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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文系出身的人，开始时候总是想当作家、诗人。“众所周知”，结果是大多数人希望破灭。大学一年级，我也写小说，写诗。同班同学刘登翰读过，半天沉默无言。经过这样的无声打击，再想继续学习写作就很困难了。其实，就连才华横溢，极富诗人气质的谢冕先生，上大学之后也不再写诗（除了献给陈素琰、至今秘不示人的情诗外），改为诗歌批评和研究。在我们，这都是不得己的事。而这二十多年来，曹文轩却小说、散文写作和学术研究两不误，并一直保持甚佳的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是作家又是学者的，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被称为“京派”的那一群。不过，“当代”的一个时期，作家和学者的分离则成了普遍事实，以至于王蒙先生80年代初有了“作家学者化”的呼吁。从一般道理说，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应当能够互相促进。不过，具体到一个人身上，情况可能多种多样。闻一多、朱自清先生都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但又都是诗人在前，学者在后。卞之琳先生在研究英国文学、何其芳先生在研究典型和《红楼梦》期间，都还写诗，但诗又都远不如以前的好。当然，我们无法知道是学术损害了诗情，还是清醒到诗情离他们渐远而改事学术。叶圣陶先生开始是小说家，在成为教育家和语文学家之后，便不再写小说。当他以语文学家的眼光修改自己的小说（50年代修改《倪焕之》）和他人的散文（60年代修改冯牧的《澜沧江边湖蝶会》）时，似乎都失多于得。在曹文轩那里，这两者却似互不妨碍。小说写作，小说艺术思考，看来有助于他文学研究基点的确立；反过来，学术思考，也提升了他写作的境界和方法。他的小说写作理论研究（《小说门》），他的中外文学经典的解读，还有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这三者，有一致的基点，这就是对“文学性”的信心，和对艺术“本体”的关切。因此，在文学史写作上，他强调的是文学史，而非文学史。他批评目前大量的文学史写作者在“错误地写作文学史”。基于对“纯正”的文学的信念，他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图景做出具有独特风貌的描述。他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概念”和“不可忽略的价值体系”的说法，关于当代文学在若干方面“己赶上或超越了现代文学”，但当代“确实没有”高大、丰富的作家的意见，他对目前成为主流的“文化研究”的质疑，和对着眼于揭示“艺术奥秘”的“文学研究”的坚持，他针对文学批评笼统概括趋向的提醒，和提倡对细节、微妙、差异的体察，……尽管这样的声音在目前并不居“主流”地位，却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因此，不仅写小说，而且做学问，“两手抓，两手都过硬”，是应向他祝贺的第三条理由。
这二三十年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话，那便是变化多端。“重建”，“复兴”，“拨乱反正”，“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事物本来面目”等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和流行语。我们追随过革命（曹文轩赶上了“革命”的尾巴），又“告别”过革命，今天又点燃了对“红色岁月”的温馨记忆。我们信奉过“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又在“为文艺正名”的浪潮中，让文学回到“自身”，而现在，又觉得所谓“自身”和“纯文学”不过是神话，因为到处都是权力和资本所构成的“政治”，我们如何能够逃遁？我们强调过表现“重大斗争”的宏大叙事，随后改为信仰“日常生活”，如今好像又为“日常生活”的膜拜忧虑。基于对“理性”、“主体性”的信任，我们曾坚信世界的“整体”性质，和人对世界“本质”把握的可能性。但不久，“整体性”被证明是虚幻的，我们改信了有关世界平面化、碎片化图景的描述。作为一种象征或一个阶层，“知识分子”在当代曾声名狼藉。不过在80年代，启蒙的精英意识又复活、拯救了“知识分子”的信心。而现在，“知识分子”又开始成为人人唯恐逃之不及的词。……在这种风云变幻中，曹文轩有自己坚持的主张。也吸纳新的知识，也思考社会现实，但如他所说，并不左顾右盼，不盲目追随潮流。他坚信存在着超越时间、空间的“本源性”的东西，如“人性”，如“美”。他坚信“文学”自有其边界，“文学”和“非文学”，真正的文学史和“伪文学史”，可以清楚划分。“真正”、“纯正”、“永恒”等，是他经常使用的词。因此，在历史观上，透过显眼的“断裂”，他认为更本质的是历史的连续。他不认为“时间”具有绝对的意义，说是“在昨天、今天、明天之间”，“绝无边缘”。这些自信，既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也构筑了他研究文字的总体框架。在社会急剧震荡，以及普遍性的思想危机之中，这种对“本质”和“普遍性”的信仰，也许是另一条值得我们耐心寻找之路。现在，人们又开始谈论重建“整体性”的可能，而我却发觉，不论是何种强力黏合剂也己无法修复自己的思想碎片。在这一令人沮丧的时刻，对照起信念始终坚定的曹文轩来，真觉得让人羡慕，这是向他祝贺的另一条理由。
格非：我的一个学生跟我开玩笑，说你们这些具有作家、学者双重身份的人，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因为，你小说写不好，你会说你是学者，学问做不好，你会说，你是一个作家。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在大学里小说创作是不算成果的在大学里头，你的教授、学者的身份对于小说来说也是没有用的。曹老师在教学、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向他表示祝贺。一个作家或者说，要获得成功需要很多优秀的素质。我认为首先的一个素质就是勤奋。这一点很容易被大家所忽略。我在大学，我深有体会。时间非常紧张，精力也非常有限，他能在各个不同的领域，能持续不断地出这么多的成果，让我感到非常敬佩的。
第二部分王蒙、格非等名家品评曹文轩（4）
朱寿桐：我与曹文轩离得很远，他在北京，我在南京，一北一南，这个距离很远。但同时我与他又很近。因为我与他是同乡。他在《草房子》等作品中所写的生活，那是我最熟悉的。我从他的作品中读到了什么呢？说他的小说是乡土文学，那是解释不通的。如果说，他仍然在乡土之中还没有走出来，是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的——写不出这种味道。因为长期处在苏北平原那样一个平淡无趣的也不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土地上，生活又永远是那么的苦涩、一点也不可爱，他是无法超越自己的感受的。只有进了大城市，进了文学艺术的殿堂，换了一种味觉，此时再去回味过去他生活过的严酷的生活的时候，才能写出味道非常好的东西来。当这样一个作家，对那样一片土地、那样的一份生活，怀着满腔热忱与热爱，又怀着一种批判精神的时候，忧郁就产生了。
李书磊：我看到这样的九卷的在份量上沉甸甸的文集，作为学生很自豪。他的《草房子》、《红瓦》都仔细读过，当时的印象都非常强烈。觉得曹老师平常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说话不多，但读他的书，尤其是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觉得特别反丰富。他能体会那么复杂的东西，我当时的感觉是一种非常惊喜的感觉。曹老师作为一位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既能搞研究，又能写小说，这种方式，在今天显得特别可贵。
既创作又搞研究，本来是新文学以来大学中文系的优良的传统。读曹老师的文学研究，他对作品的选择与评论，我们看了以后，既能感受到作品的历史内涵，也能够对作品的审美经验有非常充分的理解与把握。这是十分可贵的。我读了他的《小说门》。认为这样的书是写过小说的有体验的能够提出创作种真实问题的理论，这是一种真理论，而不是一种伪理论。
孟繁华：在当代文坛上，“曹文轩现象”，已经是很完整的了。在当代文坛上，能够将学问做得很好，又能将小说写得很好，这样的人确实很少。这是与我们的现代教育体制是有关系的。现代教育体制，是一个越来越西化的体制。而在过去的那个教育体制中的学者却是学贯中西的。教育体制的不断西化，只能培养出一些专家。这些专家与知识工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即使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曹文轩老师，能够实现既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作家的过程，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坛的多元化、多样化，是我们呼唤已久的也是我们争取已久。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呼唤与争取多元化、多样化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是健康的，将一些妖魔也呼唤了出来。我认为曹文轩先生的存在，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坛的一种健康的力量。我们在读他的作品时，能够深刻的感受到，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非常深厚的理想主义的精神。他的小说写得非常的凝练、非常的田园风、非常的健康，这与当下的流行的文学作品是非常不同的。在文学研究方面，他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在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方面，是非常精彩的两本书。
李敬泽：九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会，那个会主要是青年小说家、诗人、批评家的一个会。大家在一起反思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到九十年代，直到现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这个状况、我们的写作路线。讨论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有非常强烈的“困惑感”。第一是——比如就小说而言，它的艺术资源，大家都有一种很“匮乏”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我们都是受八十年代以来的那个“创新”和“先锋”的逻辑所支配的。 这样的一代写作者，不断地往前走，但有时候会觉得“越走越窄”。我们可能有些非常尖端的——用不着的“尖端武器”，但是我们没有“常规武器”。这个状况，反映到写作中，就是我们的小说，从整个状况来讲，写作质量严重地下降。第二个，是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的小说里，过于地强调知识分子的身份，过于地把小说理解为“一种人的各种话语斗争的场所”，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很多小说家，所重视的问题，在骨子中最最焦虑的问题，可能不是别的，首先是他的立场——他是先要想他的立场，往往觉得好像立场问题解决了，小说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或者说小说的一些根本问题就解决了。由此就引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小说中所提供的可能都是一些被过滤过的东西，我们的真正的经验、真正的血肉、真正的生活，可能反而在我们的小说里感受不到、看不到。这样的两个困惑，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而是当代中国小说、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困惑。曹文轩老师的九卷本的著作，其中的有些作品我看过。《小说门》，这次我是很认真地看的。看了以后我感觉到，这些困惑，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在曹文轩这里，都能够得到解答。我们的很多作家，在那次会上，交流感受的时候，我们也都谈到，说，我们应该“后退”，或者应该叫“撤退”，“撤退”到哪儿呢，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撤退”到小说艺术的所有基本元素上去，“撤退”到二百年来小说为我们提供的无限丰富的艺术经验上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直接“撤退”到我们的经验、我们人的生活和人性上去。这两个方面我想正是曹文轩老师在过去多年的那些创作和理论的实践中，所始终坚持、始终守住、始终发扬和阐发的。曹文轩强调的是“古典精神”，我理解的“古典精神”，正是小说艺术的基本精神、小说艺术的基本价值。在他的小说里，我看到的是没有经过观念所“强暴”的、所非常强暴地蹂躏过的那样一种“人性”。人性的复杂、深微、广阔，人的优美，人的悲怆，所有这些，在他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同时，曹文轩的小说，可以说调动了大量的、直接引用了大量的传统的小说艺术的基本经验。描写，如诗如画的景色；等等，他对小说的基本品格的重视；恰恰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小说家所忽视、所忽略的。那么由他的这种创作出发，他在《小说门》里，对自八十年代以来到现在的小说经验，进行了非常精细的、也非常真切的阐释与总结。我有时候想，我们的很多疑惑、很多困惑的问题，之所以疑惑，之所以困惑，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眼界还不够宽，很多东西还看不到，所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