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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的作品很耐读，品位高，但很奇怪的是她的作品并不畅销。方方对此并不以为然。她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奖、是否畅销、是否转载、是否有人评论都看得极淡，确确实实是一个少见名利心、散淡之极的人。而我以为，这种作家往往更能成为大家。她的长篇《乌泥湖年谱》，我虽只读了部分章节，已经嗅到了一个成熟作家具有风范意味的文学表达气息。
方方有些“洁癖”，与她同屋住，我不敢随意去她的床上坐，怕她“训斥”。所以她说她家并不很整洁时，我一直不太相信。方方具有一副唱民歌的好嗓子。方方喜欢吃三文鱼，喜欢喝茶，也爱吃辣椒，但脾气不“辣”，很宽厚温和。与她交往，不必担心哪一句话会刺伤了她，你会觉得很放松和自由。
方方很能干，写作、带孩子、做家务、外出开会、办《今日名流》。她常常头疼，我说她是太累的缘故。她有个宝贝女儿毛妹，方方每次外出回武汉，总不忘给毛妹带回一堆吃的东西。一旦讲起毛妹，方方便满面幸福。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阳光下的方方。在黑夜，在星光闪烁的时分，我想方方一定有另一种不为朋友所知的情怀，也会有忧伤和惆怅，也会有隐隐的孤独感伴她左右。好在她有一支笔确切地说是电脑，有开朗的性格，这一切会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转瞬而逝。
方方如今住在一套舒适的住房里。据说楼下有个小花园，栽种了一些桃树和花草。我想黄昏时方方若是放一张藤椅在小花园里，一边饮茶，一边看落日，一边听花园虫子的鸣叫，一定非常惬意。
《原野上的羊群》自序
一九八四年春天，大兴安岭的风开始显出温情时，我开始了《北极村童话》的写作。那一年我二十岁，再有三个月即将从大兴安岭师专毕业。在此之前，我曾写过几篇胡编滥造的小说，它们无疑全部失败了。北极村是我的出生地，是中国最北的小村子。每年有多半的时间被积雪覆盖，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我记得那里的房屋的格局、云霞四时的变化、菜园的景致和从村旁静静流过的黑龙江。记得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记得终日守护着院子的一条名叫“傻子”的狗，记得一位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于是我在写《北极村童话》时充满了怀想，完全没有感觉是在写小说，而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如饥似渴地追忆那种短暂的梦幻般的童年生活。当我写完它时，对它充满了信心。毕业回到家乡当山村教师，我又对它做了局部修改，然后投给两家刊物，均被退回，说它太“散文化”。我自己对它几乎失去了信心。一九八五年，省作协在萧红故居呼兰县办了一期小说创作班，我去参加了一段时间，其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来讲课，在他临离开呼兰的前两个小时，我忐忑不安地将《北极村童话》交给他，让他给看看，这像不像小说？朱伟当时正在会议室休息，他说马上要走，他只能翻翻。我很失望地回到房间，想他也许连翻也不会翻一下。在他即将出发前，他找到我，未等我问他如何，朱伟说，这篇小说不错．为什么不早些寄给《人民文学》？朱伟带走了《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上。我一直认为它是我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所以放在此卷卷首。
《炉火依然》和《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是另一种风格的作品。写后一篇时我在哈尔滨已有一间自已的小屋，可以随心所欲地听音乐翻画册。这是我唯一一部涉及战争题材的作品。战争对于我来讲已是另一番生活了，我是在音乐和美丽的图画中捕捉战争的神经的。读者看到这个标题肯定想不到它是写战争的，这便是我对和平理解的胜利了。
《岸上的美奴》和《原野上的羊群》是我新近发表的两部中篇，前者发表在《钟山》上，我更看重它。然而它的运气远远不及后者，《原野上的羊群》被多家选刊转载，并且有不少读者来信说喜欢它。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最爱的往往夹带了浓浓的个人色彩，它很难与大片的读者达成和谐与沟通。但这样的作品仍然是值得我个人珍重的，因而毫不犹豫地在筛选中篇时图上了它。也许是因为它篇首的那句题记让我难以割舍吧——给温暖和爱意。
1996年 11 月
后记
有一年我过了三个春天。三月去南方，那里已是熏风拂面、草长驾飞。几日后回到哈尔滨还是白雪飘飘。四月到北京，只见满树桃红迤逦在街面上，如一道道妖娆的云霞在飞舞。逗留一周后再回哈尔滨，这里的春天才隐隐咧开了调皮的小嘴。草芽悄悄发了，嫩黄的迎春露出了舌尖，丁香的蓓蕾也熟得要绽放了。哈尔滨的春天在四月下旬初见端倪，五月才如火如荼。
一年过三个春天何其幸运。然而在前两个春天我只是匆匆过客，领略和浏览，而不是享受。只有哈尔滨的春天才让我倍觉亲切，不是因为它姗姗来迟而格外被珍惜，而是由于这里的春天与我息息相关，它的每一片绿叶和每一朵花蕾在我眼里都有非同寻常的诗意。因为它是我栖居的城市，虽然说比起故乡，它只能退居次席，但是在城市之间，哈尔滨在我心中无疑占据首席位置。
写作的十几年来，我记忆着这样几个地方，加格达奇、塔河、西安、北京、哈尔滨。在加格达奇，我开始了处女作《那丢失的……》的写作，那是1984年，我刚满二十岁。同年我还写了第一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发表在《人民文学》的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成功和运气。我在故乡塔河当了半年山村教师，写作了《沉睡的大固其固》。我记忆着深冬时节午后三时就会出现的猩红的落霞，记忆着那条蜿蜒的多雪的归乡的路。在西安的一年我印象中只写了《原始风景》（且只限于上半部）。而在北京求学的三年，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长篇处女作《树下》（出版时更名为《茫茫前程》）。我的主要作品都是在1991年回到哈尔滨后完成的，如长篇《晨钟响彻黄昏》，中篇《秧歌》、《香坊》、《音乐与画册里的生活》、《向着白夜旅行》、《白银那》、《日落碗窑》、《逆行精灵》、《观彗记》以及近作《青草如歌的正午》和短篇《逝川》、《雾月牛栏》、《亲亲土豆》、《朋友们来看雪吧》等等。我逐渐习惯了哈尔滨的写作环境，习惯了坐在洒满阳光的书房把窗户紧闭听着音乐自如地进入写作的那种状态。
十几年写下来，竟不知不觉已有了三百万字。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绝对不是自己篇篇满意的作品，但它们却是各个创作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既然春天能在不同的时段渐次呈现，我想创作的春天也未必只属于某个年龄段。你以为它过去了，可是当你历尽沧桑、厚积薄发时它也许又会掉头回来。一年之中能看到三个春天不算福气，若是一生的创作中能拥有几个春天，才是最值得自豪和欣慰的事。
1999年4月18日·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