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发现之考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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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现之考古·中国-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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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经领先于世界。


古船博物馆中的古船模型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船舶发展史,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专门设立了中国古代船模研究中心。展示着我国从远古至清代,分布于江河湖海各水域典型船舶的家族。
  展厅里这件1955年出土的东汉陶质船模,底部略平,前窄后宽,船的上部带有楼阁,所以也叫楼船。船头下悬挂着一根“十”字形的碇,这是船舶的停泊设备。船的尾部有操纵室,后面斜插着舵,舵面上还开了一个洞孔,可用来悬吊舵,以免船靠岸时撞坏。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已使用了舵,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
  中国的海上的航区主要是以长江为一条线。在长江以北,叫北洋航线。长江以南,是南洋航线。北洋航线多是沙滩,而且比较平,水比较浅,所以这个航区的船必须是平底,所以平底船到了明清以后,就发展出来一条叫“沙船”。这个“沙船”因为在海上碰到浅水有的时候要搁浅的话,不会翻掉。
  透过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汴京市井生活,船舶专家把目光锁定在汴河上形态各异的二十四条船。它们是我国宋代长江以北,在内河中航行的平底船的典型代表。 
  汴河船有货船、客船、漕船、渡船、渔船之分。 
  汴河客船与漕船有较大的不同,它的船体狭长,船尾向后伸展。考虑到载客的特殊要求,上层的建筑宽敞、舒适。客舱两侧都有比较大的窗户。作为客船船艏的甲板外挑,造有楼台亭阁,客人们尽可在这里把酒吟诗、挥毫泼墨、品赏两岸风光。
  古代的帝王也建造豪华的龙舟,供自己在水上游乐。公元605年,南北大运河修成不久,隋炀帝在嫔妃的簇拥下,便是乘坐这种龙舟从东都洛阳到扬州去巡幸的。
  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期间,先后7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浏河镇起锚,驶向茫茫的大海。郑和所实践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航线划过亚洲到达非洲,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郑和出使的船队,最多时由9种船型,200多艘船只组成。这9种船型除郑和的坐船“宝船”之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水船、大八橹 、二八橹和六橹船等。
  “福船”是对福建沿海所造木帆船的统称,是中国尖底型海船最优秀的代表。它不仅适合做深海捕捞的渔船,还适合做远洋运输的货船,同时还适合改装成捍卫海疆的战船。
  1661年3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部将25000人,战船400艘,挥师东渡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泉州、厦门一带所建造的“福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宋泉州市舶司遗址 
  泉州城南晋江岸边,曾经是古刺桐港的中心码头。
  北宋元祐2年,即公元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海关”。 
  宋元时期,泉州出口的众多货物中,就有精美的丝绸织品。这一时期,泉州由远洋帆船向海外诸国输出的货物中,更多的是陶瓷器。
  德化窑烧造的瓷器,由于含铁成分少所以洁白坚硬,宋元时期就已经蜚声海内外。由陶瓷和海洋编织成的纽带,把泉州和世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博物馆陈列的古船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陶瓷无疑是国际市场最热销的商品之一。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无数的海底沉船留下了一条打着中国印记的“陶瓷之路”。近年来,许多国家都把眼光投向南海的中国沉船,中国水下考古工作队1998年也第一次组织了西沙海底的考古发掘。
  近一 、二十年来,好几个国家打捞到中国的沉船和遗存海底的瓷器。1995年5月精于海底探宝的英国人麦克·哈彻,第三次闯进南中国海,他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和丰富的经验,找到了我国清代沉船“泰兴号”。除了发现无数死难者的骸骨外,还捞到了30多万件中国的瓷器,这是世界陶瓷考古史上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
  这本书是德国斯图加特拍卖行出版的图录,这本图录里面可以看到这些是灵芝纹的盘、碗、碟,这种是德化窑的民间青花的典型的器物。
  2000年11月,德国内戈尔拍卖行拍卖了这批瓷器。“泰兴”号的两千多个亡灵,绝不可能知道180年后,有人会从他们身边赚走2240万德国马克。


宋·磁灶窑绿釉双龙纹军持
  1138年一位叫朱纺的泉州籍船长,在往返时间不到一年的贸易中获得了百倍的利润,于是刻下了一方“祥应庙碑”。他赞颂神的功德,也留下一段南宋绍兴年间,到南洋赚大钱的史实。
  宋代,每当春夏之交和秋冬之际,泉州的地方官员都要云集在西郊九日山上,举行隆重的祈风仪式,向海神“通远王”祈求顺风。
  每次祭祀典礼仪式结束后,官员们都要在岩石上刻字纪念。现存于泉州九日山的十段祈风石刻,是我国仅存的记录祈风活动的珍贵实物,也是宋代泉州海外交通繁盛的历史见证。


南宋腰空珠光碗
  一艘按传统工艺建造的新船就要下水了,人们忙碌了几个月,就盼望着这一天。船身是典型的“福船”打扮。
  新船在众人的牵引下缓缓地滑向大海。
  七十多岁的船老大已经四十多年没有机会驾驭木帆船了,几个老航海人聚在一起,算是重温“风雨同舟”的旧梦。
  新船首航一定要有一个小后生参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图一个“生生不息”的好兆头。后生的手要牢牢地抓着绳索,这绳索的另一端就连着升起的风帆。
  风推着初试身手的帆船,离开港湾驶向生机勃勃的大海,那是先辈们千百年来为之魂牵梦萦的地方。
 



 
第三部 藏宝现身
沉舟帆影(下) 

 
  

明·梅花犀角杯 
  泉州,在中世纪作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城市,曾吸引了无数追求商业利益的外国人。于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在这里友好相遇,世界各大宗教信仰在这里和睦相处。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收藏着数百方与这段罕见的世界文明史有关的宗教石刻,这些在泉州出土的珍贵文物,用不同的民族文字镌刻下年代久远的不同故事。 
  时间的流逝,已经使某些文化留下了谜团。这方基督教古叙利亚文碑刻,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解读。
  这方1946年出土的墓碑,9行阴刻的文字曾被误判为蒙古文或叙利亚文。英国几位专家经过近十年努力,才辨认出它古拉丁文的真实面目。


大量伊斯兰石盖墓
  泉州随处可见的花岗石以及众多的能工巧匠,使世界各种宗教文化得以用石雕艺术的形式,在这里留存下来。


唐·泉州伊斯兰教圣墓
  有一位名叫伊本·奥贝德拉的阿拉伯人,去世之后,在泉州的家人为他立了碑。从这几个汉字,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外文化融合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故事。
  在泉州,不单称外国人叫做“蕃客”,称国外传进来的东西也常上一个“蕃”字。像这尊泉州“奏魁宫”出土的“四翼天使”雕像,就被称为“蕃丞相”。其实,它是古基督教石刻。1905年,被西班牙传教士任道远见到后,命名为“刺桐十字架”。
  众多的碑文表明,宋元时期泉州的外国侨民大多数人赚了钱,不少人还自由地定居下来,有的人还当上了官。他们在世的时候生活富裕,死后也没忘记在墓盖石上精心装饰刻画,以便向后人显耀生前的荣华。
  在“海交馆”后院近500平方米的草坪上,整齐地陈列着88座出土的穆斯林墓盖石。而那些还沉睡在地下仍未被发现的绝不会是少数。当年,刺桐城的阿拉伯人肯定有成千上万。他们平和地融入当地社会,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异国风情。


三大主神之一 
  走进泉州,就仿佛置身于伊斯兰世界。通淮街上这座“清净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即公元1009年,由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采用当地特有的花岗石凿砌而成。今天,规模宏大的“奉天坛”虽然只徒有四壁和几根孤单的石柱,却在斑驳中留下了与历史对话的古老文字。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独具中世纪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建寺300年后,耶路撒冷人艾哈玛德重修了“清净寺”宏伟的门楼,它成了这座千年古寺最典型的伊斯兰标志。
  明代,泉州人在离“清净寺”只有百步之遥的地方,修建了“关帝庙”主祀关羽。600年来,一个是阿拉伯伊斯兰教,一个是中国民间信仰,在一条街上相安无事,归根结底还是这座城市的“宽容”。 
  走进这座经过复原的印度教神庙,迎面站立的神像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除了中国泉州,在印度也只有两家博物馆藏有这种中世纪印度教的艺术精品。
  印度教是最早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泉州出土的二百多方印度教寺庙神像雕刻和建筑构建,是我国惟一发现的印度教寺庙遗物,有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古基教在东方的早期代表作 
  陈列在展厅里的印度教石刻,具有典型浓郁的印度艺术风貌。这种精致娴熟的表现手法,连印度学者都曾怀疑是出自泉州工匠之手。
  素有“桑莲法界”之称的泉州开元寺,有七十二方印度教“狮身人面”石刻浮雕被嵌砌在大雄宝殿的月台下。开元寺大雄宝殿的后廊檐下,立着两根十六角形的印度教石柱。石柱上雕刻着九幅印度教神化石刻。开元寺成了这座城市宗教文化混合交融的神圣殿堂。
  泉州郊外池店村的旧街上,有一座“兴济寺”与小杂货店紧紧地连在一起。与乡亲们朝夕相伴挤在一起的是尊很奇特的神像。他丰胸束腰四臂持镇妖法器,脚下踩压着魔鬼,一幅庄严执法的神态。考古专家对这尊神灵进行了籍贯考证,认定他是 “印度教舞王”,本该是泉州城里印度教寺庙的神物,元末明初的一场战乱,使它流落到这里。
  印度“舞王”成了中国的“水神”,这个有趣的误会至今仍然在延续着,成了泉州特有的文化现象。
  在泉州城南20多公里的华表山下,有一座寺庙,因南宋绍兴年间始创时用茅草搭盖,故庙号“草庵”。宋元以来始终香火不断,这里供奉的是崇尚“清净光明”的“摩尼光佛”。


五代彩绘石散乐浮雕 
  寺庙遗址中出土的黑釉碗,能看出是专门烧制的,可见当年摩尼教信徒的人数不少。元代草“庵”改为石结构后,寺庙建筑因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形式而明显地汉化。
  创立于公元3世纪的摩尼教曾经盛极一时,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草庵”是世人最后能见到摩尼教始祖真相的地方。
  泉州造像活动也异常活跃。西资岩依山凿刻的五尊大佛,是研究晚唐泉州佛教艺术的珍贵实物。
  宋代用整块巨石雕凿的老子造像,是我国古代最大的道教石雕。思想家和蔼可亲的哲人形象,就在泉州清源山下被完美的表现出来。


唐·泉州西资岩石窟
  泉州东门外风景秀丽的山丘上,安眠着两位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时期,渡航海来到中国的穆斯林先贤。山因贤人而灵,便取名“灵山”,墓因贤人而尊,便被称为“圣墓”。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史迹之一。
  许多阿拉伯穆斯林也安息在这里。
  泉州“海交馆”宗教石刻陈列馆中,有一块高大的墓碑。上面一行波斯文是“著名的库斯·德广贡之子”,中文写刻着“郭氏世祖坟茔”。
  据查考,波斯人伊本·库斯·德广贡于元代远涉重洋到泉州经商,他最终定居下来并取了中国姓氏,郭。
  泉州有一个丁氏大家族,也是阿拉伯侨民的后裔。从第一代繁衍到现在已有两万多人。


宋·泉州清源山老君岩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丁氏宗祠始建于明代,经过历代重修有现在这样一个规模,可以说是福建省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回族祠堂。” 
  郭氏和丁氏家族已经成了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移民史的活文物。
  这优雅婉转的韵律,就是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南音古乐。它是中国现在仍在演奏的最古老的特殊乐种。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一带,是南音演奏和传播最为活跃的地方。朝代兴衰更迭,皇帝早已不见踪影,惟有这古乐能穿透时空得以不断地流淌。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出发,在途经的东南亚各地华人圈中,现在仍然可以体验到南音古乐“余音绕梁、三日不散”的无穷魅力。
  音乐史学家们惊喜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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