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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叫人泄气。尽管美国内战中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南部联邦的摩根将军让他的骑兵部队使用步枪作战，在指挥时他高喊着：“孩儿们，那些带马刀的笨蛋又来了，给他们点厉害尝尝！”可是到现在双方的骑兵们仍然深信马刀出鞘见分晓的方式。日俄战争期间，一位英国观察员，即后来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曾报道说，骑兵要是碰上架设在战壕里的机枪，他们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为步兵烧饭。这种言论使陆军部的人怀疑他在东方度过了几个月，是否变成了神志不清。同一次战争中的一位德国观察员，即后来的马克斯·霍夫曼将军对于架设在战壕里的机枪的防御威力问题，在他的报告中得出同样的结论，毛奇看了不禁慨然浩叹：“从来不曾有过如此疯狂的作战方法！”
1914年，德国人避免骑兵作战而使用机枪，取得了有效的掩护作用。索戴的报告说，没有发现大部队的德军向法军左翼移动，这正好符合总司令部原先的想法。然而，对阿尔贝国王和朗勒扎克将军来说，德军右翼包抄行动的轮廓已越来越明显。他们两人都处在这个行动的必经之路上，因此更加倾向于这样估计问题。另外一个是富尼埃将军，他是法国莫伯日要塞司令。他向总司令部反映，德国骑兵已于8月7日进入马斯河畔的于伊，他所收到的报告都表明，这支骑兵正在掩护着五、六个兵团的德军向前推进。鉴于列日与那慕尔之间唯一的桥梁就在于伊，这支敌骑显然是想要渡过马斯河。莫伯日的这位要塞司令告诫说，他的要塞没有能力抗击如此庞大的敌军。在总司令部看来，关于五个或六个兵团的报告似乎是失败主义者的杯弓蛇影之谈。对霞飞而言，在8月份，肃清那些优柔寡断的懦夫成为他取胜的当务之急，他于是立即解除了富尼埃将军的指挥权。后来，经过调查又取消了这道命令。与此同时，也弄清了情况，要使莫伯日具有有效的防御能力，最少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
朗勒扎克将军也收到关于于伊的报告，忧虑有增无已。8月8日，他派参谋长埃利·杜瓦塞尔将军前往总司令部，促使总司令部确实感到德军右翼部队包抄行动的威胁。但总司令部的答复是，朗勒扎克将军的顾虑是“不成熟的”，因为这样的行动与“敌人手头可资动用的手段全不相称”。从比利时方面不断传来进一步的证据，但对每一份这样的报告，信奉第十七号计划的“门徒”总是能找到一个解释，不是说在于伊出现的部队是在执行“某种特殊任务”，就是说情报来源“不可靠”，并认为进攻列日不过是为了占领该地的桥头堡“而已”。8月10日那天，总司令部认为“它的印象已得到证实，即德军不会在比利时采取重大行动”。
法军总参谋部决心发动自己的攻势，因此要求比军在第五集团军和英军前往会师之前能支持下去。霞飞派了又一个使者阿德尔贝上校带去普恩加来致阿尔贝国王的一封私人信件，希望双方部队能采取“一致行动”。这位军官8月11日到达布鲁塞尔，他和以前几位使者一样，得到同样的答复：倘德军如国王所预见的那样，采取横越比利时的行动，国王将不会允许他的部队陷于被切断后路而无法退往安特卫普的险境。阿德尔贝上校是个冲动论的狂热信徒，他感到无法把国王的悲观情绪带回总司令部。幸而第二天就发生了战斗，比军取得惊人胜利，他也再没有必要执行这个不愉快的任务了。
德国枪骑兵朝卢万方向突破，但在哈伦被德维特将军麾下的比利时骑兵的密集火力阻于桥堍。德维特命令他的士兵翻身下马，拿起步枪，在步兵的支持下投入战斗，重演了摩根将军在田纳西取得的胜利。从早晨8时直到傍晚6时，沉着的排枪射击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手执旗杆矛和马刀的德军的进攻。冯·马维茨的最优秀的枪骑兵中队遗尸遍野，最后剩下的一点人马向后撤退，比军得以逞雄于战场之上。这场辉煌的胜利被布鲁塞尔的兴高采烈的记者们宣布为这次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比利时参谋部的官员以及他们的法国朋友因此欣喜若狂；他们恍若已置身柏林。阿德尔贝上校报告总司令部，认为“德国骑兵的退却是决定性的，德国打算发动借道比利时中部的攻势已被推迟，甚至已被放弃”。
列日堡垒群在敌前仍然屹立不动，看来为这种乐观情绪提供了根据。每日早晨，比利时各报都以大字标题报捷：《堡垒群固若金汤！》8月12日，即哈伦之役的同一天，德军盼望前来结束这种自夸言论的攻城巨炮终于运到阵地。
列日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这几门黑色的庞然大物运抵郊区，把堡垒群置于射程之内时，只有当地的居民看见这些怪物。有一个目击者说，它们看起来象“吃得太饱的鼻涕虫”。矮胖的炮管，再加上象巨瘤般的制退机筒，便显得加倍的肥大，张开着洞穴似的炮口，对着天空。8月12日傍晚，其中一门炮架设完毕，炮口对准蓬蒂斯堡垒。炮手们以垫料护卫他们的眼睛、耳朵和嘴。他们俯伏在地上，在离炮位三百码远的地方准备发射这门电控大炮。6时30分，第一发炮弹的巨响震撼列日。炮弹的弧形弹道高达四千英尺，六十秒钟后命中目标。炮弹爆炸时尘土、碎片和硝烟形成巨大的圆锥形，升入一千英尺的高空。与此同时，斯科达三○五毫米大炮也运抵前线，开始轰击其他堡垒。炮兵观察员从教堂尖顶或气球上进行校正，使炮弹“逐步接近”目标。比利时守军听到炮弹降落时发出的呼啸声，并且感到爆炸声越来越近，象在自己头上爆炸似的。弹着点在不断地得到校正，他们的恐怖也一阵高一阵，炮弹终于在他们头顶上爆炸了，震耳欲聋，钢弹头击穿工事。弹雨阵阵，把人炸得段段块块，强烈炸药的浓烟使人窒息，天花板坍塌，坑道阻塞，地下室内到处是火焰和瓦斯，一片喊声。人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在担心下一发炮弹击中的高度紧张状态中，甚至发疯了”。
在这些大炮开始轰击之前，只有一座堡垒在敌军的冲击下失守。炮击持续了二十四小时，蓬蒂斯堡垒中了四十五发炮弹，坍毁不堪，于8月13日为德军步兵攻陷。同一天，另有两座堡垒也告陷落。至14日，城东和城北两面的堡垒全部失守。堡垒的大炮全部被毁，城北的道路被打通了。冯·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开始向前推进。
攻城迫击炮接着前移；把炮口对准城西的堡垒。一门四二○毫米的大炮被拖过市区去打隆森堡垒。列日的下院议员塞勒斯坦·当布隆先生这时恰巧在圣皮埃尔广场，看到广场拐角处出现“一门大炮，大得简直叫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怪物分成两部分，三十六匹马拖着，人行道都给震动了。群众看见这件非凡的怪家伙，个个目瞪口呆，异常惊愕。巨炮慢吞吞地穿过圣朗贝尔广场，转入剧院广场，然后沿着苏弗尼埃尔大街和阿夫鲁瓦大街去了，在它慢吞吞地吃力地拖着走的时候，吸引了一批批好奇的人。当年罗马人看见汉尼拔的大象部队也不致惊奇到这个地步。跟着巨炮的士兵，脚步挺直，气氛肃穆，象在举行庄重的宗教仪式。这炮真是炮中的邪魔啊！……到达阿夫鲁瓦公园之后，德国炮兵小心翼翼地把炮架起来，并审慎地作了瞄准，接着传来可怕的爆炸声。人群前倒后仰，地动山摇，宛如发生了地震，附近的玻璃窗全部震碎……”
到8月16日，十二个堡垒中已有十一个失守；只有隆森堡垒尚未陷落，在炮击暂停的间歇，德方派出使者，手持停火旗帜，要求勒芒将军放下武器。他拒绝了。16日，一枚炮弹命中隆森，在弹药库内爆炸，从内部把整个堡垒炸毁。德军进入时，在一堆破碎的装甲炮塔和冒烟的水泥工事中，发现勒芒将军压在一大块砖石下面，看来已经气绝身死。一名满脸污垢的副官守卫在侧，他说，“请对将军尊重一点，他已经死了。”其实勒芒还活着，只是失去了知觉。他被救活之后送到冯·埃姆米希将军面前，他交出指挥刀说：“我是在昏迷中被俘的。务必请你在战报中说明这一点。”
“你的指挥刀并没有玷污军人的荣誉，”埃姆米希答道，同时把指挥刀还给将军，“留着吧。”
后来，在德国过着战俘生活的勒芒将军写信给阿尔贝国王，“当时我是乐于献出自己的生命，无奈死神不要我。”他的两个对手，冯·埃姆米希和鲁登道夫颈上都挂上了蓝、白、金三色的功勋十字章，德国的最高军事勋章。
隆森堡垒陷落的次日，第二、第三集团军便立即向前推进，这就把德军右翼的全部兵力投入行动，开始其横越比利时的进军。按照时间表，这次进军应在8月15日开始；因此，列日之役把德军的攻势拖迟了两天，而不是当时世人以为的两个星期。事实上，比利时给予协约国的既不是两天也不是两个星期，而是一个奋斗目标和榜样。
第十二章英国远征军开往大陆
“由于英国人发生了一场争执和意见分歧，英军没有及时前来掩护朗勒扎克将军暴露的左翼，那一头的战线原定是由英方防守的。8月5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天，因亨利·威尔逊详细制定的总参谋部计划，必须首先得到不列颠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批准，而不是象大陆国家的作战计划那样能自动生效，该委员会于这天下午4时召集了一次作战会议，与会者照常是那几位文职的和军方的领袖，另外还有一位既是文官又是军人的显赫人物第一次参加这次会议。
陆军元帅基钦纳勋爵就任了陆军大臣。他本人对于这一任命不感愉快，同僚们对于由他出长陆军部所感到的不愉快也不相上下。政府也为自蒙克将军效忠于查理二世以来，基钦纳作为第一个现役军人进入内阁而忐忑不安。使将军们担心的是，他有可能利用他的地位或者为政府所利用，来干扰派遣赴法远征军的决定。他们的担心确非杞人忧天。基钦纳不久就对英法计划指定英军所必须执行的战略、方针和任务等等表现了极端的轻视。
由于他处于双重地位，他的具体的职权范围是不完全清楚的。英国参战之初，人们模模糊糊地认为最高权力在首相手中，至于首相应听从什么人的建议或者以谁的建议为准，则缺乏明确的安排。在军内，战地军官轻视参谋人员，认为他们“既无头脑，又要故作姿态”。而这两种人又都同样厌恶那些被称为“大礼服”的文官大臣的干扰。文官反过来也把军人称为“笨蛋”。出席8月5日举行的作战委员会的文官是阿斯奎斯、格雷、丘吉尔与霍尔丹，陆军方面是十一名将级军官：内定出任远征军总司令的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远征军的两位兵团司令，即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和詹姆斯·格里尔森爵士，远征军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他们都是中将；其次还有副参谋长亨利·威尔逊少将，他的个性易树政敌，在克拉危机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以致栽跟斗，失去了一个更高的职位。在文武官员之间，基钦纳勋爵究竟代表何方，谁都不十分清楚。他对远征军的目的非常怀疑，对其总司令很不赏识。如果说基钦纳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时不如海军上将费希尔那样来得暴烈，至少他对总参谋部的计划把英国军队“钉在”法国战略的尾巴上的做法，则已开始流露出同样的蔑视。
基钦纳由于没有亲自参与制定大陆作战计划，因而能够正确地估价远征军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在七十个德国师与七十个法国师之间迫在眉睫的冲突中，远征军的六个师能对战局产生多大影响。基钦纳在出任喀土穆战役的指挥官时，克罗默勋爵曾说过，“他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有能力的人”。他虽然是个职业军人，近数年来却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他所关注的只以印度、埃及、帝国等大事为限。人们从未见他与士兵交谈过，或注意过他们。与克劳塞维茨一样，他把战争看作是政策的继续，并在这个意义上看待战争。他与亨利·威尔逊以及总参谋部不同，不埋首于制定登陆日期、铁路时刻表、马匹及营房等计划表。他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地位观察战争，因此能够从各个强国之间的关系出发纵观战争的全貌。同时能够看到，为扩充国家军事实力，应付即将开始的长期抗衡，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