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知识问题上会遇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普遍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应该为所有的人服务；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首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也就是说，这个普遍性的运用决不是普遍的，它是特殊的，只是关涉到有特权的利益集团。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技术工作中，获得知识的方法之普遍性与运用这种方法的特殊性构成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他们让自己适应这种矛盾，或者设法逃避这种矛盾，那么还不能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变得意识到这一深刻矛盾，并正视这一矛盾，他们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萨特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美国，一个科学家由于他具有的专业技术，正在研制美国想在越南试用的新式武器，他为越南战争而制造它们。如果他意识到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不应该被应用在这样的场合，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与它的实际运用是矛盾和冲突的，那么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由于意识到这一根本矛盾，他内心也处于一种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他不可能不继续从事这种新式武器的研制，这是专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当他想到这种新式武器的用途时，他又深感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有过错的，甚至是有罪的。于是他就有了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不安的良心”的东西。
在具体行动方面，他可能体现出这种不安的良心，较多的情况是在请愿书上签名，谴责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同时仍然从事自己的武器研制工作。也就是说，在普遍知识和它的实际专门利用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他自身内心的矛盾冲突却借这种谴责行动得到缓解和暂时摆脱。萨特说，这就是古典知识分子。“他完全满足于有一个不安或不幸的良心，那让他可以去谴责。因此，知识分子——古典知识分子——是一种伟大的谴责者。”（《萨特自述》）
萨特指出，自1968年5月以来，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学生运动矛头所向，除了别的东西，就是整个教学体制，就是国家对文化的干涉。事实是文化被限制和保留给少数幸运者，而它本应该是为每一个人的。通过这些特殊的挑战，学生运动所攻击的对象，正是古典知识分子。例如作为古典知识分子的教师，在学生们看来，他处于普遍性之中，具有某种知识，而那是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给他的，因此这种知识部分是普遍的，部分是特殊的；具有这种知识的教师有一种权力，一种非常特殊的权力，也就是消灭学生的权力。当他这样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就不仅是通过词语来谴责这个资产阶级社会，而且接受这个社会委托的一种权力来为它服务。
结果是，如果这些教师想同他们的学生进行联络，如果他们想继续忠实于其普遍性的倾向，他们就应该学会向自己质疑，这是这个不安的良心必须去做的。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同群众在一起的方式，抛弃他们可能得到的无论什么特殊权力，像群众中的一员那样获得同等程度的主权，而一点也不多。
但这样一来，有人会质疑说，既然他已经与群众结为一体，那是什么使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呢？实际上萨特认为，在一个可以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再有知识分子，因为原有的矛盾不再存在。因此，对这一点有所理解的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是同群众在一起的；他们跟其他群众唯一的区别是，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向群众提供这种具体的普遍，那种由于他们的研究而朝向普遍性的倾向。现在的知识分子仍有可能为群众服务，向他们提供需要的东西，因为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成了新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的首要原则是知识分子的一体化：例如他去工厂工作，变成工人中的一员，以便让那种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实现。
萨特承认自己是一个古典知识分子，特别在1968年5月以前；而在这之后，他有了较大变化，努力向新知识分子方面转变。在5月风暴期间他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本身就是迈向新知识分子的一步。自那以来，他尽可能地投身于群众之中，参加各种实际政治活动。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的公报。而后来他出任《人民事业报》主编，这份报纸是面向人民群众的，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反映1970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坚持斗争的情况。
在1970年，萨特…还协助一些人成立“红色援助”组织，它是一个为反对政府镇压而斗争的组织，其宣言主要由萨特执笔，说明了它的宗旨：“红色援助是一个民主的、合法公开的和独立的社团，它的根本目的是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物质的和道义的援助，这个援助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他们的正义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证的。红色援助产生于人民，并帮助他们去进行斗争。”（《永别的仪式》）
他还来到一个工厂，拿着一个传声筒，站在一个桶上，向工人群众讲话：“我想到街上来，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认为，在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在19世纪就已存在，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在那一时期产生了非常好的结果。今天我们应该尝试再次创造这种亲密关系。50年前，人民和知识分子分裂开来；现在，我们必须填补这一裂缝，而让他们回到一起来。这并非说，知识分子可以给人民劝告，或告诉他们去干什么，而是相反，去帮助群众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因此我对你们说：我们再次彼此发现，就像黑夜追随着白天一样确实。”（《萨特自述》）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知识分子（2）
1970年2月，赫宁…利埃塔尔煤矿有16名矿工因瓦斯爆炸而死，许多人受伤。12月，萨特主持了由“红色援助”组织的一个人民法庭对这一事件的审判。他在控词中说：“我们必须尝试决定的是，这一大灾难是应该归之于‘命运’，就像煤炭公司的报告中用‘事故’一词所暗示的那样，或者它是一次谋杀。如果您喜欢称‘矿井瓦斯’和‘矽肺病’为命运决定的事物，那您当然可以说这是命运，但如果这样，那么一些人成为牺牲品，是因为另一些人剥削他们，为了生产率不仅牺牲他们的健康，而且要牺牲他们的生命，这也就是命运。在安全和利润之间，应该作出一种选择。而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选择早就作出：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没有安全。事故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而它发生的地方都有矿井瓦斯，缺乏安全设备。但这些死亡被计算过。它们被列入年度平衡表之中，这平衡表表明了生产率成功地击败了安全。这些死亡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那些坐在大办公室的人，把工人看作简单的机器，是供使用的，直到他们被耗干。”
最后萨特作出判决：“因此我向你们提议作如下结论：该厂主（即国家）在1970年2月4日犯有谋杀罪。而这一谋杀罪的执行者是六号矿井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我们也判处他们犯有一级谋杀罪。说他们有一级谋杀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为了生产率而不顾工人的安全；就是说，他们把物质财富的生产放在高于人的生命的位置上。”（《萨特自述》）
1971年6月，萨特和他的一个左派朋友创立了解放通讯社，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闻公报。他们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说明：“为捍卫真理，我们将共同创造一种新工具。仅仅认识真理，这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让别人听到真理。解放通讯社将定期发布它所能收到的一切消息，同时严格地对其进行检验。它将是一个新的讲坛。什么都想说的新闻记者可以对什么都想知道的人说话。它给人民以说话的权利。”（《永别的仪式》）
1972年2月，萨特来到雷诺汽车厂的门前，调查皮埃尔•；奥弗奈伊被杀害一事。奥弗奈伊曾是雷诺汽车厂的一名工人，在一年前被解雇了，这次他来这个工厂门口是参加一个反解雇、反失业、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被一个警察开枪打死。下面是萨特在现场调查的情况：
萨特：首先，我想了解私人守卫是否有武装。谁是有武装的？这是我们希望知道的。
一工人：事实上，那就是一个便衣警察。
萨特：一个不穿制服的警察？他们是带武装的吗？
一工人：他们是不穿制服的警察。我不知道厂方是否知道这一点，但我发现，对于一个警察来说，带着武装是不被允许的。
萨特：在这以前，有过类似的事情吗？
一工人：没有，从未有过。在发薪日，有一些警卫守在四周，但他们都穿制服，带着他们的冲锋枪，而这就是一切。
萨特：没有人见过这把左轮手枪吗？（对一个记者）看来好象是不允许一个法国公民保护他的同伴在一个工厂门前不被武装警察杀害，也不允许他尝试找到这一罪恶的根源。如果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情况就十分可悲了：一个暴力的浪潮将发展下去，会在某一时刻会爆炸。我们应该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发现真正发生了什么。
一个记者：您认为必须把自己的这一调查进行到底吗？您对当局没有任何信任吗？
萨特：没有，完全没有。
2月28日，萨特参加了抗议奥弗奈伊被害的示威活动。走上巴黎街头参加这一活动的人有20万人之多，这是自1968年5月风暴以来，左派组织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萨特虽然腿部有病，还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坚持参加奥弗奈伊的葬礼。
1974年年底，萨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恢复到较好的状态。这时，他干了一件在欧洲造成很大影响的事情，又一次成为公众反对的对象。
德国左派组织赤军派的头头安德列斯•；巴迪尔和其他人因从事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被西德当局关进监狱。1974年3月，《现代》杂志发表了几篇与此有关的文章，谈到对巴迪尔和他的同志的刑罚，其中一篇是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罗桑特写的，题目是《隔离的酷刑》，谈到巴迪尔等人被隔离关押的非人道性。
后来克罗桑特同萨特比较熟悉了，请萨特代他去看一看巴迪尔关押的情况。萨特同意了，于11月初向西德当局提出要求，被拒绝。不久巴迪尔的一个同志豪格尔•；明斯在关押中因绝食而死，这更加增强了萨特去德国的决心。他在《解放报》上发表一封信，抗议西德当局的拒绝。他还接受了西德《明镜》周刊的采访，详细谈了对这事的态度。
萨特谈到，他之所以要访问巴迪尔，是因为巴迪尔属于国际左派；其行动也许不一定是，但其原则是的。他想直接对巴迪尔及其同志的被监禁情况有所了解。
萨特明确表示，他对赤军派杀害柏林法官德伦克曼的行为表示反对，认为这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犯罪。从原则上说，他不反对武装斗争，但革命行动并不总是等同于武装斗争，它有多种形式。在法国、西德这样的国家，采用所谓“城市游击战”的形式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反对西德当局在赤军派一案中限制被告和辩护律师自由接触的做法，认为这表明了司法界的不公正。他表示要继续利用自己名声的特权来达到他访问巴迪尔的目的。在发表这个谈话两天后，萨特获得西德当局同意，前往斯坦海姆监狱，同巴迪尔交谈了一个半小时，陪同前往有巴迪尔的律师。同一天萨特在德国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呼吁成立一个保护政治犯的行动委员会。几天后在巴黎他又举行了同样主题的记者招待会。
萨特的行动在德国激起公众的普遍反对。虽然他一再声明，他考虑的不是巴迪尔及其同志的恐怖行动，而仅仅是他在什么条件下被关押，但这话等于白说。舆论界总认为萨特是在支持赤军派的政治活动。因此萨特感到这次访问是一次失败。但他又表示，他并不后悔自己介入了这件事情；如果有必要重来一次的话，他还是会照样去干。
在1968年5月风暴以后，虽然萨特对于古典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否定，当人们要求他在宣言、声明、抗议书上签名时，他并没有拒绝。这一方面的活动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而且范围十分广泛。看来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身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力求克服古典知识分子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