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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最近陈水扁他想“经过”日本到美国、到巴拿马去，日本政府一口拒绝了，从日本拒绝的行动上来看，在台湾问题上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杨：就是刚才我们概括的两句话，是在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体现，在当今围绕台海局势国际形势的一个展开，或多边的一个较力，国际因素对台海问题的作用都在强化。像去年年底，台湾当局搞成那样一种火急火了的姿势的时候，还有这次要求过境日本（关西机场而不是东京机场），日本政府明确的予以拒绝，就说明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是非常谨慎的，不希望台湾在这个时候惹事。如果因为台湾一意孤行惹出事或有些什么动作引发了大陆方面有什么惩治措施，谁也帮不了它，我想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心态。
阮：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两岸发生冲突时，日本的军力有力量干预吗？
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圈内同行所发表的一些军事力量方面的文章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应该说日本是具有这个力量，它干预的结果、干预的程度生成什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它能够染指这个事情，这个实力还是存在的。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对于日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抉择问题，要迈出这一步很难。
阮：作为日本来讲，当年对日战争的后果他们也知道，中国当时在战力上差日本很远，就那样，日本没打赢，让日本灰头土脸，这种教训，日本社会的一般人士包括日本的政治界人士，能够吸取吗？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杨：在战后的日本，出现了一个断层或者说是一个思维的停滞，因为和日本战后所采取的路线是有关的，那样一个路线下面，重经济轻军备，战略安全问题都委托美国去办。在那样的情况下战后日本出现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文学家，但研究军事战略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在那样一种大的框架下，他不需要，甚至是研究了还会惹来麻烦。所以，在那样一条线上，能够吸取历史教训，那样考虑问题的人并不是很多。当然在冷战结束前的日本，确实存在一种在对华关系上、对于过去的一种忏悔的心理、一种愧疚的心理，但是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心理，而没有在理论上去概括和升华。但现在的日本社会也有人倾向用军事的或武力的方法来处理国际问题，确实也是一个现实，我想日本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的。
阮：我坦白的再问你一个问题，从日本目前的角度来看，日本的政府、民间，会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不惜一战吗？
杨：要分析这个问题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它的变量因素是非常多的，如果简单的下一个结论，我的结论是不会！
阮：非常谢谢杨波江先生的精辟分析，让我们了解到日本对台湾问题、对两岸问题的取舍，我们大致有了一个概念。
第三部分 时事评论第24节 龌龊的“大选”如何收场
3月20日的台湾“大选”结果被许多人称之为令所有专家跌破眼镜，因为选前为各方一致看好的“泛蓝”连战、宋楚瑜阵营，竟然以2。9万多票的些微差距输给“泛绿”阵营的陈水扁。
其实，即使用“不严格”的标准，这次台湾大选所出现的这种结局，并不能算是各方跌破眼镜。因为，所有的预测和分析，都从“正面”、从传统、从逻辑的角度去判断，从来没有人能想象，“泛绿”阵营居然能用作弊的手段，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上演这么一出选举戏码。
“泛蓝”阵营在2000年曾输掉“大选”，照理说，那次失败逆转了国民党在台湾50多年“执政”的局面，受创极大，也尝过失败的滋味，这次再败，应该能承受。但是，选举结果揭晓后，“泛蓝”阵营人士越来越不服气，力主以反对手法抗争，向司法部门提出“选举无效”的诉求，原因在于这场选举涉及许多假票、冒投，乃至于运作废票的手法。最令“泛蓝”阵营恼火的是，3月19日下午1时，陈水扁和吕秀莲在台南市的一场枪击事件中，双双中弹受伤；而且奇迹似的都只受轻伤，就因为这场枪击事件，连、宋阵营输了2。9万多票，如此逆势，使连、宋阵营和全台选民都难服气。
台湾民进党“立委”沈富雄在3月21日承认，本来在民调中落后至少6％的陈水扁，就这么一宗枪击事件使他的选举劣势起死回生，使“泛蓝”阵营苦心经营的“‘3·13’200多万人的大游行效应，全给抹得干干净净”。
问题是：这么一场枪击事件迄今疑团重重，不但台湾各界、“泛蓝”阵营，甚至于外国媒体和美国政府，都无法接受陈水扁本人及陈水扁当局的解释，都认为此中另有蹊跷。譬如：陈水扁和吕秀莲两人何能同时受枪击且只受轻伤？何以两人都未穿防弹夹克？台南市是铁票区（因为陈水扁是台南市人），何以需要如此大规模造势行动？两人何以舍准备好的汽车改乘民间临时张罗的车子，而且驾驶者不是侍卫队人员？从种种迹象显示，枪击应属近距离，但坐在前座的侍卫长何以一无所知？负责为陈水扁疗伤的奇美医院从当天下午3时开始治疗，此只需一个普通医生花半个小时即可完成的疗程，为什么却拖延到下午近6时才开记者会公布伤情？
事后许多人认为，这场枪击事件为陈水扁取得很多同情票，此说有待查证，但是，迄今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枪击事件发生后，陈水扁当局立即宣布启动“国家安全机制”，下令军人停止休假，警察人员就地执勤不能参与投票，受此命令影响的军警人数约30万人左右。一般人都知道，军、警及复员人员中，支持“泛蓝”阵营的占绝大多数，这30万人若参与投票，“泛蓝”阵营至少会得18万票，必可赢得选举，这是可以扎实估出来的具体战果，也就是枪击陈、吕二人的事件中，最明确的效应，一点都不必怀疑。
至于引发各方疑云的33。7万多张废票，其实都无法保证，若重新验票结果是否偏“泛蓝”，因为被视为废票的选票在重开票箱之后，必引发废票认证的纠纷；何况，从连战在20日夜晚9时半提出“选举无效”的抗争，到台湾各高等法院接受查封票箱的要求，已相隔近6个小时，此过程中，掌握行政资源的“泛绿”阵营早做手脚，陈水扁乃在3月22日故作大方地表示愿意开箱验票。
其实，到目前为止，落败的“泛蓝”阵营事实上很难经由法律程序取得公道，因为：一、司法体系由陈水扁控制；二、“泛蓝”阵营在3月20日大选中，竟然莫名其妙地未全力派出各投票区监选人员，任由“泛绿”阵营有充分作弊空间，造成无可弥补的错误事实，因此，循司法途径要挽回失败，到头来可能自取其辱。
譬如，由于“泛蓝”阵营疏于监选，许多选区的“泛绿”人士乃趁机作弊，把因故未进行投票的人的选票，以私刻的图章冒领，并由其他人进行投票，“泛蓝”阵营在台北县就查出十余宗，在中台湾和南台湾，这种作弊状况已广为人知，若不彻底清查，很难查出真相。譬如，把因故未能投票的军、警、公务员名单核对其原籍地投票的名册，便可得知真相；同时，各选务所鼓励当天未投票的选民，拿身份证副本去向选务所申报（领取过选票的身份证会盖有印记），这种过程虽然费事，但为求真相大白，这种动作值得全力进行。
目前，陈水扁所引发的这场选举纠纷已引起美国及全球人士的侧目，等于陈水扁公然向美国政府及全球人士挑战，因此，笔者认为，在如此众人皆想挖出内幕的情况之下，法网恢恢，陈水扁是否能掩盖到底，值得怀疑，因为：这种行动不是一个人所能为，不论涉及的人有多少，不论陈水扁如何对这些人诱之以利，迟早会有人按捺不住，泄露真情。
以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在3月22日坚持辞职事件为例，据笔者所知，汤耀明辞职的理由是：一、他认为陈水扁若连任，大陆迟早会采取行动，他对这一仗无心、也无力应付，为避免成为败军之将，遗臭万年，不如早些引退；二、据军方估计，由于陈水扁启动“国家安全机制”，台湾军方共有20多万人无法行使投票权，此事已引起军方内部极大不满，尤其陈水扁若指使其他军方人员用假的私章去冒名顶替未能投票的军人投下选票，所引发的刑责更有风险，在两种风险的考量之下，乃决心辞职，不顾陈水扁的全力慰留。这种类似事件若蔓延，总有一天纸包不住火，引燃全面危机。
在上期的“环球十日谈”中，我曾撰文斥责台湾两大阵营的种种竞选活动不涉及政见，只见口水战，称之为践踏民主。如今看到陈水扁如此公然作弊，更感到台湾的可悲。问题更严重的是，这次大选，陈水扁仍得到640多万张选票，换言之，仍有半数台湾人不计陈水扁的施政成绩，坚定支持他，这种低能、无知的选民是令我们吃惊呢还是感叹呢？我们只能这么说：若因这次大选结果使台湾遭遇浩劫，也只有感叹一声“都是天意”了。
第三部分 时事评论第25节 台湾“大选”践踏了民主
2月29日，我刚结束在台湾为期两周的采访行程回到香港，一位香港特区政府高官即迫不及待地要求和我会晤，要和我谈谈台湾“大选”对香港是否会有所影响的问题。
3月8日晚上，我应邀参加香港发展论坛所主办的——台湾“大选”给香港的启发座谈会，主办单位力邀我参加，主要原因是我在美国居住了1/4个世纪以上，深刻了解什么是民主政治以及民主政治体系之下的选举运作。此外，对于台湾的民主进程，我也亲身经历了27年，他们希望由我来纠正香港民主派一些人士对民主似是而非的看法。
在上述两个场合，我都强调一点：民主政治必须有完善的配套——健全的媒体监督、健全的法律和司法独立制度、成熟的选民，缺一将造成灾难。
我之所以对台湾的民主运作如此不以为然，原因太多，尤其是这次在3月20日进行投票的“大选”，其竞选过程简直糟踏民主制度到了极点。我们且就健全的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基础去分析：
一、健全的媒体监督。媒体在西方被称为社会守望者，也被奉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阶级”，原因是媒体站在监督的立场，对人、对社会进行公正的监督，甚至于媒体群本身也要彼此监督。
台湾媒体的缺点是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失调。先天不足之处在于媒体成长于蒋家政权时代，饱受专制政治的钳制，媒体人在饱受压制的媒体文化中成长，难以发展自己的责任感及勇气，迄今未养成媒体人应有的公正、客观和责任的概念，而媒体拥有者更是养成了和权贵挂钩的习惯。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解除戒严，媒体百花齐放，却不幸碰上经济逐渐不景气，为了生存，媒体开始不顾责任，哗众取宠，陷入所谓的“市场民主”混乱，一切金钱挂帅，使媒体不但失去“守望者”的功能，而且为权势、企业所利用。
以台湾一家大报为例，一年前其经营不善，亏损之余，经由陈水扁资助，向银行贷款43亿台币，从此偏陈水扁，为陈水扁所利用。
除了这家大报，其余的印刷媒体及电子媒体为了抢选举广告，争食陈水扁当局的文宣经费，也大都随陈水扁的音乐起舞，过去一年内，在台湾看不到公道的报道，原因就在于这种“市场民主”机制。
二、健全的法律和司法独立制度。台湾虽有民主法律，但是司法并不独立，而且，长久以来，由于行政干预司法的习惯已成恶性循环，政客守法的观念低落，社会也就不尊重法律。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陈水扁这次办“公民投票”，其实是违法行为，因为去年11月27日台湾“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法”第17条规定，只有在“国家遭遇主权受威胁的紧急状态，总统才有权经行政院会通过，进行公投”，目前台湾并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也未宣布戒严，陈水扁却违法进行“公投”，反对党及民间人士无论怎么反对，都无法阻挡陈水扁，这种无视法律的行为在陈水扁执政时期俯拾皆是。而且，忽视法律的还不止是陈水扁，台湾社会不守法的习惯早因“上梁不正下梁歪”而蔚然成风，久而久之，台湾民众及政坛人士对于法律就像陈水扁一样，各自解释，心中各有一把尺，很难进入法制社会。
三、选民水平不成熟。美国社会常有一句话叫美国民众，意指美国民心，政客们在选举时，必须留心去找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