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沧桑的岁月。冬天已经到来，再次望着飘飞的雪花，期待着上帝能给他们的命运有一个回答。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财政补贴还要吞吃多久（1） 在漫长的计划经济中，低效的经济体制，已经将延安一些国有企业的资产耗尽，留下来一堆废铁与沉重的债务。对它们实施改制不但成本高，而且能产生效益的资产很少。没有财政资金的投入，这些企业几乎不可能将过剩人员分流。
20世纪60年代开始筹建的延安丝绸厂，1962投产。1985年它还是延安龙头企业，每年上交利税150万元。
进入90年代后，它还在利用70年代的陈旧设备运转，不但生产效率低下，而且质量也难以保障。迅猛崛起的私营企业也使它的市场被挤占。
丝绸厂从外地购进原料，运回厂时每吨达到了480元。进行设备更新需要2000万元，丝绸厂自己拿不出资金投入，政府也无力向它伸出援助之手。
设备无法更新与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丝绸厂的库存越积越多。积压最严重时，厂里的周转资金全部用完。
1992年丝绸厂走向半停产，1996年终于迎来了关闭的命运。工人从1996年到1997年有17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有的工人只是到过年时才能得到政府的一点救济。
到关闭时丝绸厂累计欠下债务1400多万元，这笔债务至今还挂着。几百名工人要生存的问题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安排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退休，另一部分人进入再就业中心每月拿180元的最低生活费。
丝绸厂结束它最后使命的时候也到来了。据丝绸厂留守厂长刘晓东透露，2001年大约200多台机器以30万元的价格送进了废品站。望着过去自己不断擦拭、加油、操作的机器，就这样在铁锤下化为废品，那些在丝绸厂干了20多年的工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痛心。他们没有想到30多年以后看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一个留着计划经济长长尾巴的时代在他们的眼前活生生地消失了。
机器送进废品站后，留守在这里的人将原来6000平方米的厂房，改成了一个建材市场。有40多家私人建材企业进入，出租办公室楼和厂房，丝绸厂一年能有8万元的收入。
刘晓东感叹地说，丝绸厂最终的出路是破产。沉重的债务在破产时一笔勾销后，新的资本所有者才能进来将最后的资产变为财富。
与丝绸厂仅一墙之隔的延安毛纺厂，也存有通过破产来改变负债命运的意图。外面看上去一片灰暗的毛纺厂1998年被政府正式关闭，2700多个纱锭被砸烂后，造成800多名工人失业，同时还背上了7000多万元的债务。失业的工人除退休以外，有的进入拿最低生活费的队伍中。
新任命的厂长刘军民有点沉重地说，毛纺厂曾是延安的四大支柱企业之一。从建厂到关闭没有进行过设备更新，关闭时资产只有1000多万元，可负债却达到7000多万元。奋斗了20多年，毛纺厂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财富，反而今天还要政府为它的负债寻找出路，这是多么的荒唐。
他与留守毛纺厂的员工一起将毛纺厂8000平方米地盘建成了一个家具市场，一年大约收回60万元的租金。
可他也承认，靠出租厂房办家具市场获得的租金，不可能使毛纺厂还清债务，给工人带来真正的希望。他正设想通过引进私人资本将毛纺厂的地用于房产开发，实现彻底的转变。
但他还是感到这样做有些风险，他是被计划经济培养起来的。国有企业给他的平台使他既是这种体制的受益者又受这种体制制约。毛纺厂的资产不属于他个人，一旦将毛纺厂剩下的资产通过新的开发带来了利润，而他有可能被外来的力量取代或被排除在利益之外。那样的话，他觉得自己将是一个受害者。
多年在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中运转，使他深深地感到国有企业这种体制已经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它不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企业关闭之前他虽是副厂长可每月只有600元的收入，家里仅一个孩子上大学一年就要1万元，支付孩子的教育费后，他感到家里的资金已很紧张。
如果不主动打破封闭起来的围墙，市场经济的浪潮就难以涌进来。可自己现在是这个倒闭企业的看守者，能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希望呢？他曾想推动毛纺厂破产重组，可工人对破产充满了怀疑。他们担心破产后拿到几千元或者几万元的补偿能干一些什么呢？这点钱根本不能补偿他们20多年对企业的付出。
企业有些领导人也有他们的利益考虑，破产后自己还能到社会上谋求到什么职业？退休费、医疗费能保障吗？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破产后自己的权力、地位会像云雾一样消失，再也不会有机会从国有企业获取利益。
因此，他们幻想将倒闭还没有正式宣布破产的毛纺厂拖到自己退休为止，以使自己的利益不因破产受到损害，这种想法与疑问是毛纺厂走向破产的潜在阻力。
刘厂长感到，自己过去以低收入为国有企业作出了奉献，企业倒闭后仍在尽最大努力将企业剩余的资产盘活，设法给工人就业的机会，使社会保持一种稳定。那么，政府就应该给像自己这样的企业领导，有个安排或合理的回报。
否则，等毛纺厂破产被新的资本方收购后，自己将会与那些住在窑洞的工人一样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他看守着这破落的厂房，是不甘于企业倒闭后自己的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他想在对这剩余资产的经营中使自己过去没有实现的利益得到补偿。
延安国有企业改制办公室副主任高占清对我说，延安要改制的110家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处于负债状态，能盈利的企业很少。它们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支援延安建成的企业，给改制带来的阻力是人员多，企业资产质量差，负债重。
高占清认为，国有企业现在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果现在不改以后可利用的价值会更低，那些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不仅会进一步地消耗延安稀缺的资源，还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拯救他们。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财政补贴还要吞吃多久（2） 缺乏有效资产的延安国有企业，变革的速度不仅很缓慢而且带来的改制成本也很高昂。政府有关部门设计的补偿标准是，按社会上年平均工资的三倍给工人补偿，一个干了10—20年的员工能得到2万元。
但考虑到员工曾为企业付出了很多，补偿标准还可以更高一些。政府如果只考虑它的经济承受力将补偿标准定得过低，会使员工多年为企业的奉献得不到回报，也没有财富用于消费。一个城市中，工人阶层大多数是贫困者，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扩张。
那些经过改制的企业由于企业有效资产不多，管理层与员工持有的股份是名义上的持股。他们不得不达成协议，每个人还需要拿出资金投入企业。即使投入3000元入股，这也相当于延安一个工人4个月的收入。
工人也清醒地认识到，要与企业一起生存下去就得拿出资金入股。不投入资金入股就意味着自己要放弃这个企业，而自己在企业获得的单一技能，很难在社会上选择到比较满意的职业。现实的压力使工人极不情愿但还是拿出了他们多年的积累。
有些工人感到疑惑的是，自己为企业干了几十年，不但收入没有保障，还要在企业改制后自己拿出资金投入，难道自己过去给企业干的都是白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延安钢厂虽有800名工人，但产量最高时只达到3万吨。陷入亏损被私营企业兼并后，新的资本方只雇用了100名员工就将产量提高到了5万吨。
尽管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但受多方的限制改制后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仍不完善。工人仍把改制的企业当作是原来的国有企业，幻想继续躺在政府的怀抱里拿着铁饭碗，他们希望政府帮企业搞贷款，经济上继续给予补贴。
改制企业的法人大部分仍是原来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他们自我再生能力差，仍用原来计划经济形成的观念来管理已改制的企业。
延安一位参与改制的官员指出，延安国有企业改革缓慢还与政府有些官员的利益有关。改制带来的大量人员分流，安置又需要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资源来支持变革，改革带来的不稳定使官员感到自己的利益要受到影响。
因此，改革的艰难使有些官员只得将国有企业的变革往后推，他们不愿意看到负债累累的企业粘在自己的身上而损害自己的政绩。后来的领导面临的是亏损更为严重的国有企业，有效的资源已经被耗尽，改制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当了10多年国有企业厂长的高占清深有感触地说，中小型国有企业必须改。它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但没有进行设备更新，而且产品是由政府包销，其价值没有在市场上得到体现，规模小又不能积累更多的利润。
如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延安东化厂，只是在1982—1992年有过生产。当时农村没有认识到它的作用，对化肥的需求并不强盛。市场有需求时它年产量只有1万多吨，最高时达到了4万吨。
10年以来，东化几乎没有赚到钱，产品是由国有公司销售，它只是负责生产用不着去找市场。工人平均工资每月只有300多元。
市场放开后，各地的化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东化由计划经济调节每吨120元的原料价格已不复存在。市场供应的原料价格每吨上涨到800元，对此，东化没有任何优势去适应竞争。
背负着沉重债务的东化，1993年被政府勒令关闭，人员无处就业。从1993—1998年由政府发70％的工资。
看守了10年已关闭的东化，高占清感到自己的生命被无奈地浪费了。旧体制使他不知如何为企业寻找到出路。而为东化献出了青春干了几十年的工人仍住在窑洞里，窑洞生活也不知还要过多少年多少月。
工人们对他的抱怨他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他认为东化走向没落，不是由于他的无能，而是因为东化不能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竞争迈进的转变。
高占清现在被政府任命为延安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将为国有企业产权的退出提出创造性的方案，以结束一个国有企业对资源大肆吞吃而少有回报的时代。
第五章告别国有身份的时代准备忍受冬天的寒冷 我到西安国棉六厂采访时，一位工人对我说，厂内生产不饱和，没有资金买棉花使一部分设备已停了下来。有些人上个月上班可能下个月就回家了，回到家里拿150元的生活费。厂内已换了几任领导可企业仍然是负债累累。国有产权的虚化及领导者对个人利益的索取，使企业即使赚了钱也不可能投入技术改造。
已是70多岁的卢师傅，1981年从六厂退休之前每月只拿60元的工资。现在他的退休费是每月500元，可他还有1万多元的医疗费没有报销，厂里说没有钱。
老伴与他一样在棉纺厂干了30多年，他们一个月看病加生活得700元开销。他住的是18平方米的平房，由于住房太小他又建了30多平方米的平房。现在厂里要将他们的平房拆除建楼房。他自己建的平房厂里只按每块砖赔偿2分钱，建房用的1万砖他得到的赔偿只有200元。
与他住在平房里的工人们对这个赔偿感到很不服气，要求按房价赔偿，可厂领导置之不理。无奈中工人只得集体上访并向法院起诉，可法院说单位建房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
拆除平房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工人又与棉纺织厂在集资建房子上发生了矛盾。工人们对厂方制定的房价不能接受，而且房子还是半成品房，有些房子还出现了裂缝。
住在平房里的工人生活环境很差。张长发今年60岁，他向厂方交了2万元的预售款，由于新房子的价格和质量问题他没有搬进去住。他想和其他工人一起起诉厂方。
在2002年他退休之前的10年内他几乎没有涨工资。每月拿600元，他与老伴的收入加起来每月才1200元，三口人每月生活费得800元。80年代的低工资使他没有多少积累，现在孩子上学、买房子都要向别人借钱。
他住的平房外面是一个厕所，周围堆满了垃圾。夏天蚊蝇叮在上面，他总感到一股难闻的味道让他喘不过气。用水是在外面，水管的的破裂使他和邻居只能在限定的时间接水。
干了23年检修工的李师傅，2003年接到棉纺织厂对他精减的通知，他以失业的身份拿140元的生活费回到了家里。他感到自己年纪大了没有什么技能，难以找到职业。厂里曾经需要资金购买原料时，他希望工厂能活下去使自己的工作有保障，这种想法使他拿出了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