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虽然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形式，但奴隶制度一直延续着。直至亨利四世统治时期，才有法律规定奴隶、农奴和工匠可以送自己的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在这条法律生效很久之后，如果没有得到主子的同意，他们的孩子甚至不能信仰基督教。此后，在国王专注于与封建贵族势力作斗争的时期，渐渐放松了对奴隶的控制。国家颁布设立皇家直辖市的法令规定，如果奴隶逃跑后，能够在外藏匿一年零一天而不被找到，那么他们将成为直辖市的自由市民，法律将保障他们作为市民的权利。
在女王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格兰岛上的最后一批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而苏格兰岛上的农奴则没有这么幸运，直到乔治三世统治时期，他们才获得了解放。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前，矿工与盐工属于土地的一部分，是随着土地一起买卖的。他们无权要求自己的工资数额。如同美国南方各州的奴隶生活，他们得到的食物量仅够使他们拿起锄头干活。
沦为奴隶，没有人想过要积攒些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以积攒，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还有未来。唯有他们的主人决定了他们的一切。于是，奴性的、被动的生活习惯被传承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今来自爱尔兰的矿工是上个世纪才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的子孙，他们现在一天能有10到14先令的收入。1799年通过的一项立法的序言部分对此有所描述：“鉴于15世纪国王陛下的立法通过之前，大部分的矿工、煤矿搬运工以及盐工的生活方式已经固定下来，而他们为生的矿场、盐场已有所变化。根据以上立法规定，这些人的奴隶身份当即被消除，同时获得受到立法保护的自由人身份。尽管当前仍有很多人无法摆脱奴隶身份，并受到有关条款的束缚，接受相关的处罚。”还有其他现象。新立法规定他们已获得自由，并不在遭受奴役。奴隶们以前的所得只够填饱肚子，没有积攒的习惯。因而我们认为，矿工们浪费挥霍的恶习，是奴隶制留存在当今社会政治体制中的后遗症。
现在的社会与那时的现状完全不一样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工人都是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制的消除所带来的伤痛或许是他们仍旧热衷于喝酒，这一点和爱斯基摩人与北美的印第安人很相像。工人们要有坚强的自我控制力，懂得调节情绪，为今后可能获得的幸福生活而控制住眼前的物欲享受。并以严谨务实、勤勉节制的生活作风赢得社会的肯定，提高工人的地位。
如今的工人阶级要比过去任何时候的工人享有更多的公民权利。工人的权利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工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受到宪法的保护。从他们的角度看，社会上保护工人群体利益的工会、报纸、福利社以及其他现代的文明机构遍地都是，他们还被承认是知识分子圈中的一员：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建筑家、哲学家以及诗人都出自工人阶层。知识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没有贵贱之分。渊博的学识使人们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文明的积累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当然，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是存在的，也唯有这种追求更高目标的心态才可能推动社会发展。一个人惟有不满足于自己当前的社会地位，才有可能竭尽全力去改变现实状况。满足感有时意味着裹足不前。
只有当我们感到不满于现状时，我们才会寄希望于将来的时日，才肯花心思计划人生，奋力工作与采取行动。
工人阶级常常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即便他们的劳动所得比专业人士的报酬还要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认真考虑过该怎样改善他们当前这种糟糕的生存环境，而是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浪费在了酒馆里。他们似乎很看重自己和自己所处的阶级能否获得尊重。他们崇尚这样的理念：贬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相当恶劣的，劳动最光荣！只有懒鬼才是最无可救药的。
斯特林的观点是：“如果工人能够将所从事的工作——不管这项事业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与自己脑中最为高明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话，他就能为自己后半生享受无忧的生活而作出有力的保证，并将自己的生活档次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或许因为工人群体在这一点上曾遭遇过挫折，加上那些有能力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一直在袖手旁观，所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工人群体的形象一直是低贱和堕落生活的象征。”
联系到收入问题，前文已经提到过。掌握熟练技能的工人的所得比助理牧师的平均工资水平要高，建筑工匠的收入多过随军外科医生；一名轧钢工人一天的收入就超过了1基尼，相比之下，一名海军助理医师的工资则少得可怜，只有14先令，即便度过了3年的助理期，他们一天的所得也只是21先令；大多数非英国国教的传教士的收入和熟练技工的工资差距也很大，而从事账房或者库房办事员工作的人与他们相比，差距更加悬殊。
其实，如果这些熟练掌握技能的工人有这方面的意愿的话，他们也能够享受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享有的东西，比如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是什么障碍阻挡了他们前进的步伐？结论就是工人们没有将宝贵的精力用在提高自己的修养上。他们并不缺钱，缺少的却是个人的文化修为。他们自己也很明白，一个人能够获得怎样的社会地位并不完全由他的收入决定，个人的学识与德行才是关键。工人群体已经错过了很多提升群体形象的机会——他们只知道享受眼前的乐趣而将大把的金钱挥霍于低级趣味中，而从不对激发自己潜在的最可贵的品性感兴趣——这些好的方面在它们本应该享受的社会权益中遭受了排挤。
尽管工人们拿着高薪，但却没有合理利用它们。从很多方面看，工人们依然遵循着他们那个群体所显现的语言、行动与服饰特征。在闲暇时光，他们也同样穿着油渍斑斑的衣服，双手像是总也搓不干净。不管这群人的技艺已经磨就到如何高深的地步，他们心性却并没有呈现出与技艺同步提高的迹象。尽管他们的钱财是通过自己灵巧的双手换来的，但这些所得在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发挥积极的影响，而是道德的败坏与沉沦。或许他们吃喝无忧，并沉迷于那些低级的趣味中而无法自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收入被挥霍一空，没有任何的积蓄，他们成了酒馆的牺牲品。一旦遭遇经济的不景气，或者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击倒，那么他们所能容身的地方只有工房了。
那么我们应该对这种种可悲的事实做些什么呢？有些人提出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有些人说应该用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来帮助他们；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需要的是良好的住房条件和贤良的母亲与妻子。不可否认，所有这一切都能对人们的品性起到积极的作用和正面的影响。但它们所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就是——无知，在工人群体提升他们的品性之前，无知一直纠缠着他们，并且会传染给其他的人。所以，在采取以上这些举措来改善他们的状况之前，应该将节俭和为长远打算的思想灌输给他们。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我们公认的真理。但有多少人认为无知也是力量呢？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无知的力量造成了比知识更为强大的影响，无知占据着统治地位。也正是由于这种影响的主导性，才使得现代社会还存在着专制制度的统治。
无知造成了人类之间的各种冲突。国家不得不为此设立监狱与收容所，借助警力来维持秩序。国家所有的物质财富由这种无知的势力所创造，并按照这一势力的需求，为它们所用。因而我们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势力之下，承认无知的力量。
无知的力量是强大的。知识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而只能为一部分人所拥有。那么，我们应该致力于扩大知识的传播范围，使更多的人学会思考、受到教育继而充满智慧。只有这样，在与无知作战的过程中，知识才能占据优势地位。然而这一时刻远未到来。
如果你看过一份犯罪记录，你就会发现，高智能者的犯罪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在一名具备较高学识和智慧的人犯罪的同时，会有100个无知的人牵连其中。另一方面，从对所有种类的酗酒和挥霍行为的统计数量上看，无知者占绝大多数。在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最大的。
最让国人感到忧虑的是，因无知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疾病。为了缓解这一问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人们组成各种团体，花费精力和财力来研究解决的方案。然而，无知的影响力比人们所认识到的还要强大，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与之对抗几乎毫无胜算，人们所作出的努力实在是微不足道。于是，人们在绝望中苦苦挣扎，最终放弃了目标，或是在罪恶的力量面前选择了退缩。
“正确的言论是多么动听啊！”雅各喊道。当然，为了公平起见，他也同样会说：“错误的言论是多么动听啊！”就无知者的喜好与接受能力来看，错误言论的影响远比正确言论强大。这种论调与他们愚昧、偏激与空虚的特性相符，并控制着他们的思想。正确的言论往往对他们毫无作用，就像听到外语一样无动于衷。那些学识渊博人士的正确思想不为他们所理解，常常被当作耳旁风，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够明白。
饮食专家们可能会举办健康饮食讲座，而卫生局则每年编写一些卫生手册在人群中散发；但是会有一多半的人不去理睬，剩下的人中，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会去关注。人们对健康卫生问题视而不见。当流感盛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个病源，诸如不具备排污系统的肮脏的街区、噪音污染和传染病的多发地区、臭气熏天、垃圾满地的人居环境、缺乏饮用水和新鲜空气的人口密集地区。死亡导致家庭的解体，很多没有生活来源的寡妇和孤儿只得靠领取救济金过活。无知无不以这些触目惊心的景象在向我们炫耀着它那可怕的力量。
降低这种可怕影响力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传播文化知识。这就如同太阳的光辉普照大地，驱散寒冷与黑暗，在夜间作怪的猫头鹰、蝙蝠和其他夜行动物也随之消失一样，它使人们受到教育，赋予人们更多的智慧，使每个人都变得明智，从而使犯罪率降低，酗酒、挥金如土和无视法律的行为以及一切罪恶的势力都将在与人类文明的较量中受到制止和削弱。
但是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仅赋予人们智慧是远远不够的。聪明的人也可能成为一个高智商的罪犯；他越是聪明，所犯下的罪行也更加恶劣。有鉴于此，人们所受的教育应该在道德和宗教的引导之下。因为教育本身并不具备消灭邪恶势力的力量。渊博的学识与道德品行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受过教育、思维敏捷、才学过人的人缺乏与其学识相匹配的德行，他们终日沉迷于浮华的生活，饮酒作乐，迷失堕落。因此教育必须在道德和宗教的引导下才能发挥它正面的作用。
在现实生活中，贫民阶层品行败坏的程度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道德对人们的行为所起到的作用。即便人们能够挣到很多的钱，他们的幸福指数也不会随之提高，因为钱财并不能左右幸福；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增长的收入可能带来生活的不幸。更多的收入意味着更加频繁的进出酒馆，这种行为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由于酗酒所引起的暴力事件的激增和犯罪率的提高。
在布莱斯顿劳教所从事牧师工作的克莱先生认为酗酒行为罪大恶极。他用文字描述道：“这一罪行还在以极其恶劣的方式向更大的范围扩散。它排斥任何法律制度和宗教信仰，它阻碍真理和光明进驻贫苦人的家和灵魂……不管这种罪行的源头在哪儿，很明显的一点是，无知——对宗教信仰的无知是这一犯罪心理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罪行与人们喝酒的冲动结合在一起的后果，成为了罪恶之源。”
已辞世的阿瑟·赫尔普斯爵士在论及贫富差距、增收与合理消费的问题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番话收录在《议会中的朋友》一书中：
“我的看法是：即便处在社会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全国每年发放的工资总额也是相当可观的，它的数额足以缓解工人们目前生活的窘困。但前提是这些钱能够得到合理的使用。我个人并不认为穷人们有能力单独做到这些，比他们地位更高和能力更强的人理应伸出援助之手支持、帮助和引导他们（不仅是给予钱财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挣钱的法子），穷人们自己会处理好其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