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 第10部分

　　城里的老金、沈从文和别的朋友不时结伴上山探访徽因；徐志摩也常约着徽因的堂弟林宣一同来看望她。徽因高兴地告诉朋友们，自己的体重已增至９８磅，吃饭睡觉都很好。志摩和她开着玩笑：“如今再出演印度美人，可以不用化装了。”


与徐志摩倾谈

　　志摩他们总是星期六下午从北京出发，天黑时赶到香山，当晚住在旅馆，第二天吃过早饭，再前往双清别墅。

　　矮矮的院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萝。徽因和志摩把椅子搬到阴凉的廊下，泡上一壶绿茶，随意而自在地聊着。

　　他们谈时事、谈生活，更多的还是谈文学和新诗。当时，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正在提倡新诗的格律化，主张新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除徐志摩、闻一多外，诗坛还出现了朱湘、刘梦苇、饶孟侃等一群极富才华、才情俊逸的青年诗人。闻一多把新诗对格律的要求比做“戴着脚镣的跳舞”，朱湘把写诗当做终身的事业来追求，而徐志摩更是在诗中表达出感情的美和文学的美。他们致力于改变“白话新诗不像诗”的问题，在创作探讨中坚定着信念：新诗发展的历史使命，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来承担。

　　志摩和徽因谈到，朱湘为人性格虽说别扭了些，但诗写得真不坏。尤其他对诗歌写作的理解和痴迷，为旁人所不及。他们十分赞同和欣赏朱湘的诗论：诗的本质是对人性的表达，所以它历旧弥新，亘古难变；而诗的形式则要随着不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阳光在院墙的藤萝上移动，在这样的谈话中，时间过得特别快。有时，徐志摩会忍不住向徽因倾诉内心的烦闷。徐志摩的苦恼来源于他和陆小曼的婚后生活。当初，徐志摩冲破来自社会和家庭的重重压力，得以和陆小曼结合，他曾经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说，陆小曼是他一生的成绩和归宿，他们的婚后生活如同“甜美的梦撒开了轻纱的网”。可是，幸福和甜美真是像梦一样短暂，现实距徐志摩的理想越来越远。

　　如今我们看照片上的陆小曼，像极了３０年代月份牌上的美女，眼波流动，顾盼有情，甜美妩媚。而当时生活中的陆小曼则是体质娇弱，性情浪漫，爱排场、喜交际。上海滩的夜晚，充满了成熟植物气息的空气，不断翻新的发型、服饰、鞋帽，都使她流连忘返，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影剧院里有她的包厢，夜总会和赌场中，常可以见到她婀娜的身影；上流社会举办的京剧、昆曲票友义演，总有她曼妙的表演和歌唱。她常常带着全家人和朋友们为一年一度的菊花大会摆酒，到丽娃丽达村划船，到新利查、大西洋吃西餐，到一品香吃大菜。除此之外，几年前，她为了治胃病，不听徐志摩的苦劝，又抽上了鸦片，每天要在烟榻上消磨许多时光。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时，他的父亲徐申如曾宣布，徐志摩婚后的一切开支自理，他不再予以接济。这一决定断绝了徐志摩的财源，陆小曼在上海流水般的花消迫使徐志摩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般旋转不停。他在北京三所大学兼课，课余写诗作文，甚至为了提成，在熟人间做房屋买卖的中介。即使如此，仍然是入不敷出。他寄往上海的信中，几乎每一封都在谈钱，谈挣钱的不易，恳请陆小曼稍事节俭。

　　朋友们很关照志摩，他在北京吃、住在胡适家里。胡适待他如同兄弟，各种日常用品为他预备得一应俱全。他住在胡适家楼上的一间屋子里，与胡适的大儿子祖望相邻。细心的胡太太发现，志摩的两件丝绵长袍，一件磨损，一件烧有破洞，就不声不响地替他缝补好。他感冒咳嗽了，胡太太亲自熬金银花、贝母汤让他喝。


诗情溢香山

　　徐志摩奔波于京沪之间。１９３１年上半年，他往返于北京至上海８次。他十分苦恼，这哪里有他理想生活的影子。上海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一座石库门洋房是他和陆小曼的家。陆小曼的父母也住在这里。他们家里有五六个仆役，有汽车、有司机。每当志摩回到上海，家里等着他的总是这样的情形：沉溺于夜生活的陆小曼常常是天快亮时上床，直睡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起床。等吃过饭，梳洗打扮停当，天就又快黑了。

　　徐志摩说，这是一种销筋蚀骨的生活，他之所以要离开上海，寄居北京，就是要脱离这种生活。他多次劝告，甚至恳求陆小曼到北京来，过一种健康的、有所作为的生活，陆小曼只是不听。对此，徐志摩不知如何是好。他反省自己：“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

　　徐志摩上香山，不仅是为了看望徽因。在与徽因的交谈中，在空明澄净的山色中，他心中的烦闷郁积也得到了宣泄和荡涤。所以他对徽因说：“我只有到这里来了。”

　　在林徽因面前，徐志摩彻底敞开了自己的心灵。他诉说着对婚后生活的失望，对陆小曼的失望。

　　“看来，我这一生不再会有幸福了！”他对徽因说着，声音里有委屈，有不甘，还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

　　林徽因满怀温柔的同情倾听徐志摩诉说苦恼，她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志摩才好。她在想，志摩的精神、志摩至纯至真的性情更多的属于艺术、属于诗，而生活中却有着那么多的内容和杂质。她理解志摩，因为她自己在某些方面和志摩有相似之处：生命的冲动和热情不是源于对生活的认识和体察，而是源于性灵、源于灵魂。

　　她安慰着自己的朋友：爱的梦想和这世界一样古老而永恒，无论梦想是否能实现，拥有梦想就应该感到幸福。更何况，生命的意义只存在于生命的过程，无论是痛苦还是忧伤，总是比死气沉沉、麻木不仁地活着更符合自己的性情。当然，她也建议志摩还是力劝陆小曼早日北迁，在北平把生活安定下来。

　　在和徽因的长谈中，志摩的情绪好了起来，心灵仿佛水洗过一般宁静。此时志摩眼里的徽因，早已不是当年寓居伦敦的那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小姑娘，她更像一个善解人意的小姐姐。

　　在香山养病的日子里，林徽因开始了写诗、写小说。林徽因写诗常常在晚上。清幽的山中生活、宁静的心绪，让她诗兴勃发。据林徽因的堂弟林宣回忆，当年徽因写诗时，“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

　　当朋友们上山来看她时，她偶尔会拿出自己写的诗给他们看，她的诗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徐志摩把她的诗拿走，有的发表在刚刚创刊的《诗刊》上，有的发表在《新月》上。从此，新月诗人缤纷的诗丛中，一个清丽、幽雅的声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认同。

　　在短短的时间里，她写了《谁爱这不息的变幻》、《那一晚》、《笑》等诗作。林徽因写诗好像没有通常所谓的“成长期”、“成熟期”。也许得益于自幼家庭的熏陶和积淀，也许是性情使然，她的诗虽不能说是字字珠玑，但可以说每一首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


梁上君子与林下美人

　　北总布胡同３号，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垂花门廊，方砖铺地，院子里种着石榴树、槐树还有海棠花和马缨花。

　　宽敞的居室里，陈设着徽因和思成从旧货店里挑选的硬木家具。沙发旁，有他们在野外考察时捡回来的残损石雕。阳光从南窗射进屋内，照着书架上、案几旁满满的中英文书籍。墙上是梁任公为他们手书的条幅：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

　　徽因、思成开始了在营造学社的工作。思成留美期间，确立了以中国建筑发展史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建筑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一门手艺，由工匠师徒相传，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几千年的古代中国，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书籍仅有两部，一部是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另一部是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营造法式》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建筑术语让现代人不知所云。思成就从较为切近的清代《工程做法则例》入手进行分析研究。

　　营造学社社址在中山公园的一排平房里。这里远离游人，环境很清净。梁思成找到两位一辈子在故宫做建筑维修的老木匠，对照《工程做法则例》，开始了对古代建筑的解析和研究。他说：“有《工程做法则例》做教科书，木匠们做教员，清代宫殿做教具，对清代建筑方法和规则的研究开始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徽因则协助思成搜集资料，绘图摄影，研究历史典籍，制作整理卡片。思成的案头是一摞摞古建筑构件的草图，他指点着图纸告诉徽因，这叫做“蚂蚱头”，那叫做“三福云”。徽因觉得，那些遥远而生疏的名称一下子变得贴近而清晰，她兴奋地说道：“这些名称多么生动形象！古代匠人的想像力不能不令人钦佩。”

　　他们的工作庞杂而琐细，但又必要而切实，就像在欣赏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之前，必须懂得和熟悉那个国家的文字一样。要研究中国的建筑历史，必须熟知中国历代建筑施工技术、方法的演变，如此才能对历代建筑艺术的年代及其价值予以准确的定位。

　　他们计划着，一旦手上的工作有了眉目，就到外地去实地考察、测绘那些散落在各地的古建筑遗存。

　　一个凉爽的早晨，金岳霖正在屋里看书，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叫他。他出门一看，什么人也没有。“老金，老金”，这叫声好像来自空中。他抬头向上望去，只见思成和徽因高高地站在前院正房的屋顶上，笑嘻嘻地喊他。老金知道，这是思成和徽因在学着攀缘、上房，为以后外出考察做准备。他有些担心那房子的屋顶不太结实，连声说道：“还不赶快给我下来！”

　　徽因觉得好玩儿，笑着在房上走着。思成扶着她下了房，来到老金家。

　　老金早已吩咐仆人泡好了茶。闲聊间，老金说：“我送你们一副对联：上联是‘梁上君子’，下联是‘林下美人’。”

　　老金的这副对联，巧妙地嵌入了思成和徽因的姓。思成听了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否则我怎么能打开新的研究路径，不还得纸上谈兵吗？”

　　徽因的反应则不同，她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好像只配做摆设似的！”


朋友聚会

　　老金知道，徽因不仅在建筑学研究上十分痴迷，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亦有不俗的成绩。老金很喜欢徽因的诗，每次读到都会对徽因谈自己的感受，肯定徽因的创作，鼓励徽因继续写下去。所以，对徽因的不满他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欣然赞同。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是徽因、思成和朋友们聚会的时间。因为金岳霖是单身，无人打扰，所以聚会通常是在金家，有时也在思成和徽因家。

　　金岳霖和梁家同住一个院子。梁家住前面的大院，老金住后面的小院。前后院各自单门独户。

　　后院很小，没有什么树。金岳霖种了一棵姚黄，栽在一个特制的大木盒里，几个人才抬得动。仲春时节，姚黄花开，如火如荼。

　　老金把最大的一间南房当做客厅，客厅靠北墙摆放着八个大书架，书架上以英文书居多。客厅的南面，围着一圈沙发，墙上挂着邓叔存作的水墨山水。

　　老金有一个洋车夫，一个会做西餐的厨师。在他这里，朋友们喝咖啡，吃冰淇淋。咖啡是老金特地吩咐厨师按朋友们的口味做出来的。因为老金是湖南人，朋友们笑称这里为“湖南饭店”。

　　常来这里参加聚会的有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哲学教授邓叔存、经济学教授陈岱孙、国际政治专家钱端升、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济、北京大学教授、作家沈从文，徐志摩如果不回上海，也会在星期六下午到来。

　　老金精通英文，习惯于用英文思考哲学和逻辑学问题，但他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濡很深。他对中国山水画有很高的鉴赏力，还酷爱京剧，家中收藏有许多京剧名角的唱片，自己也能唱得有板有眼。他还喜欢斗蛐蛐比赛这种游戏，他认为斗蛐蛐涉及到技术、艺术和科学问题。

　　政治学家张奚若，早年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大学，是一个非常直率而重原则的人。朋友们说他的性格是“完全西方的”。他坚持“述而不作”，一生只写过一篇政治学论文《主权论沿革》，但却以自己的学问和人品在清华的教授中受到敬重。

　　陈岱孙是一位高大、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