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作者: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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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作者:罗素- 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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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却较为软弱。如果罗马人在政治上有着更大的成功,这只说明了政治是一桩不光彩的行业。公元前二世纪一般的希腊人是耽于逸乐的、机智敏捷的,他们善于经营,对一切事都毫无忌惮。然而也还有一些具有哲学能力的人。其中有些人——特别是怀疑派,例如卡尔内亚德——竟致于让聪明摧毁了严肃。有些人,如象伊壁鸠鲁派或一部分斯多葛派,就完全隐退到宁静的个人生活里面去了。但是也有少数人,他们的眼光要比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所曾表现过的更为深刻,他们认识到了罗马的伟大乃是由于有着希腊人所缺乏的某些优点。

  历史学家玻里比乌约于公元前200年生于阿加地亚,他是做为一个囚犯而被送到罗马去的,但是到了罗马之后他却有幸做了小塞庇欧的朋友,他伴随着小塞庇欧经历过许多次征战。一个希腊人而认识拉丁文原是罕见的事,虽说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认识希腊文;然而玻里比乌的遭遇却使得他精通拉丁文。他为了教益希腊人而写出了布匿战争史,因为布匿战争曾使罗马得以征服全世界。当他写作的时候,他对罗马体制的赞美已经是过时的了;但是在他的时代以前,罗马的体制与绝大多数希腊城邦不断变化着的体制比较起来,却要更富于稳定性与效率。罗马人读了他写的历史自然是高兴的;然而希腊人是否如此就值得怀疑了。

  斯多葛派的潘尼提乌,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谈过了。他是玻里比乌的朋友,并且也象玻里比乌一样是小塞庇欧的被保护人。当塞庇欧在世的时候,他屡次到过罗马,但是从公元前129年塞庇欧死后,他就留在雅典做斯多葛派的领袖。罗马仍然充满着为希腊所已经丧失了的那种与政治活动的机会联系在一片的希望心。因而潘尼提乌的学说比起早期斯多葛派的学说来,便有着更多的政治性,而与犬儒派的学说更少相似。或许是有教养的罗马人对柏拉图所怀的敬慕影响了他,使他放弃了他那斯多葛派前人们的教条主义的狭隘性。于是斯多葛主义就以他和他的继承者波昔东尼所赋予的那种更为广博的形式,而有力地打动了比较严肃的罗马人。

  后来的爱比克泰德虽然是一个希腊人,但他一生大部分是住在罗马的。罗马为他提供了他的大部分例证;他经常劝告聪明人不要在皇帝的面前发抖。我们是知道爱比克泰德对马尔库斯·奥勒留的影响的,但是他对希腊人的影响却很难探索了。

  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年)在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中,追溯了两国大部分显赫人物的品行发展。他在罗马度过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受到了哈德里安与图拉真两位皇帝的尊敬。除了他的《名人传》以外,他还写过无数关于哲学、宗教、道德以及自然史的作品。他的《名人传》一书显然是想在人们的思想里把希腊和罗马调和起来。

  大体说来,除了上述的这些例外人物,罗马对于帝国说希腊语的那部分所起的只是破坏作用。思想与艺术都衰颓了。直到公元二世纪末期为止,生活对于家境殷实的人们来说,乃是愉悦的、舒适的;没有什么刺激使精神紧张,也没有多少机会使人能有伟大的成就。公认的各派哲学——柏拉图派的学园、逍遥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派——都一直存在着,直到公元529年才被查士丁尼大帝(出于基督教的顽固性)所封闭。然而这些学派,自从马尔库斯·奥勒留的时代以来,除了公元三世纪的新柏拉图派而外(这一派,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谈到),没有一派表现过任何的生平;而且这些人也几乎一点都不曾受到罗马的影响。帝国中拉丁与希腊的两部分日益分道扬镳了;对希腊文的知识在西半部已经成为罕见的事,而拉丁文在东半部则自君士坦丁之后也仅只存在于法律和军队之中。

  Ⅱ.希腊与东方对罗马的影响

  这里有两件迥乎不同的事要加以考虑:第一是希腊化的艺术、文学与哲学对于最有教养的罗马人的影响;第二是非希腊的宗教与迷信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弥漫。

  (1)当罗马人最初与希腊人相接触的时候,他们就查觉到自己是比较野蛮的、粗鲁的。希腊人在许多方面要无比地优越于他们:在手工艺方面,在农业技术方面;在一个优秀的官吏所必需具备的各种知识方面;在谈话方面以及享受生活的艺术方面;在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各方面。罗马人唯一优越的东西就是军事技术与社会团结力。罗马人对于希腊人的这种关系,很有点象1814年与1815年普鲁士人之对于法国人的关系;但是后一个例子只不过是暂时性的,而前一种情形则延续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布匿战争之后,年青的罗马人对希腊人怀着一种赞慕的心情。他们学习希腊语,他们模仿希腊的建筑,他们雇用希腊的雕刻家。罗马有许多神也被等同为希腊的神。罗马人起源于特罗伊的说法就被创造了出来,以便与荷马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拉丁诗人采用了希腊的韵律,拉丁的哲学家接受了希腊的理论。终于,罗马在文化上就成了希腊的寄生虫。罗马人没有创造过任何的艺术形式,没有形成过任何有创见的哲学体系,也没有做出过任何科学的发明。他们修筑过很好的道路,有过有系统的法典以及有效率的军队。但此外的一切,他们都唯希腊马首是瞻。

  罗马的希腊化就在风尚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柔靡,这是老卡图所深恶痛绝的。直迄布匿战争为止,罗马人始终是一个耕牧的民族,具备着农夫的种种德行和劣点:严肃、勤劳、粗鄙、顽固而又愚昧。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是稳定的而且牢固的,建立在patriapotestas(父权)的基础之上;妇女和青年完全处于附属地位。但这一切都随着财富突然之间的大量流入而起了变化。小块的田地消失了,逐渐地被使用奴隶劳动并实行新的科学的农业方法的大庄园所代替了。强大的商人阶级兴起了,有很多人都由于掠夺而发财致富,就象是十八世纪英国的那些nabob①一样。女人一直都是德行很好的奴隶,但现在也自由了、放荡了;离婚变成了常见的事;富人不再生育孩子。几个世纪以前希腊人也曾经历过同样的发展,希腊人以他们的前例鼓励了历史学家们所称之为道德败坏的那些现象。但甚至在罗马帝国最放荡的时代,一般的罗马人也仍然把罗马认为是高举着更纯洁的伦理规范以对抗希腊的腐化堕落的一个中流砥柱。

  希腊对西罗马帝国的文化影响,从公元三世纪以后便迅速地削弱了,主要是由于整个的文化都在衰颓。这是有许多原因的,但是有一个原因必须特别提出。在西罗马帝国的末期,政府已经比以往越发是赤裸裸的军事专制了。通常总是军队推举一个成功的将军作皇帝;但是军队就连它最高级的军官也包括在内,都不是由有教养的罗马人所组成的,而是由边境上的半野蛮人所组成的。这些粗暴的兵士是用不着文化的,他们把文明的公民仅仅看成是赋税的来源。私人都太贫困了而受不起多少教育,国家又认为教育是不必需的。因而在西方只有少数特殊有学问的人,还能阅读希腊文。

  (2)反之,非希腊的宗教与迷信则在西部获得了越来越坚固的据点。我们已经看到亚历山大的征服曾怎样地把巴比伦人、波斯人和埃及人的信仰都介绍给了希腊世界。同样地,罗马的征服也使得西部世界熟悉了这些学说以及犹太人的和基督徒的学说。我以后再来谈犹太人与基督徒;目前我只以异教迷信①所及的范围为限。

  在罗马,每一种教派与每一个先知都在最高的各个当政的派系里有其代表,有时候还获得他们的支持。鲁西安尽管处于一个轻率信仰的时代,但却代表着稳健的怀疑主义;他说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名叫巴甫拉格尼亚人亚历山大的先知与行神迹者的故事,这个故事一般公认大致是真的。这个人医治病人,预言未来,还四出讹诈。他的名声传到了当时正在多瑙河上与马格马尼人作战的马尔库斯·奥勒留的耳朵里。皇帝便向他请教如何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所得到的答复是,如果他把两只狮子投进多瑙河里去,便会得到一场伟大的胜利。他听从了这个通神者的劝告,但是获得了这场伟大胜利的却是马格马尼人。尽管出了这场差错,亚历山大的名气却仍然不断地增长。有一个执政官级的罗马名人鲁提利安努曾向他请教过许多事情,最后,请求他指点自己如何选择一位妻子。亚历山大也象安迪米昂②一样,曾经博得过月神的青睐,并且和她生过一个女儿,神谕就把他这个女儿推荐给了鲁提利安努。ldquo;鲁提利安努年龄此时已六十岁了,他立刻听从了神的谕令;并且在庆祝她的婚礼时,牺牲了整整一百头牛奉献给他那位天上的岳母。rdquo;③比巴甫拉格尼亚人亚历山大的事迹更为重要的,是皇帝艾罗加巴鲁或名赫里奥加巴鲁(公元218…222年)的御位;这位皇帝在自己被军队推举登基之前,本是叙利亚太阳神的一位祭司。在他从叙利亚赴罗马的缓慢行程中,他的画像被先当做礼物送进了元老院。ldquo;他被画成穿着他那按照米底亚人与腓尼基人宽大片垂的款式、用丝线与金线织就的祭司的长袍,头上戴着古波斯式高耸的冠冕,数不清的项圈和袖鍊上都饰满了无价的宝石。他的眉毛被涂得黑黑的,面颊画成一副人工造作的白里透红。深沉的元老们都叹着气,承认罗马在长期经历了自己本国人的严酷的暴政之后,现在终于卑躬屈膝于东方专制的奢靡之前了。rdquo;①他受到一大部分军队的支持,狂热地把东方宗教的做法搬到了罗马;他的名字就是他曾经担任过大祭司的爱梅萨地方所崇拜的太阳神的名字。然而他的母亲,或祖母,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她看出他是走得太远了,于是就废黜了他而另立她自己的侄子亚历山大(公元222…235年),此人的东方的倾向是比较不太过分的。当时所可能有的各种信仰的杂揉,就从他私人的教室里也可以得到说明。在这座教堂里,他安置了亚伯拉罕、奥尔弗斯、提阿那的亚波罗以及基督等等的神像。

  米斯拉教起源于波斯,后来成了基督教的激烈竞争者,特别是在公元三世纪的后半叶。拚命试图控制军队的历代皇帝都感觉到宗教可以提供一种十分必需的稳定性;但那必须是一种新的宗教,因为兵士们所拥护的都是新宗教。这个宗教被引进了罗马,并且非常投合军人的心意。米斯拉是太阳神,但他并不象他的那些叙利亚同伴们那么样柔弱;他是一个主宰战争的神,——而善与恶之间的大战本来是自从琐罗亚斯德以来波斯信仰的一部分。罗斯多夫采夫①曾复制过从德国海登海姆的地下教堂中所发现的一座崇拜米斯拉的浮雕,并且指出米斯拉的信徒在军队之中必定是非常之多的,不仅东方有而且西方也有。

  君士坦丁大帝之采用基督教在政治上是成功的,而此前介绍新宗教的种种试图都失败了;不过从政府的观点来说,则以前的种种试图和君士坦丁的试图是极其类似的。它们成功的可能性都同样地是由于罗马世界的灾难与疲惫。希腊与罗马的传统宗教只适合于那些对现世感到兴趣并且对地上的幸福怀抱着希望的人们。亚洲则有着更悠久的苦痛失望的经验,于是就泡制出来了更为成功的、采取寄希望于来世的形式的各种解救剂;其中以基督教给人的慰藉最为有效。但是基督教当其成为国教的时候,已经从希腊吸取了很多的东西,它把这些连同着犹太教的成份一片都传给了西方的后代。

  Ⅲ.政府与文化的统一

  希腊伟大时代的许多成就之所以没有象米诺时代的许多成就那样地失传,我们首先得归功于亚历山大,其次得归功于罗马。公元前五世纪如果崛起了一位成吉思汗的话,很可能把希腊化世界中一切重要的东西一扫而光;薛修斯只要再稍微能干一点,就可以使希腊文明大大逊色于他被击退以后所出现的情况。让我们想想从伊斯奇鲁斯到柏拉图的这一段时期吧:这一时期中所成就的一切,全都是少数商业城邦居民中的少数人所成就的。这些城邦后来已经证明并没有多大的力量能抵御外来的征服;但是由于分外的幸运,希腊的征服者,即马其顿人和罗马人,都是希腊的爱好者,他们并没有把他们所征服的东西加以毁灭;若是薛修斯或者迦太基的话,便会干出这种事情来了。我们之得以认识希腊人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上的成就,这一事实应该归功于西方征服者所造成的太平局面;这些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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