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未必！在下前来和先生商议朝廷出版报纸事宜也许便是一条比较好的通路，只是这么做前途也是不明罢了，但绝对要好过韩国公地办法！」
「哦？！愿闻其详！」
「先生难道忘记本朝赵普赵相公了么？！」王静辉微微一笑的反问道。
司马光听后顿时明朗──一次，宋太祖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回答道：「道理最大。」不过随即司马光又摇摇头，对于不是皇上最大而是道理最大这个说法，宋太祖「屡称善」。不过道理毕竟不是一种权力何况它具有不确定性，约束力又不强，司马光对与这样的说法虽然是内心上赞同，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常年沉浮于宦海当然清楚这「道理」究竟有多大。
其实王静辉也不相信「道理最大」。在他看来按照宋朝的政治传统，有两样东西能够跟皇权一角长短，一个是富弼在熙宁初年的时候提出：「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因此，士大夫常常以己意为天意，并以此约束皇帝。然而就连富弼也明知「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上天虚无缥缈，并不存在；另外一个便是赵普地「道理最大」了。
但是与其说让王静辉相信「道理最大」，他宁可选择富弼的「天主人君」。不过是因为王静辉在后世长大、生活，对于以报纸和其他传媒手段维持的舆论监督力量比较信服，所以这才选择了赵普地「道理最大」。不过赵普的观点只是适用于一小部分朝廷官员，这个时候的「道理」未必是最大的，面对强悍的皇权，赵普们也是束手无策。但是通过相对比较发达的传媒手段，让赵普的圈子放大再放大，将朝堂上少数几个赵普扩张成千千万万个赵普，那个时候的「道理」说不定就能够和皇权相抗衡，这其中的关键便在于报纸！
「报纸可以让全天下地人都可以变成赵普！」王静辉翻开了自己的底牌，来给司马光打气：「先生或许是认为在下有些幼稚，不过皇权的限制绝对不可以依赖于『天命』，古往今来『天命』有多少次被心怀叵测者所用，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想必先生对此明白的很！」
「这虽然也是前途未卜，不过却也总好过『乱命』！」司马光苦笑的说道。
「先生也不用对此太过悲观，其实我朝政治体制和前代历朝历代均有不同，为了防止皇权滥用，我朝在观念和制度上都有着很严格的限制，不过是一般人很难看得出来便是了，其实若是加以利用，促使皇权不被过当的滥用还是非常稳妥的！」
「观念和制度？」司马光反问道。
「不错，在观念上其实除去赵普和富弼的两种论调之外，还有许多观念都是为限制滥用皇权而设的，『王者无私』、『人君有过』、『君道无为』等等这些都是限制皇权滥用的良好观念，还有现在的一些典章制度也是有着类似的作用，这些制度和观念在平时人们或许会忽略它们的存在，但事实上加以贯彻确实能够成为万世之法！」王静辉淡淡地说道。
司马光在心中快速的盘算着。王静辉所说的这些确实是他所未有想过的，准确的说是他所从来没有注意到过的，先不说那些观念，就是朝廷地典章制度，他也从来没有深究过其中的内涵，王静辉能够从这些细微之处中看得这么深远透彻。这确实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蔡戡讲：「惟人君者，要当以天下为公。」一旦皇帝偏袒皇亲国戚，外朝官员往往上奏叫喊：「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之大公立。」如果皇帝一意孤行，士大夫常常上疏指责：「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这便是「王者无私」，对于这类言论，皇帝在原则上一般表示赞同。
范祖禹说：「人主不患有过，患不能改过也」；刘。黻讲：「大凡人主，不能无过。」这正是以「人君有过」观念为基础。当时人强调：「宰相以正君为职」，「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皇帝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并不自以为一贯正确。宋太祖为「偶有误失，史必书之」而发愁，宋太宗告诫宰相：「朕若有过，卿勿面从」；宋真宗要求宰相充分发挥作用。力争做到决策「无失」；宋仁宗担心自己「所虑来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则其害已加于人。」至于素有南宋英主之称的宋孝宗。更是不时反省自己，他多次叹息：「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汉文、景。」在王静辉看来仁宗皇帝的这种叹息前半句是毫无疑问的正确，但后半句，仁宗皇帝在休养生息和发展经济上所做的可比文、景两个皇帝要好多了。
宋太宗不止一次地说：「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这便是宋朝的「君道无为」，当然，宋真宗自称：「朕未尝专断。」他完全赞成这样的主张：「陛下除礼乐征伐大事之外，其余细务。责成左右。」宋仁宗表示，政令「不欲自朕出」，而要「付之公议」。于是，在君主专制前提下，形成了分权格局：「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皇帝越俎代庖，士大夫往往反对：「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如果妨碍宰相履行职责，反响更加强烈：「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
司马光明白，这些观念未必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宋代地皇帝在这些观念的约束下，大多比较尊重外朝官员尤其是宰相的权力。如宋真宗对王旦「所言无不听」，「事无大小，非公所言不决。」其实像王旦这样权力较大的宰相不胜其举，不过王旦本来有机会成为宋朝一代名相，但是在宋真宗「天书事件」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所以较之他地同行在人格操守上要差了许多，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司马光叹了口气说道：「改之这次你需要某做什么？尽管道来！」他说完这句话，就心神疲惫的靠在椅子上，和驸马进行这样的谈话，所耗费的精力实在是太大了，并且这个话题在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属于禁忌范畴内地，不过即便是皇帝知道有如何？宋朝政治环境要宽松的多，这根本就构不成什么罪名。
「朝廷发行报纸是肯定的，但我希望相公能够明白，仅仅靠这么一两份报纸是很难地，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报纸，这就是在下希望先生来力荐圣上能够放开对报纸的管制，并且能够鼓励民间也来创建报纸。当然，朝廷放开报纸管制并不是放任不管，对朝廷的一些军机大事还是要采取必要的保密规则的。」王静辉说道。
司马光点点头说道：「其实报纸之作用，某这几年也看在眼中，虽然在一些地方报纸的处理方式并不妥当，但平心而论，这确实如改之当初所言──天下平添千百御史，一般不肖官员也是诚惶诚恐，深受天下士人所称赞！至于改之所说之事，某自当会权衡，改之尽可放心！」
王静辉听后点点头，这也是他所能够期待的最好效果了，若是按照原有的历史轨迹，王安石变法派一家独大地话，相信司马光是绝对不会有所阻拦的，但现在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内部矛盾一直为他所压制、分化、化解，保守派和变法派在朝中的力量对比上虽然也是弱势一方，但远远没有达到历史上那种严峻的态势，司马光不肯做最后的表态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王静辉现在还是愿意同保守派进行合作，而不是把报纸这件利器交给变法派──变法派在历史上的作为他可是非常清楚，底下的官员为了往上爬，可没有少拍王安石新法的马匹，邓绾等人便是凭此发迹的，王静辉自然是不愿意变法派变得更加强大──变法派的强大便标志着帝国内政官员体系出现了极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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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大量的论述采用了引用，资料来自于网上、我所看过的一些参考书、还有一些散乱的资料，在通常状况下戒念是不愿意引用这种资料的，毕竟大家都是在花钱看书，看这些资料没有什么意思，不过若缺乏这些资料，王静辉和司马光之间的对话就显得非常干燥，所有的人读起来非常困难，即便是读者预先阅读了资料篇也是无济于事，因为戒念曾对着这些资料埋头了好几天，原始资料是极为枯燥不堪的。读完这一章后，读者将会对宋朝时期高级政治原生态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有些东西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但都能够找到其存在的理由，舆论在宋朝威力的大小实在是让人难以预料，当然戒念会选择更加有利于主角的方向来进展。
「强弱」指的便是皇权和相权，在戒念看来，想要在主角生存的年代用几十年建立初级资本主义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个人倾向上，戒念更倾向于在此基础上形成君主立宪制，主角所做的便是为此打好基础。暴力革命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本书当中的，主角的出现肯定会加快社会制度的发展，但完成社会的转变是一项及其复杂的工程，主角就是当了皇帝也未必能够完成，这就要看主角的后继者们来如何选择书写历史了，所以在此方面有些幻想的读者就免谈了。
顺便说一下，本书的科技部分不会出现火车、电报这些玩艺，毕竟缺乏太多的根基，不过由于主角的关系，这些有助于交流的东西还是要做一些预先的研究的，也许在主角年纪大的时候才会出现原始蒸汽机，当然如果要是可能初级的电学会作为理论来发展，不过电报这东西无论怎么看都有些不现实。
第三百二十一章 经济评论
半个月后，《大宋新华报》开始正式登上了舞台，它的编缉成员自然是大宋精英阶层中的精英，为首的主编居然是又是一个王静辉耳熟能详的人物──加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的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
王静辉对范纯仁的历史并不陌生，但也称不上十分熟悉，之所以能够注意到他，还是因为他的老子范仲淹太过有名，想不知道都很难，此时的范纯仁已经四十三岁了，他的兄长范纯佑已经过世。这个范纯仁也是历史上「熙宁变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过他和司马光是同属于保守派的，司马光在前，范纯仁在后，由于个人的操守和才能再加上他老子范仲淹留下的深厚人脉，范纯仁在司马光死后便成了保守派的中坚人物，这到和变法派中的王安石和吕惠卿的继承关系有些相似。
说起《大宋新华报》，本来有人提议使用《中央报》这样的称呼的，不过被王静辉立刻否决了──这让他想起后世民国时期那份专门以吹牛为著称的《中央日报》，这可不是一个什么好兆头，所以干脆把《中央日报》的对头《新华日报》给搬了出来。他心中对此也是好笑的很，也不知道是谁想得要用「中央」做报纸的名称，别人可能不知道，但王静辉对这个词可是敏感的很，「新华」对于一个后世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地词。本来这还是准备留着给自己的商行所用，不过想想「新华」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用的了的，干脆拿出来给朝廷的报纸更加实际一些。
王静辉虽然在报纸的问题上和司马光达成了一定地共识，不过他也没有想着全靠司马光。在《大宋新华报》创刊半个月后，楚州和杭州的商人群体在王静辉的示意下联合起来推出了《大宋商报》；杭州西湖学院和汴都华英书院各自都推出了自己的书院学报。一时间大宋有了三家最重要的报纸，还有两份一南一北两份学报。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无论在刊印、发行还是运输渠道上都是由商务印书馆来完成的，除却两份学报所面向的对象比较狭小之外，其它三份报纸都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行销渠道直接面向全国发行。王静辉苦心经营《大宋明镜报》这么多年，所积累下来的深厚功底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地作用，否则想要把报纸面向全国发行也不是这么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在这个时代，就是朝廷想要发行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有《大宋明镜报》用了几年时间探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渠道才有今天地场面。
这还不算完，王静辉已经分别给河北的韩琦和陕西的富弼，询问是否可以在这两个地方设立一个地方性的报纸。用以覆盖北方和西北地区。虽然还没有收到这两个人的回信，但王静辉可以预见地是他们绝对不会放弃报纸这样有力的武器，若是在四五年前报纸才刚刚开始创刊的时候，没有人嫩够意识到舆论地威力，但这几年王静辉用手中的《大宋明镜报》为依托。向士林、官僚、工商等各个阶层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所达到的政治效果是所有知情人都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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