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加入并发展形成对位的谐声，就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谐声学’。”（189）这些声音此起彼伏、消消涨涨，既互相纠缠又互相排斥，既互相印证又互相解构，各自的力量，不总是处于劣势，可也不总是处于优势。多音、杂声，看似不和谐，但它们说到底还是“用不同的调子唱同一个题目”（190）。“多声现象”，说到底是因为生活是多样性的，人类的情感是多层次性的，存在中的一切都是对位的（191）。
世界存有两极、多极，就自然会有来回于两极、多极之间的摇摆。此一极、彼一极之间的距离，便产生了摇摆的弧度。有些小说家或许偏重于小弧度的摇摆，而有些小说家或许渴望大弧度的摇摆。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得看清楚存在的对立性以及小说运行所需要的动力——摇摆。
摇摆的形式也许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都像是风中之叶式的，但，我们最终都可以将它们简化为这样的方式。
总之，“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世间的一切关系，说到底，都是“对话关系”（192）。
对话之间的来回移动便构成了世界万物的摇摆现象。
2。对话的基本方式：颠覆
小说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对话。一部完全没有对话的小说，注定了是沉闷的、毫无生气的。在似乎无休止的叙述与描写暂时停止、从而转让给人物对话时，将会使阅读进入充满兴趣的状态，其情形犹如走在荒寂的野道上，忽然听到了人的谈话声。
但小说中的对话，其功能主要还不在于叙事，而在于辩论。当然这种辩论所用的语言，不是学术性的书面语，而是富有感情色彩和生活情趣的口头语。
巴赫金分析小说的来源时，认为小说的来源有三：一为史诗，二为雄辩术，三为狂欢节。而“苏格拉底对话”是与其中的一支密切相关的——“苏格拉底对话”在长时间的演变后，成为小说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对话”成了小说的隐形模式（193）。
巴赫金也许没有必要作如此“深刻”的分析。因为，小说的发生、发展，在事实上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并无真正的渊源关系。道理很简单：与当时的西方世界毫无关系的国家，一样产生了小说（日本的《源氏物语》还是全世界最早的长篇），一样产生了小说中的对话。中国的《红楼梦》，其中对话的成功，大概是世界上不多见的。我们至今仍在玩味其中的对话，觉得真是妙不可言。
小说是一种自然的形式，而对话则是小说中的一种自然形式，与谁也无关——有小说，必有对话。
但，我们不妨引入“苏格拉底对话”这个话题，因为小说的对话，与“苏格拉底对话”在实质上有惊人的一致。
小说中的对话，尽管离不开“你用过饭了吗？”“我用了。”这样一问一答式的对话，这种对话有时是必要的，但这种对话，是不会得到什么好评的——得到好评的对话，都含有争辩性质，它们往往不是问与答的组合。对话双方是平等的，谁也不处在问的位置，谁也不处在答的位置。彼此间，只是互为辩驳，互为消解，对话充满了一种张力（194）。随着对话，我们一会倾倒在这边，一会又倾倒在那边，来来回回地摇摆着，一时无法驻扎。而我们似乎又是喜欢这种摇摆的，我们如同一群飞蛾，一会看见这儿有一团亮光，一会又看见那儿也有一团亮光，我们飞身扑向东，又飞身扑向西，心中充满惊喜与快意。
就争辩这一点而言，小说的对话与“苏格拉底对话”是一致的。
苏格拉底创造对话体，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真理。“他把用对话方法寻求真理，与郑重的独白对立起来；这种独白形式常意味着已经掌握了现成的真理。对话方法又和一些人天真的自信相对立，因为这些人觉得他们自己颇有知识，也就是掌握着某些真理。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苏格拉底自称是‘撮合者’：他把人们拉到一起，让他们争辩，争辩的结果便产生了真理。”（195）
第二部分小说创作论专著《小说门》节选（2）
小说对话——我们所说的是指全部小说对话中那一部分可体现小说性质的对话，虽然目的并不与苏格拉底欲要逼近真理的目的一致，但也是为了使一件事情或一个话题通过对话而变得摇曳多姿、含义丰富而透彻。
苏格拉底与他的门徒们走在路上，互相辩驳着，表面看上去，多少有点像在做逻辑推理的游戏（他们还不时地互换辩论的角色，犹如我们今天在电视中所见到的分为甲乙双方的辩论会），但，正是在这种互相质问、互相拆解又各自为自己的观点加以辩护与阐释论证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不断地产生了，思维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一些观点越来越具有亮度，混沌、模糊在迷雾与轻风中一点一点地退去，辩论者觉得天地之间空大明亮了许多，思维的快意与发现问题的惊喜，使对话变成了一种最愉快的活动。
小说家在设计对话时，与他的人物一样，随着对话犹如剥笋一般一步一步地进行，也会因为对话力度的一步步的加强，所有的一切正一步一步地趋向紧张、饱和与圆满，也会充满愉悦。那时，他就不再是一个旁听者，他将自己分裂为甲乙双方，一会站在甲的视点上，一会站在乙的视点上，他既是自己的朋友，又是自己的对手，他分别站在甲乙双方的视点上，在心中酝酿着以自己的智慧与技能置对方于死地。他在甲乙双方间穿梭，没有疲惫，只有快意。在整个对话过程中，他时有惊呼。对话的延续，竟能有如此出神入化的效能。
人物的德行，可以通过作者的叙述或描写人物的行为实现，也可以通过对话实现，并且对话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作为短篇经典的《变色龙》（契诃夫），几乎全部是由对话组成的——
“不，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深思地说，“将军家没有这样的狗。他家里的狗大半是大猎狗……”
“你拿得准吗？”
“拿得准，长官。”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里的狗都名贵，都是良种，这条狗呢，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毛色不好，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下贱货……他老人家会养这种狗？！他的脑筋上哪儿去了？要是这样的狗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让人碰上，你们知道会怎样？那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转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你，赫留金，受了苦，这件事不能放过不管……得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
“不过也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察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它脸上又没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的院子里就见到过这样一条狗。”
“没错儿，是将军家的！”人群里有人说。
“嗯！……你，叶赫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怪冷的……你带着这条狗到将军家去一趟，在那儿问一下……你就说这条狗是我找着，派你送去的……你说以后不要把它放到街上来。也许它是名贵的狗，要是每个猪猡都拿雪茄烟戳到它脸上去，要不了多久就能把它作践死。狗是娇嫩的动物嘛……你，蠢货，把手放下来！用不着你那根蠢手指头摆出来！这都怪你自己不好……”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来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你看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瞎猜！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狗！”
“那就用不着费很多工夫去问了，”奥丘梅洛夫说，“这是条野狗！用不着多说了……既然他说是野狗，那就是野狗……弄死它算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继续说。“可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前几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的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老人家的哥哥却喜欢……”
“莫非他老人家的哥哥来了？弗拉基米尔•；伊万内奇来了？”奥丘梅洛夫问，他整个脸上洋溢着动情的笑容，“可了不得，主啊！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一阵吧？”
“住一阵……”
“可不得了，住啊！……他是惦记弟弟了……可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老人家的狗？很高兴……你把它带去吧……这条狗怪不错的……挺伶俐……它把这家伙的手指头咬了一口！哈哈哈！……咦，你干嘛发抖？呜呜……呜呜……它生气了，小坏包……好一条小狗……”
这段对话，既是警察与警官之间的解构，也是警察与警官各自的自我解构。我们由始至终所看到的就是摇摆。在这否定——肯定——否定的往复过程中，警官的媚上欺下的小人嘴脸越来越生动鲜明地呈现了出来。
巴赫金将独白看成了一个与对话相对立的概念。如果说这一看法是恰当的，那么应在小说范畴以外。因为，小说的独白——那些精彩的独白就内在地具有对话性。看似独白，但这一独白充满了犹疑、矛盾、困惑。小说的独白，不能是统一的、只有一个方向的，因为人性、人的内心不是统一的、只有一个方向的。我们在最精彩的独白中看到的是亲昵与不敬、高尚与卑下、软弱与强硬、多情与无情、天使与魔鬼的混合。固然是独白，但独白之中却有两个以上的声音在争先恐后、争强好胜地争夺着话语权。力量没有太大的悬殊，几乎是势均力敌。
一个好的哲学家，他的独白应是一贯的、周密的，他要尽一切可能来确保他独白的一致性，任何一个漏洞，任何一个自相矛盾之处，都是他哲学学说的一个污点。即便是客观事实与他的独白相悖，他也得为维护他的独白的一致性而不惜牺牲事实。
而一篇好的小说独白，却正在于它的“喃喃自语”、“颠三倒四”、“游移不定”、“出尔反尔”——一句话，始终处于摇摆状态之中。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言辞——
您听见了吗？她想把事情弄到那种地步，使得我末了都不想干了。我可是也会失去耐性的……也会不干的！“您坐下，您根本不必到那儿去”，可是我为什么最后非得结婚？难道就因为她想出了一个可笑的主意？可我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不屈从于一个性情乖张的女人的无聊的怪念头！我对我的儿子负责……对我自己也负有责任！我是作出牺牲——她明白这一点吗？我所以表示同意，说不定是我活得不耐烦了，一切都无所谓了。可是她可能激怒我，那时我可不会是无所谓了；我会感到委屈，并表示拒绝。总之，这也未免可笑……俱乐部里的人会说什么呢？利普京……会说什么呢？“说不定这事根本就办不成”——瞧她说的！但是这话可说到头了。这已经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是个奴才，是巴格登，是个被逼到墙角的人！……
这段言辞，处处含有转折、变卦、回旋与突然变向。我们在听一个人在那里十分恼怒地发誓与警告：如果事情怎样怎样，我将会怎样怎样。他要改变主意，他要回到恶意，他不能再这样子下去，而要那样子下去……他在来回走动，徘徊于对立的两种态度之间。
我们再来看一个中国的例子。这是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的独白：
人生的变化多么迅速呵！这半年来，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同时，我自己又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196）
在这两段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转折词：但、但是、然而、可是、又、好在……。这些转折词随时出现，使思路由直线变为曲线，在千回百转之中，我们仿佛骑在一匹失去方向但又极为潇洒甚至充满奇怪念头的马上，忽东忽西，忽左忽右地跑动，虽不是一往无前，但在似乎又跑回原地之后，我们发现，它还是向前奔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