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然而年就像盘在人身上的毒蛇一样怎么也摆脱不掉，打又打不得，拂又拂不去，只能硬捱着。
天非常寒冷，我站在火炉旁不停地往里面添柴。炉盖有烧红的地方了，可室内的一些墙角还挂着白霜。我的脸被炉火烤得发烫。我握着炉钩子，不住地捅火。火苗像一群金发小矮人一样甩着胳膊有力地踏着脚跳舞，好像它们生活在一个原始部落中一样，而火星则像蜜蜂一样嗡嗡地在炉壁周围飞旋。炉火燃烧的声音使我非常怀念父亲。
我不愿意离开火炉，我非常恐惧到外面去，那些在苍白的寒气中晃来晃去的人影大都是紧张忙年的人们，碰上他们的满面喜气该怎么办呢？火炉砌在厨房的西北角，它走两面火墙，可以给两个房间供暖。厨房有一条长长的走廊，直通向门口，因为厨房里没有另开窗户，所以只能借着走廊尽头门上端的几块玻璃见见天光。光线艰难地沿着走廊爬行，往往爬到火炉边缘就精疲力竭了，所以火炉周围很少能接受到天光的爱抚，但炉火的光亮却弥补了这一缺憾，火炉周围的墙和炉壁以及那一块青色的水泥地，在冬季里总是微微地泛着炉火乳黄的光晕，好像它们被泡在黄昏中一样。
母亲躺在她的屋子里，炕很暖和，但我知道她没有睡着。她还不到五十，头发仍是乌色的，看见她的头发我就心酸。全家人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她了，可她并不像其他失去丈夫的女人一样大放悲声。她很少哭，有时哭也是无声的，这种沉重的不愿外露的哀思使我们非常害怕。在我年幼的时候，年前的这段时光中，母亲常常是踏着缝纫机为我们做新衣裳，那种好听的“嗒嗒嗒”的声音就像割麦子一样。那时候厨房里总是热气腾腾，一会儿蒸年糕了，一会儿又用大锅烧水洗衣裳了，乳白的水汽云雾般地涌动，晃得人眼神恍惚。往往是父亲撞上了我们，或者我们撞上了母亲，无论谁撞了谁都要乐一阵子。
姐姐从靠近火炉的房间中歪着身子出来咳了几声，从她的咳声中我知道她刚才哭过。她是我们家老大，父亲的去世使她的担子更重了一些。她哑着嗓子问我： “你老是站在炉子这儿干吗？”“烧火。”我说。“烧火用不着看着，让它自己着。” 姐姐说完就回屋了。
我站在火炉前茫然若失。我的心很空，眼前总是闪现出山上墓园的情景。父亲睡在墓园里，现在那里是白雪的墓园。父亲现在睡着的地方是我小时候进山最害怕的地方，那时候我去采都柿和越橘总是绕过那片地方，因为那里使我有一种莫名的忧伤。现在那里终于成为父亲的墓园，我才明白悬了多少年的心只是因为那里会成为收留我亲人的地方。现在它成了父亲的墓园，我才不害怕经过那里，我才心平气和地第一次认真观察那里的景色：那里地势较高，背后有一个平缓的山坡，山坡上长着稀疏的樟子松。而坡下，也就是墓园四周却是一大片清一色的落叶松，它们全都直直地卧在丰盈的白雪之上，是一片十分年轻的树木。再过百年，这些树木蔚为壮观的时候可能会使墓园看上去十分古老，它们的环绕将使灵魂越来越宁静。站在墓园朝山下望，可以看见小路和平缓下降的山势。树木好像在一点点地矮下去，矮到尽头的时候就出现了房屋和草滩，以及草滩尽头的太阳和月亮。
炉火越来越旺了，我仿佛看见父亲正推开走廊尽头的门，微笑着朝我走来。从他去世的那时起，这种幻觉就一直存在。他走到我面前了，他伸出手抚了抚我的肩膀。我握着炉钩子的手就抖了一下，墓园的情景又锐利地再现。我知道父亲根本不在这间房子里，可我又像是每时每刻都见到他似的。死亡竟是这般盛气凌人。墓园，我这样想着回头望了望幽暗的走廊，你现在真的成了我父亲的安乐窝了吗？
弟弟从火炉西侧最小的一间房子里走出来，走到我身旁。他黑着脸，一声不吭地争着抢我手中的炉钩子，他也想来烧火。我把炉钩子让给他，他站在火炉那儿，用炉钩子轻轻地敲着炉盖。他对我说：“你进屋吧，我来烧火。”“烧火用不着看着。”我重复姐姐对我说过的话。他抬头看看我，我知道他也不愿意呆在屋子里，他也要找一种活儿来排遣哀思，我就再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走进姐姐的房间。从这个房间的窗口可以望见后菜园。天色仍然灰白，有几只鸟在菜园边缘的障子上跳来跳去。
“咱妈还没起来？”姐姐恹恹地问我。
“没有。”我说。
“这个年怎么过呢？”姐姐叹息了一声。
“是啊。”我一筹莫展。
“你说咱妈过年那天会不会哭呢？”她很担忧地问。
“不会吧，她是知书达礼的。”我虽然这样说，但心里还是没底。
“我们单位的李洪玲，她爸爸和咱爸一样得同样的病死了，比咱爸早死五天。她妈妈现在天天在家哭，动不动就冲李洪玲喊：‘快去车站接你爸爸回家，你爸爸回来了！’弄得全家人都神经紧张。”姐姐说。
“咱妈不会的。”我说，“她是个明白人。”
“可她今天连话都不愿意说。”
“过几天就会好的。”我站在窗前，朝菜园望着。园子中的雪因为一个冬天也无人涉足，所以显得格外宁静。雪地之外用障子间隔而成的小路上，偶尔可见一两个人影晃来晃去。路后面的几幢房屋的门前已经有挂灯笼的人家了，忙年的气氛越来越浓了。我的眼前又一次地出现墓园的情景，那里的白雪、树木和天空中的云霓，那里的风和墓前的供桌，一切都那么使人梦魂萦绕。我很想再回到厨房的火炉那儿去烧火，因为那里的温暖和光线很适宜回首往事。
我转回身，朝厨房走去。这时我突然听见母亲的房门响动的声音，接着我听见弟弟扔炉钩子的声音，他似乎是追着母亲出去了。他怕她出去想不开，我们都怕这样，所以母亲一出门总得有人装做无意地出去跟踪。我的心绞了一下。我站在弟弟刚才站过的地方，捡起炉钩子，掀开炉盖，看看炉子里全是一块块火红的木炭，就又添了几块柴火，炉膛里便迅速地响起一串噼哩啪啦地燃烧的声音。火苗旺盛得不住地舔着炉盖，使炉盖微微颤动，炉盖被烧红的面积越来越大了，好像炉子在不停地喝酒，渐渐地醉了似的。
我心事重重地等待母亲和弟弟快点回来，这种等待像推心一样的难受。不一会儿，弟弟先开门回来了，他手里提着一只竹筐，里面装满了碗和盘子。他神色有些喜悦，把竹筐放在墙角后神秘地走过来对我说：“咱妈想过年了，她去仓房里收拾过年用的东西。”我如释重负。果然，母亲很快从门外进来了，她的一只手里提着袋面粉，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捆被冻得又白又直的生葱，她把它们放在锅台前，一副要大大忙年的姿态。
我赶紧把水壶添满水，掀开炉圈，将水壶坐上去。我知道忙年最不可缺少的就是温水，这种懂事的做法会使母亲欣慰的。
母亲把我们姊妹几个叫到一起，向我们布置忙年的工作。弟弟因为腿勤，大多是搞“采买”，酱油、醋、筷子、香、鸡蛋、猪肉等等的东西一律归他来买；而姐姐要搞“内务”，拆洗被褥、扫尘、抹玻璃、蒸年糕、炒花生瓜子等等；我虽说是个女孩，但干细活大多不精，所以就只能做挑水、倒脏水、打扫院子、劈拌子、归置仓房中的杂物这一类粗活。好在我有一身的力气，又是最不怕寒冷的，所以这些户外的活于我来讲还是一种奖赏呢。母亲一旦活起来，我们也就跟着活起来了。母亲吩咐活儿的时候她的左眼里仍然嵌着圆圆的一点红色，就像一颗红豆似的，那是父亲咽气的时候她的眼睛里突然生长出来的东西。我总觉得那是父亲的灵魂，父亲真会找地方。父亲的灵魂是红色的，我确信他如今栖息在母亲的眼睛里。
布置完活儿，母亲又对弟弟说：“往年当买的鞭炮、挂钱、对联和纸灯笼今年一律不买了。”“我知道。”弟弟低下头沉沉地说。死了主人的人家要在三年之内忌讳招摇这些喜庆色彩太浓的东西，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种不同寻常的风俗。看来有父亲和没父亲就是不一样，我的心陡地凄凉了一下，鼻子竟又酸了，又不好在母亲面前落泪，只能干憋着，痴痴地想着山上的墓园，墓园的白雪和那种无法形容的宁静之气。一定是我的神色引起母亲的注意了，她唤了一声我的乳名，然后对我们说：“从现在起谁也不许再掉一滴眼泪。我和你爸爸生活了二十几年，感情一直很好，比别人家打着闹着在一起一辈子都值得，我知足了。伤心虽是伤心，可人死了，怎么也招不回来，就随他去吧。你们都大了，可以不需要父亲了，将来的路都得自己走。你们爸爸活着时待你们都不薄，又不是没受过父爱，也该知足了。” 母亲说完话，就返身进厨房干活去了。我们姐弟三人互相看了一眼，就赶紧行动起来。
我担着铁桶朝水井走去。水井在我们家的西北方向，选择最近的路线也要绕过七八幢房屋才能到达那里。路上的雪可不像园子中的那么丰厚和完整，由于人来人往的缘故，雪东一块西一块像补丁一样显眼地贴在路上，路上还有牲口的粪便和劈柈子人家留下的碎木片。走在这样的路上心里有一种百无聊赖的感觉。天色非常苍白，如果不到黄昏时刻，连西边天上那一带隐隐约约的晚霞也看不到。我垂头走着，因为这一带路线我熟悉得闭着眼睛都可以行走，偶尔碰上两三个长辈的大娘和婶子，她们大都一开口就唤着我的乳名直直地问：“你妈有心过年吗？”“有心。”我稍稍抬头望一望她们，接着又垂头朝前走。绕到井台时，才发现那里挑水的人比往日多了。挑水的大多是男人，他们很自觉地排着队，但是见我来了，他们全都热情地让我先打。我执拗地谢绝着，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在可怜我刚刚没了父亲，我不愿意接受这种同情，所以我怎么也不肯站到最前面去。我站在这些男人身后默默排着队，我的脚下是厚厚的冰，冰呈现着一种乳黄的色彩，我就像踩着一大块奶酪一样。我不敢看这些男人的脸，因为他们容易使我想起父亲。父亲在世时，也是排在他们身后的一员。那时候这些男人在一起时有说有笑，现在因为我排在后面，他们都沉默无语。我只听见吱吱的摇水声和哗哗的倒水声以及许多男人的脚步像蚂蚁一样慢吞吞前移的微妙的摩擦声，其它我感受到的就是这单调的动荡之下潜藏着的深深的寂静和寒冷。这真是一个漫长的冬天。我又忆起了母亲眼里那颗鲜润的红豆。这时我脚边的两只水桶突然发出一阵狂饮的声音，原来前面的人把水先例进我桶里了，我只好退出队伍，担起两只桶摇摇晃晃地离开井台。离人群远了的时候，我才敢捧出眼泪。我哭是因为他们狠狠地同情了我，我受不了。由于哭泣我的倔劲就给提上来了，倔劲一上来力气也就壮了起来，所以我很快走到家门口了。我把水担进厨房，厨房里有雾蒙蒙的水汽，母亲正守着一只大盆洗涮碗碟，而姐姐则蒙着一块头巾站在一把椅子上扫尘。母亲吩咐我把水倒进缸里后抱一些柴火进来，因为炉子里的火不多了。我鼻音浓重地应着。母亲便问：“没出息的，又偷着出去哭了？”“他们非要我先打水，我受不了。”我说。“过了年他们就不会这样了。何况，你一定是见着他们不吭不响了，所以人家才可怜你。”母亲淡淡地说。
年已经像一个许多天没吃东西的大肚罗汉一样气喘吁吁地走到门槛了，只要稍稍开一下门，它就会饥肠辘辘地进来。再有两天就是年三十，我们要依照风俗去山上请爸爸回家过年。一大早，母亲就起来忙着煎鱼、炒鸡丝和摊鸡蛋，她做这些都是上坟用的，而我们姐弟三人则在里屋为父亲打印纸钱。为了让父亲在那边最富有，所以我们总是用面值一百元的钱币来打纸钱。心细的姐姐说票子都是大的父亲买东西怕找不开，所以我们才又打了一些角角分分的零钱。等一切都准备停当我们将要出发的时候，母亲突然说：“让我也去吧。”母亲垂下手，很自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弟弟同时看了看姐姐，因为她最具有发言权。姐姐说：“你别去了，我们去就行了。”“可我还一次也没去过呢。”母亲很有些委屈地说，好像我们剥夺了她探望丈夫的权利似的。“可你一去又得哭了。”姐姐直率地说。“我保证不哭。” 母亲几乎是有些流露出女孩子气了，她飞快地摘掉围裙，冲进里屋去找围巾和手套。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