 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例证：即人类的思想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向从黑暗中奋力挣脱出来走向光辉灿烂的文明。正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那样，在秘鲁的制度与东亚某些专制政权的制度之间，有着更为相似之处；那里的政权的专制主义似乎属于一种比较温和的形式，整个民族在其统治者的家长制的权威之下，好象一个巨大的家族的成员聚集在一起。 例如，中国人就是这样，秘鲁人与他们相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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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是：他们绝对服从权威，他们的温和的然而多少有些固执的性格，他们追求形式，尊重古老的习俗，他们在小型制造业上的技能，他们在思想上的模仿性而不是创造性，以及他们的无比的耐心，是这种耐心而不是更富于进取的精神使他们完成了艰巨的事业。①
在他们把社会划分为阶层方面，在他们对天体和自然现象的崇奉方面，和在他们对种植业的科学原则的了解方面，他们与印度的土著居民更为相似。 在这些方面，以及在关于来世的概念方面，他们也与古埃及人很相似，这种关于来世的概念使他们很重视尸体的保存。但是，我们从东方的历史上看不到与印加王对他的臣民所享有的那种绝对控制相比的东西。 在东方，这种控制建立在物质力量之上——建立在政府施加的外部力量之上。 印加王的权威可以跟教皇在其极盛时期的权威相比，那时整个基督教世界在梵蒂冈的赫赫权势下颤抖，圣彼得的继承者使国王们在他面前屈服。但是教皇的权威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他没有世俗的权力。 印加帝国建立在精神和世俗二者之上。 它是一种神权政治，比犹太人的神权政治行使得更为有效；因为后者尽管在执行法律上可能具有同样大的权力，但法律是由一个制定法典的人解释的，这个人是神的仆人和代表。 但
①卡利伯爵以找出中国人和秘鲁人之间的各方面相似之处为乐。中国的皇帝称为“天子”或太阳之子。 他也每年在他的臣民面前扶犁一次，表示他重视农业。而且注意到了夏至、冬至和春分、秋分，以此决定他们的宗教仪式的日期。这些巧合是很奇特的。《美洲通信》，第２卷，第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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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印加王既是法律制定者又是法律本身。他不仅是神的代表，或者象教皇一样，是神的代理人，而且他本身就是神。 违犯他的法令就是渎圣罪。 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的体制是通过如此严厉的惩罚来维持的，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的体制对其臣民有如此巨大的压力。 因为它不仅控制人们的有形的活动，而且控制其臣民的私人的行为、语言、甚至思想。这一点使政府的效能增加不少，因为在国王下面，有一个世袭的贵族阶层，他们与国王本人一样出身高贵，虽然地位远在国王之下，但比社会上其他人不知高出多少，这不仅由于出身，而且由于他们有知识。 这是一支特殊的权力后备军，而且，由于他们长期的世代相传的训练，使他们熟悉他们的专业，并使他们受到群众的深深的尊敬，他们成了执行政府的行政措施的敏捷而又熟练的代理人。 在印加王那交通制度非常完善的帝国的广大领域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国王的检查，成千双拥有不可抗拒的权力的手，在全国各地准备好执行他的命令。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难道不是压迫最深而又最温和的专制主义吗？
说它温和，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君主所处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臣民卑顺而又盲目地服从他的意志，就使得没有必要采用暴力或严厉手段来推行他的意志。 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牲畜一样，生来就是供他享受的。但是，由于他们处于无依无靠的地位，他以一种怜悯的心情看待他们，就象一个仁慈的主人对那些供他役使的可怜的牲畜可能产生的那种感情一样。 或者，如果公正地看待许多印加王具有的慈爱的性格的话，就象父母对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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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感情一样。 法律小心地注意了保护人民的生存和个人的生活。 不准役使人民从事有害其健康的工作，也不准对人民强加过分的劳动使他们精疲力竭，这与他们后来的命运形成可悲的对比。 他们从来不会成为公家或私人的巧取豪夺的受害者；有一个慈善计划仔细地照顾着他们的需要，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并且维持他们的健康。 印加王的政府无论形式上多么专制，精神上却真正是仁爱的。然而，在这方面，就人类本性的尊严而言，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 人民所得到的东西被认为是一种恩赐而不是一种权利。 当一个民族被置于印加王统治之下时，它就放弃了一切个人的权利，甚至人类最宝贵的权利。 在这个非常的政体下，人民在社会的许多美好事物上取得进展，在制造业和农业上有熟练的技术，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不知道使用钱币。 他们没有值得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除法律具体规定的以外，他们不能从事任何其他手工艺，不能从事任何其他劳动或娱乐。 未经政府许可，他们不能改变他们的住址或服装。他们甚至没有在其他国家里连最穷的人也享有的权利：选择自己的妻子。 专制主义的强制精神不让他们有在法律规定范围以外的幸福或不幸。 自由行事这种人类最珍贵的生来就有的权利在秘鲁被消灭了。秘鲁政府的惊人的做法所造成的结果只能使统治者拥有的精神权威和实际权力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然而，尽管它不符合我们的口味、成见和我们性格上的一些原则，然而它竟能如此地行之有效，而且能够持续很长时期，就足以证明这个政府一般执行的是明智而温和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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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王惯常执行的防止那些可能扰乱秩序的灾祸的政策，从他们关于反对贫困和懒惰的规定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在这些规定里，他们正确地指出了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里使人们不满的两个重大原因。不仅人们在家中的强制性工作，还有他们从事的遍布全国各地的那些巨大的公共工程，都促使他们勤快。 这些公共工程的废墟仍然能够证明它们当初的宏伟。 然而，我们惊奇地发现，从他们的工具和机械的不完善来看，这些工程本身当然会遇到很多巨大的困难，而政府的精明的策划又使这些困难大为增加。西班牙征服者告诉我们，基多的王家建筑是由巨大的石块建成，其中很多是沿山路从库斯科运来，距离有几百里格。①首都的大广场填了很厚的泥土，这些泥土是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艰巨劳动从遥远的太平洋海岸往上运到陡峭的科迪耶拉山脉的山坡的。②秘鲁的法律不仅把劳动视为一种手段，而且把它视为目的。
①“不让人休闲是一项极重要的规则，这种意图促使印加王公在和平时期下令把从各省征来的石块从基多运到库斯科，又从库斯科运到基多，以便为他们或太阳神建造宫殿。 印加王公所干的这一切毫无意义，耗费了巨大的劳动力，忙坏了各省的人。 当然对老百姓来说，只有劳动才能生存下去。”见翁德加多：《第一次叙述》，手稿。 并见《秘鲁的古董和遗址》，手稿。②这实际上是金砂；因为翁德加多说，在他任库斯科长官时，他让人从砂子中挖出大量的金制器皿和饰物，这些东西是当地人埋在砂中的。“库斯科广场上的泥土被当作神土挖掉并运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又把海滩上的沙子运来铺填，有的地方铺沙达两拃半（约合５０厘米）厚，甚至在沙堆里埋上金银制作的器皿、小羊羔和小人。我们亲眼见过大量挖掘出来的这类埋藏物。我去那个城市就职时，整个广场被沙子覆盖着，因为广场很大，不知运去多少沙子才能铺满广场。依我看，广场离海边至少也有五百多公里。 大家都说，这种沙子只有海边才有。 我自然对此感到满意。”见《第二次叙述》，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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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已经从本书中得知他们的许多关于防止贫困的规定。 这些规定非常完善，以致在他们的广阔的国土上——其中很多地方是不毛之地——无论多么卑贱的人也不会缺衣少食。 在任何其他美洲国家里，饥荒是一种流行的灾祸，当时在文明欧洲的每个国家里，饥荒也是非常普遍的，而在印加王统治的国土上却不知饥荒为何物。最初访问秘鲁的西班牙人中的最开明的人士，由于那种富裕和繁荣的普遍景象以及整个国家的每一事物都井井有条使他们深为感动，因而他们热情地予以赞扬。在他们看来，对秘鲁人民来说，不可能有更好的政府了。 借用当时一位杰出的权威的话来说，由于满足于现状和没有犯罪行为，秘鲁人的温顺的性格可能使他们适于接受基督教的教义，如果征服者的内心怀着改变他们的信仰的愿望而不是怀着希求获取黄金的贪欲的话。①而且后来有位哲学家，由于被他自己的想象加以渲染的一幅在印加王统治下公众繁荣和个人幸福的图画
①“如果上帝派来的不是贪得无厌的人，而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那末他们就应该传播我们神圣的宗教，并且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能为人师表，是奉公守法的人。”见萨缅托：《最初发现》，手稿，第２２章。 但是，对人民的功绩的最有力的证词是由曼西奥。 谢拉。 莱赫萨马提供的，他是定居秘鲁的早期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