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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狂热本身有无意义不可一概而论，但它绝对应当在它跨向暴力和对他人伤害的关头立即止步。而达成这种止步的前提似乎正是对它的本质和特征作更深入的理解。解除这一集体性魔魇的密码同样是在于绝不轻易地交出自我，或者更加坚决地： 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交出自我。当狂热的根源和动因被找寻到时，对它的控制和消除便有了基础；尤其是促成集体狂热的个体于此有所体会时，狂热本身并不可怕。
而针对摇滚狂热所发的诅咒，恰恰却未能对这一狂热作更为深入的理解，因此它便只停留在了仇恨的水平，而仇恨，一如狂热，也恰恰造成了毫无自我可言的大联合；而惟其因为打着“理性”、“秩序”和“自我”的旗号，它变得比疯狂和“骚乱”本身更为邪恶，而且丝毫无助于人和社会的健康。不走替人决断一切的极端，也不走放弃自我的极端，这是“骚乱”与反“骚乱”的残垣断壁为我们昭示的一条看似容易的行事之道。由于它需要更多的容忍，同时又意味着独自背负选择的压力，它既反对独断专横，又反对犬儒作风，因而绝不像其表面所示那样可以易如反掌。然而，如同历史上许多心灵都曾面临过的独断暴政与乱世暴民的抉择一样，凡视其为必选其一的二难抉择者，其实反而容易，但许多大师也曾失足于此；最难从而也最富挑战性的恰恰是能在其中踏出能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羊肠小道。时代与文明的进步并没有使这种抉择变得更加容易（虽然其性质与后果似乎不再如从前那样严重），这反而使得我们可以在被大师们完备了诸多规则之后依然余下的这一空地里作两面受敌或促使两面清醒的努力，以便有一天我们的后代即使毫无标准操作手册可循，也可以在此类难题面前游刃有余；以便使人类曾经获得过多荣誉的灵魂真正足以担承从来未曾减少过的艰难选择。
注 释
①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26页。
② Ｐ·斯拉特： 《追寻孤寂》，波士顿灯塔公司1970年版，第8—9页。
激情之旅：自我的废墟永不遁世： 摇滚在操练中
结束语
永不遁世： 摇滚在操练中
从80年代中期起，曾经被责骂为“不道德”的摇滚乐终于用一个又一个震惊全世界的“良知复兴”行动实现了它超越既定道德目标的最终目的： 向全新的、毫无滞碍的道德理想行进。这些行动也绝不仅仅是“良知复兴”，它是摇滚从被缚中抗争的全部历史的象征，又是自60年代以来再一次向世界证明着摇滚可以改变世界。
让人回味不已的是，“良知复兴”正好是在摇滚因ＭＴＶ、重金属诸问题而陷入坐大的保守主义的道德围攻之时。摇滚的反抗采用的是它一贯的立场： 不作单纯的道德争议，而是直接超越它，用行动中体现的新道德说话。鲍勃·吉尔多夫这位爱尔兰乐手首先发起了“乐队救援”，使全世界的目光都留意到了非洲的惨境。由Ｕ2、“警察”、乔治·迈克尔、大卫·鲍伊等巨星参与录制的《他们可知已是圣诞？》奉献给非洲灾民的也不只是近千万英镑金钱，更是向人类提示着一种高尚的意识。
随之而来的是以一曲《天下一家》而闻名遐迩的“美国声援非洲”活动，除创作《天下一家》的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全心投入之外，美国最具号召力的摇滚巨星几乎全体出动，近五千万美元的销售收入为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其他非洲灾民带来了生活的信心。而半年之后（1985年7月3日）的“生存救援”行动，则不仅成为有史以来全世界吸引最多观众的节目（全球140个国家约20亿人从电视中同时观看），也使摇滚乐成为了人类最具道德号召力的象征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长达17小时的演唱会上，歌手们演唱的歌曲就有些曾被判决为“不道德”的）。
正是在“生存救援”的演出现场，鲍勃·迪伦公开揭露了美国农民的惨淡处境，于是，在约翰·库格·梅林坎普、尼尔·扬、威尔·纳尔逊的组织之下，“农场救援”行动演唱会又为美国农民募来了一千万基金，而且这一行动成了年年举办的保留节目。
摇滚歌星们不仅关注埃塞俄比亚的天灾难民，也关心南非的人祸难民。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所在的“Ｅ街”乐队中有一名叫小斯蒂文·范·赞特的乐手，他因为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头巾而广为人知。正是在他的鼓动之下，表达摇滚乐坚决反种族歧视决心的《太阳城》“艺术家联合反对种族歧视”专辑得以问世，尽管这一专辑曾经备受阻挠，但它依然是一个光辉的象征物。
同样，在Ｕ2等乐队、歌手的努力之下，呼吁社会重视青年就业问题的“自我救援”行动和“希望共谋”活动也得以在1986年进行，正是后一个活动使得在80年代早期还籍籍无名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天下闻名。而在两年之后，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彼德·加布里埃尔、崔西·查普曼、尤素·恩都尔诸人将在“人权”巡回演唱会上把“大赦国际”的徽记和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头像贴在全世界许多大城市的体育场。此外，我们还可看到摇滚巨星们为救济各类自然灾害和战祸的受害者、为各国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为艾滋病及癌症等绝症的罹患者举行的难以计数的义演和义录义卖……
所有这些行动，纵然未能使最为顽固的反摇滚势力根本改变对摇滚的反感态度（塘鹅新闻社的埃德加·伯曼就曾针对“生存救援”这一人道壮举评论道：“这只意味着我们在进化的阶梯上向下走了新的一步”，他认为对那些现场观众而言，观看这种“古怪噪音”和“怪异举止”意味着他们的品味与智力降到了尼安德特猿人之下），但起码让摇滚暂时扬眉吐气，在无尽的罗网之中探头而出，自在地呼吸到了几口自由的空气。
应当留意的是，正是在“人权”演唱会这类行动上，在摇滚的顺境之中，也体现出了摇滚乐手们更为清醒的意识和摇滚不断反思、在操练中前进的本质。
斯汀在“人权”演唱会期间曾经指出，“‘生存救援’行动使得人们相信有奇迹，但事实上奇迹不会发生。‘生存救援’筹到的钱还在用于救济非洲灾民，但多数人已经于此毫无意识。”因此，斯汀希望他的音乐能够超越仁慈之心，他开始致力于让听众真正发自内心地关注人权和环境保护。这种努力同以往一样，依然是以音乐本身为手段的。斯汀公开宣称：“我不赞成良心复苏的说法，良心一直存在，我也不同意涉足时政的歌曲作品已经在70年代末消亡的说法。”但他更多的时候是在用作品说话。《蓝海龟之梦》、《无物可与太阳比拟》都令人不能等闲相看。像《独自跳舞》这首歌，描绘的是智利那些失踪的政治犯的遗孀。这类题材和斯汀的态度是60年代摇滚乐既革命又死守艺术堡垒的典型再现。如同另一位摇滚名星杰克逊·布朗（他一直固执地践行着摇滚理想，屡屡因用歌声公开抨击美国的中美洲政策等而受到禁播、骚扰）所言，这类歌“有着极其深刻的含义，因为它提出的意象本身就需要作出解释，你必须看得深远一些才会懂得它真正的含义”。
同样，彼德·加布里埃尔、保罗·西蒙、“说话脑袋”乐队等摇滚乐手和乐队也并不仅把非洲音乐当作灵感来源，他们将自己所实践的“世界音乐”也视为使人类良知真正落到实处的又一手段。保罗·西蒙的《圣地》因到南非实地录音而同时遭到种族主义者和“非国大”的夹击，既是摇滚向来两面受气遭遇的重演，也是摇滚不懈抗争的又一见证。
尽管这种抗争越来越难，尽管在艺术与道德、政治、经济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越来越难，摇滚却从未放弃努力。而且这种努力越来越成为深厚思考基础上的行动。“大赦国际”是吸引了最多摇滚巨星的国际组织，在“人权”演唱会之后，它已从一个拥有8万平均年龄40岁成员的地区组织成为拥有42万平均年龄20岁的极有影响的国际组织。然而，正如该组织美国分部负责人杰克·希利所解释的那样，“我认为‘大赦’对艺术家而言乃是一种观念，这是他们自有的观念，这就是我们合作得如此有成效的原因之所在。他们追寻着完美的歌曲、完美的诗句、完美的雕像，而我们追寻着完美的世界。”因此，他也相信，如同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改变了他的听众一样，斯普林斯汀自己也已经在巡回演唱会中发生改变。斯汀的话为这一判断提供了证据，他说：“‘人权’巡回演唱是我做得最满意的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同其他摇滚大事不一样，不再是摇滚精疲力竭地抗辩，而是坚定主动地投入以艺术改变世界的又一场斗争。
当摇滚在并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一呼百拥的主动抗争中也保持了它被缚时的清醒而非陶陶然（杰克逊·布朗曾对这样的抗争也直言不讳：“任何时髦的事都会变得不时髦……任何引起太多关注的东西最后都似乎会消亡”），我们更可相信摇滚的操练会不可阻挡地深入人心。
我们看到，在无穷的罪名和罗网之中，摇滚于艰难跋涉之中不屈不挠，而且于愤怒之中恪守天职，不与对手一起轻易毁于无妄之火，而是仍然以无穷的艺术探索来化解罪名与罗网，使只善于破坏和指责的敌人（乃至同路人）最终或惭愧或悔恨或悻悻然而归，摇滚却一次次在较量中赢得更多的人倾心相许。同样，在或可吞噬摇滚的钱潮掌声中，摇滚难能可贵地瞪大双眼，于同样无穷的诱惑之间左冲右突，力图使四面奏鸣的强拍弱响成为横流人欲中的亮丽清音，使心有灵犀者或可悚然而觉，不致全身心陷入泥沼深潭。凡此种种，必使摇滚终能得成沛然莫之能御的大力，于人生社会之中操练不已，其消亡之日，恐非如其无可奈何的反对者们所言，是在可见的未来。而于摇滚的热衷者们乃至于持稍微公正之心的旁观者们，摇滚的种种业绩毕竟多于劣迹，因此，在他们的心中所要呼喊的是：
继续操练吧，摇滚！
199210—19936
于北京劲松
激情之旅：自我的废墟新版后记
新版后记
那天在山上吹着风喝酒，一个小朋友说，知道吗，我那时候看完《伤花怒放》还给你写过信，那时侯我才17岁。
我突然想起了在写这书的时候，我也写过几封信，其中有写给Ａｎｔｉ－Ｒｏｃｋ的作者的，这人让出版商回了几句，说是他的书都是引用别人的，每段都要经过许可，所以我最好也是如此，不要间接引用云云，现在想来，除了代序里说的那些原因，心里憋气，也是当时花了许多冤枉钱的原因之一。另一封信是写给一个叫Ｊａｍｅｓ什么的作者，是好几本传记的作者，此人能把几个最充满激情的思想家（我当时的心头好）都写成冷冰冰的格式，我那信也有质疑的意思，不出所料，回信冰冷之极，呵呵。我至今保留的只有一封，就是我认为不可能有回音的一封信，它来自我当时心目中的圣人——以赛亚·伯林，他客气地感激我对他的赞美，其实我只是用蹩脚的英文写了他的作品对一个东方热血青年的激励。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北京四中，我当时单位的办公室，由于宿舍太远，我在办公室过夜，北风呼啸，其声清晰无比。在一张红横格信纸上，我写下那些现在已经记不清的呓语。伯林回信的信签干净无比，我印象极深，但信里真正让我动心的，是他说他的作品能让远在东方的我心动，应了一句话：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当时我不清楚这是句西方的老话，但是他冷静而亲切的风格，让我从此对每本书有不同的体认，对自己写过的东西，既多了一份感情，却添了一种旁观似的冷静。
我从来没有想过十年之后还会有这书的再版，那时候不可能预知时代的变迁会如此纷繁，但至少知道自己的思想总会发生变迁。这些年来，有人批评过我太看重哲学，也有人说我后来写的很多东西没像这书那样有“深度”，或许你们都对，只是现在我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