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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最近几年，年轻人，我这一代人，对这种老是小心翼翼、老是怕做错事说错话，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确”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开始觉得烦了。很多年轻人开始说，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说我自己想说的，让我自由吧，我受够了。
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是我觉得，世界杯足球赛对德国的集体意识有巨大影响。譬如说，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杯比赛，德国出乎意料地赢了当时一直称霸的瑞士队。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国人自信心多么低落，自我感觉多么坏，二战才结束没多久。这场比赛使德国人重新发觉，咦，我没那么糟，我还行啊。
这一两年来，我有个感觉，好像德国文化像浪头一样起来——我说的当然是流行音乐、时尚、电影等等通俗文化。好莱坞文化本来也笼罩一切的，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国电影，譬如“再见列宁”，还有“曼尼图的鞋子”，大大走红。一群很年轻很杰出的德国演员，突然出现。还有流行音乐，本来只听美国音乐的我们，也开始听起德国的创作了——
我得走了，因为练球的时间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个星期六是我当教练。你不要笑，MM，这群孩子足球员，我从他们四岁开始教，现在他们六岁了，非常可爱，教他们踢球能让我自己放松，忘记功课的压力和任何不愉快的事。跟他们一起使我很快乐，更何况，我觉得我对他们有责任呢。
给你“偷窥”一下我和一个美国朋友昨晚的MSN交谈，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意思。路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顿读大一。
安德烈网上与友人的交谈
路：昨晚，一个朋友还在跟我谈，说我们这一代好像很失落，怎么定义自己都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战争的一代，五十年代是beatniks（垮掉的一代），六十年代是嬉皮，七十年代是funkies（玩世不恭），八十年代是punk（反叛），还有嘻哈，九十年代是rap（讲唱形式的音乐），而我们是什么？
安：我觉得自己是不可能给自己下定义的。但是我们这一代缺乏叛逆，缺乏冒险，倒是真的。我们大多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长大，没有什么真正的痛苦，也没有真正的灾难……生活太安逸了，使我们找不到需要叛逆、可以冒险的东西——
路：我们怎么看自己——还是媒体在塑造我们怎么看自己？缺叛逆、缺冒险，会不会也是因为主流媒体只会报道不叛逆、不冒险的主流价值？美国媒体都是大财团控制的。
安：但是我们究竟能对什么叛逆或反抗呢？你们美国人可能有对象——你们有布什，我们这边不太有。
路：可是我们得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啊。没有冲突，就找不到认同。
安：需要认同吗？
路：当然。
安：为什么？
路：因为……心理学家是这么说的。
安：我要知道你怎么说。
路：我觉得很重要。
安：为什么？
路：譬如说，我认识一个黑白混血儿，她卡在两个种族和文化之间，就很茫然。很多年轻人，为了要有归属感，就加入犯罪团体；即使是个犯罪团体，他也要有归属。
安：很糟的是，这个社会常常强迫你选边。
路：对。我问你，做德国人是不是比较累？
安：不久前我去看一场国际足球赛。德国队踢进一球，群众跳起来，又唱又喊，我听见他们混声唱的是，“德国人，站起来！德国人，站起来！”我吓一大跳。太陌生了。其实他们唱的完全是一般比赛时加油的歌，譬如柏林跟法兰克福对决的时候，你可能唱“柏林人，站起来！”在国际比赛，自然就变成“德国人，站起来”，可是我当下却觉得，哇，很不习惯，浑身不自在。好奇怪。
路：你马上想到纳粹？
安：正是。
路：你们在学校教很多纳粹那段历史？
安：从小学就教，教了又教。我问你，球赛散后，马路上晃过来五十个美国人，大叫大唱“美国第一”，“美国万岁”的时候，你会想什么？
路：我会想，哼，典型美国人。不过，英国人也会这样。
安：对。如果这样晃过来的是德国人呢？
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安：如果是五十个德国人大唱“德国第一”，“德国万岁”，会把人给吓死。
路：明白。
安：是什么，使你成为“美国人”？
路：这太难答了。其实，我不喜欢美国人。
安：那么你认同什么？
路：我认同我的同代人。
安：那么是什么，使你的这一代人是“美国人”？世界第一强国的年轻人，怎么理解他自己，还有他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
路：我其实跟美国文化很疏离。很少同龄人关心政治。他们说他们反对布什，事实上那样说只是为了表现自己“酷”。反布什是流行的。年轻人每个都反，除非你是个基督徒或是好战主义者。
安：你是说，年轻人不知道要跟什么价值去认同？
路：我们在一个富强的国家，富强的意思就是，年轻人可以对政治经济国际情势一概幼稚无知，他反正承受得起，让别人来为他思考。美国青年的悲哀就是这个，我们对世界完全淡漠，只关心自己的小圈。
安：这大概是所有富有国家的共同特征吧。
四、如果你年轻却不轻狂
MM：
信迟了，因为我和朋友们去旅行了三个礼拜。别抱怨，儿子18岁了还愿意跟你写信你也应该够得意了，尤其你知道我从小就懒散。就跟你报告一下我的生活内容吧，也免得你老觉得不知道我怎么过日子。
可我马上陷入两难：我们去了地中海的马尔他岛和巴塞罗纳，但我真告诉你我们干了什么吗？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18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在黄金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德语有个说法：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一个18岁的香港女生问我时间是怎么花的，我读什么书、想什么事情、朋友相聚时谈什么话题等等。我吓一跳，嘿，你难道真以为我是个深沉复杂、假里假气的知识分子老学究？当然，有时候我会去思考一些严肃的大问题……一个月里有五分钟吧，当我无聊得要死的时候（MM，你失望吗？）——好啦，我在夸张啦，但是我夸张以便你明白18岁是怎么回事。刚刚我才从咖啡馆回来，我们在咖啡馆里谈得最热烈的大半是身边的小世界、朋友之间发生的芝麻蒜皮。我们当然也辩论政治和社会议题——譬如我今晚就会去看《华氏9·11》，朋友们一定也会各有看法，但是我们的看法都是很肤浅的，而且，每个人说清楚自己的想法，也就罢了。
周一到周五每个人都忙：足球、篮球、舞蹈，每个人疯得不一样。德国学制每天下午3点就放学了，下午的时间各管各的。我是个足球狂：一周三个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做教练，教7岁的小鬼踢球。每个周末又都有巡回球赛，所以我的生活里足球占了很高比例。功课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其他，就是跟朋友混，尤其是周末，我们不是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咖啡馆或小酒馆里喝酒聊天，烂醉的时候就用瓶子把酒馆砸个稀烂或者把随便什么看不顺眼的人揍个鼻青脸肿……
怎么样，吓到你了吧？（你在倒抽一口凉气对吧——我知道你会真信呢，MM，你真的是小红帽，没办法！）好，有些事，是14岁到16岁的小家伙想尝试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着你的老幺），而我们已经到一个程度，觉得酗酒而醉是难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时候会喝醉，譬如在马尔他岛，相处九年的好朋友们要各奔西东了，我们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纳米比亚吗？我认识一个华文作家，在纳米比亚的酒店里喝醉了，醉得当场敲杯子唱歌，还要把餐厅的杯盘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卷起来带走……那个人你记得吗？那年我才十岁，可是至今难忘呢。
我不是在为饮酒辩护，我是说，欧洲的饮酒风俗，可能和亚洲不太一样。你知道饮酒时的碰杯怎么来的吗？中世纪时，如果你要害死一个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里下毒。很多人是这样被毒死的。所以就开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溅到别人杯里，要死就大伙一起死。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边的人，渐渐地就变成社会习俗了。讲了这么长的“前言”，其实是想告诉你，MM，对于年轻人饮酒，别过度紧张。
到马尔他岛是我们的毕业旅行，十个男生，十个女生，一个老师。这个岛其实蛮无聊的，对我们而言，重要的只是朋友的相处，而且，因为朝夕相处而得到不同角度的认识。白天，老师陪着我们看古迹，晚上，他就“下班”了。18岁的人，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几个下午，我们懒懒地围在游泳池畔，听音乐，喝啤酒，聊天。晚上就到酒馆里晃。老街很窄，挤满了欧洲各国的人。
巴塞罗纳比较有意思。我们是五个人，租了一个公寓，一整个星期只要500欧元，放下行囊就出去逛了。那么多的广场，围绕着广场都是美丽得惊人的建筑，不论古典的或是现代的，都那么美，雕塑也是。每天我们都在用脚走路，细细发掘这个城市。我觉得巴塞罗纳是我所走过的最美的城市之一，而我走过的城市还真不少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和一个在美国认识的朋友碰面，她是委内瑞拉人，在巴塞罗纳读书。她就带着我们走遍了老街老巷。这就是欧洲的美好之处：往任何一个方向飞两个小时，你就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国就不行了，飞到哪儿都千城一面。
你呢，MM？在匮乏的年代里成长，你的青少年期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青少年期啊）？你的父母怎么对你？你的时代怎么看你？18岁的你，是一个人缘很好的女生？还是一个永远第一名的最让人讨厌的模范生？一个没人理睬的边缘人，还是最自以为是的风纪股长？
安德烈
2004年10月25日
安德烈：
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MM
2004年10月25日
MM：
能不能拜托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也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我想从弗洛伊德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类是由直觉所左右的。“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是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德烈
2004年10月26日
五、对玫瑰花的反抗
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18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1968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23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 我们的“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蒙蒙，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整齐划一的动作。幼儿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