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陕西省预算外资金仅有23亿元，1997年猛然增加到61亿多元。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意味着各种行政性的收费游离在政府的控制之外。各部门以预算外资金最大限度的占有来实现本部门的利益，以保证财政投入不足时自己的利益能得到优先实现。
游离在财政预算之外，脱离财政监督，削弱政府调控的预算外资金的增加，弱化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使人们获得的公共资源越来越少，财富分配进一步不公平。造成政府本应承担公共设施建设，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生活环境时却没有财力来实现。
财政支出的紧张，意味着官员在选择财政分配的取向上，首先满足的是政府办公和公务员的工资支出，公共服务的支出却因财政不足可能被漠视和放弃，使城市的公共功能进一步弱化。城市给人们的是一副憔悴、苍白、无力、灰蒙、病态的样子，它将在人们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医疗、交通、法治、就业上得到体现。
大量预算外资金的存在，使陕西省的财政官员遭遇困境，省级财政在全省财政收入中比重低下，可由省里承担的财政支出却越来越多。
他们不得不请求走出这种财政分配不足的困境，请求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进行专项补助和结算补助，再从中央每年收入的增量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对地方的特殊转移支付。
寻找新税源的冲动使陕西省的财政官员，不希望看到一个矿产资源在中国占有重要地位而被中央企业开采拿走了收入的局面继续，他们渴望地方能获得开采权，共享由矿产资源带来的税收。
他们还建议，中央与陕西对增值税比例能对半分享，将在陕西的中央企业上交的所得税，改为陕西与中央共享，将铁路、金融、保险部门缴纳的营业税全部划为地方收入。
这种急切增加财政收入来源的心情，从陕西省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中可以看出。陕西省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2112亿元，负债总额却高达1641亿元，触目惊心的负债显示的是高度垄断资源的国有企业，既不是竞争力最强者也不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者。
相反，它们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创造财富的能力却越来越弱。为这种体制支付了高昂成本的工人，他们要承担的是低工资、高支出，并且影响到孩子的教育、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面临失业、得不到养老金、医疗保险，住在没有暖气、破旧的房子内，这些都是这种付出高昂成本还要背负着巨额债务的工业体制带给他们损害的见证。
“一五”期间在行政力量的支持下，由前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工程中有24项落在陕西。行政上的倾斜给陕西处于空白的工业播下了一些种子，如机械、电子、纺织、化工、航天、冶金业。
它们占据了陕西工业的重要位置，这个时期的陕西享受到了计划经济带给它的利益，几乎不需要任何竞争就能获得最便宜的原料与所需要的人才、资本。没有这种计划经济的安排，陕西要获得工业资源的成本将会更高。
改革的号角吹响后，市场竞争激起的浪潮再次席卷了东南沿海，私人资本点燃了这里的工业火焰，曾经没有升起的工业辉煌被私营企业实现了，而陕西得益于计划经济安排进来的项目，那些看起来设备精良的机器，精通技术的人才，却在市场竞争出现的新产业中发挥不了它的效益。
他们不但没有为市场化的到来，进行技术上的创新与人才使用上的变革做好充足的准备，相反，那些为缓慢、僵化的计划体制服务的厂房机器，在倒闭破产后无声地躺在灰尘与杂草中沉睡，他们高高耸立起来的巨大烟囱，没有在市场竞争中喷射出耀眼的光辉，而是在寒冷的冬天无声地熄灭了。
除消耗掉计划体制配给给他们的资源以外，他们没有成为新工业文明进步的主导者。黄河流域成为了计划体制建立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大本营，同时也是被市场竞争击溃而倒闭破产的最庞大最典型的象征。它们身患重病的躯体如同黄河里混浊的泥水，再也不可能为工业文明增加新的能量并放射出希望的光亮。
倒闭多年的西安钢铁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庞大的身躯掩埋在一片杂草丛生之中，那一台台沉睡了近10年的机器，谁知道它们在沉睡之前吞吃掉多少资源却将一身债务抛给了社会？私人资本的进入使那些因钢铁公司倒闭回到农村的工人又来到了它的旁边，希望获得微薄工资养家糊口。回到破旧的厂房试图重新启动机器的工人，脸上是一副冷漠、无精打采的表情。
他们在飘浮着灰尘的车间里，清理着停产后留在炼钢槽里沉睡了多年的废渣。私人资本企图将这些早已倒下蒙上了一层厚厚灰尘的机器上油以后重新运转，以从它身上榨取最后一点利润。
下班时，穿着油污的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家里走去，他们看上去显得有些疲倦，那无神的眼光里看不到市场竞争的热浪在闪动。
第十一章何时接受资本文明的洗礼缺乏一个独立开拓的私营阶层 尽管西安也建立了国家级的科技园区，但企图从豪华的办公大楼上就能看见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并爆发出巨大的财富，那似乎是一个幻想，因为技术的每一次向产业化转换，都是伴随着资本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实现的。
美国的硅谷、台湾的新竹科技园等，都与寻求利润的资本家联系在一起，他们用资本的力量释放了科技所包含的奇迹。被庞大国有重工业和低效率的经济体制笼罩的西安，还没有培养出一个独立探索、冒险开拓的资本家阶层。
即使产生了一些科研成果，没有资本的推动也只能是一些科研者获奖的工具，而进入科技园的私营企业还没有成为一个主体，倒是那些国有企业借科技园转换了身份。由科技创新带来的大规模产业发展的神话未能在西安科技园区出现。
地域上的劣势也限制了高科技人才流入西安，相反，它的科技资源却在向外面流失。西安的周围没有相互能融合的产业群体，要启动一个新兴的产业不仅投资巨大，而且缺乏相关的产业支撑。
国有企业只是在一个固定的群体里释放财富，能获得利益的人非常有限。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陕西国有企业走向了亏损倒闭，庞大的工人阶层却仍然不愿意离开，他们幻想着继续占有国有企业留下来的一切资源，如住房、医疗等。而东南沿海私营企业崛起的地方是在农村，它们的就业群体首先是农民，农民从这种由私营企业推动的工业化中分享到了一定的利益。
私营企业群体分布在江苏、浙江等地，周围形成了产业分工，配套的产业链越长生产的成本也就越低。如浙江的私营企业生产的领带、服装、鞋、玩具、打火机、拉链等，它们能够形成比较紧密的产业链，每个产业在这种链条中能最大化提高效率，增强竞争力。
浙江私营企业起家的产业大部分是日用消费品，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联，影响到千百万老百姓从工业化中受益，并形成多个产业链，多个产业群的崛起又带来一大批企业家的成长。人们的就业就是在这种多个产业链的延伸中实现的，使财富分配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财富分配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有更多的人从中受益，一个乡镇、一个城市就是在这种产业链的延伸与财富分配范围的扩大中，吸收了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资源，这些资源反过来又为创造财富进一步提供了能量。
但陕西的产业链在哪里？看起来，机械、化工、航天这些庞大的产业占据了陕西最大的资源，可它们未能形成一个紧密的产业链，既不能促进私营企业的成长，私营企业也不能与它们进行配套形成一个产业链去影响其他产业群的崛起。
陕西每一个产业的构成是与特定的计划需要联在一起的，很难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必然影响到财富范围的扩大与每个人收入分配的高低。以军工业为代表的西安国有企业虽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但它占有市场空间很有限，适应市场竞争的能力不强，它们是为特定的使命服务的，与当地的产业、市场形成了隔阂并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需求。
关中的宝鸡、咸阳、西安、渭南的重工业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这种国有的重工产业，不但排斥具有英雄主义的创新人才，而且也与高科技产业难以融合在一起，他们培养的一大批服从、听话、没有挑战精神的传统工人，是不会成为推动新产业变革的力量的。
这个传统的重工业还产生了一个具有优越感、有着浓厚官本位意识的领导者阶层，他们形成了一种占有国有资源的传统势力。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工业文明最优良的品质与耀眼的光辉，他们不是主动打破僵化机制的领袖人物。
他们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这个没有效率不可能给工人带来更多收入的重工业，但缺乏人才、资本、新技术供给的重工业正面临着内部资源的枯竭。即使私营资本想进入其中去分化瓦解这种重工业运行的机制，但计划体制形成的传统势力和既得利益者能让私营资本终结他们的权力吗？
传统的重工业使关中各个产业不能形成优化配置，它们相互分离互相排斥，按不同的级别，不同的体制被各个利益集团掌握和分割着。要对他们的权利动手术，必然带来权利结构的变革。权利的失去意味着利益的失去，掌握国有企业资源的利益集团，能主动放弃权力并自我消失吗？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百强县排名中，浙江占了24个而陕西一个也没有，经济繁荣的支柱已经从县拥有私营企业的规模与实力中得到了体现。陕西分布在黄土高原上的县城最缺乏的是私营企业的支撑，这些县城由于得不到私营企业能量的补充正日益走向没落，而公共设施的破旧、街道的肮脏，大量低收入、找不到职业陷入贫困的人群就是这种没落的象征。
县域经济的崛起是浙江繁荣的一个支撑，它们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县市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它们给城市的躯体增加了运转的能量，点燃了城市工业文明燃烧的火焰，为几千年来一直在土地上寻求财富的农民打开了配置他们人力资源的工业大门。
如果说东南部浓厚的商业文化催生农村走出了第一代创业的私营企业家，这批精英分子引导了工业文明的道路由农村通向城市，那么，黄河文明落后的小农经济意识与保守的官本位文化，使它难以产生出一个独立开拓的私营企业阶层。计划配置带给西安的更多是制造工业资源，而今天沿海的私营企业却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了各方面的资源。陕西的国有制造企业是在一种产权不清，不拥有独立财产权，僵化的机制中运转，而东南的私营企业制造业，却是在独立的财产所有权中去实现资本追求利润的意志。两种不同的体制，不同的财产所有权，不同的追求利润的速度，都决定了陕西制造业创造财富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东南部的私营企业。
关中曾是种棉基地，随着气候的变化这个产业转移了。随后，西安各大棉纺厂一下子失去了廉价的原料，市场的价格又承受不起，陷入亏损的棉纺厂很快就在无钱买原料中不是产量大大降低就是处于半停产状态。
他们在纺织品市场中节节败退甚至资不抵债走向破产时，而在当地同样没有棉花原料生产优势的东南私营企业，却在一台台日夜不停运转的机器中将他们的纺织品销往国外。
没有商业文明种子的萌芽，更没有受过资本文化洗礼的陕西，身上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当陕西的国企没落经济需要转型时，缺乏一个独立的商业阶层来与市场融合，而浙江的私营企业很早就接受到了资本自由竞争的文化，一旦给他们市场扩张追求利润的机会时，他们就会像一条龙一样腾空而起。
浙江的私营企业家有的是从打铁、修鞋、钟表、做衣服中崛起，这个阶层引导了当地的工业冲破计划经济封锁的围墙向自由竞争的市场迈进，而陕西没有这样一个能够从社会最低层的职业中成长起来，并引导一个产业扩大的私营阶层。
如果说浙江从小商品生产中冒出了一大批私营企业家，并引导一个个城市走向了繁荣，而西安的大企业却把工人束缚在单调的机器旁做着重复而又毫无创新的简单操作，在这种环境中是不可能产生一个独立的私营企业阶层的。
没有私营企业给处于计划体制中体能变得很虚弱的西安注入新的能量，这个城市就不可能在低成本中实现经济增长。当庞大的国有企业阻碍了私营资本扩张的道路时，贫困的农民与失业的工人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