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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行政安排进入兰州第三毛纺织厂集团的毛巾厂、毛条厂，后来都成为了集团的沉重包袱，上市时它们以不良资产随着后勤部分被分离到集团，被分离人员大约有2000多人。
为了让他们有条生路，上市公司还要拿出一部分任务让他们干，他们为上市公司生产一部分中间产品。但生产还是处于不饱和状态，如毛条厂一年大约有7个月没有事做，放假时员工只拿生活费。
另外，当收购羊毛的季节到来时，处于亏损的毛条厂几乎不可能拿出钱来买原料，上市公司要拿出资金替他们垫付。他们围绕着上市公司生存，不断地消耗着上市公司肌体里的营养，一旦没有活干毛条厂就会陷入更加危困的境地。
也许为了生存考虑，兰州第三毛纺织厂集团曾占用了上市公司7000多万元。在上市公司与集团财务分开与偿还资金的压力下，集团与上海开开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这笔股权转让使集团得到了2亿元的收入。这样一来，集团有了偿还上市公司债务的资金，同时还解决了集团内部员工生存的问题。资本的博弈使多方利益得到了实现。
但是，兰州第三毛纺织厂上市公司仍然要承担计划经济时代留给它的包袱。根据上市时的有关协议，它与集团按比例承担学校、医院等后勤负担。子弟学校大约有400多个学生，几十名教工；医院有50多个医护人员。按比例上市公司要承担90％以上的费用。
甘肃省政府一位副省长曾到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现场办公，当着随行的财政、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员说道，要把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的子弟学校第一批交给社会。
得到副省长的支持，兰州第三毛纺织厂积极与兰州市各部门联系，希望能尽快把学校交出去，可教育部门说当地财政拿不出钱接收。一年以后，兰州第三毛纺织厂把学校交给地方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1） 敦煌有30多家国有公司已经全面告别了国有的时代。经营者通过贷款加上自身的资本，将企业置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几千元或1万多元的补偿使他们彻底告别一种没有给自己带来财富梦想的国有体制。
改制时政府从退出的国有资本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失业员工的保障金，使他们不至于为国有企业效力了大半辈子，生存仍没有保障。
但怀疑改制会使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声音还是在企业内响起。工人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在改制中被忽视，因为大部分工薪阶层靠企业生存。突然有一天，一个富豪要把一个与他们相处了几十年的企业买走，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如一道激光刺得他们有点睁不开眼。
改制后，敦煌经贸局长党兴海承认，贫富差距确实进一步扩大了，但它在为一种新体制开辟道路。如果不改制，政府会整天忙于应付企业出现的问题，资源会被消耗在企业的低效率中，公共利益被忽视。
而退出国有资本后，政府将资源集中到公共设施的建设中，多数人的利益会在这种资源配置中得到公平的体现。
改制之前，敦煌18家国有企业总资产9213万元，负债却高达8684万元，如敦煌饭店负债400多万元，驼铃饭店负债300多万元。这些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创造什么财富，它们只是在国有资产名义的掩盖下，消耗着本不应由它们继续占有的资源。
改制后，在私人资本意志的指引下企业资产迅速增加，亏损的形象被盈利的面孔代替。政府将过去用于解决银行不良贷款、企业高负债等的资源，转到自来水厂的改造、污水厂的修建设上。
虽然敦煌的私营企业还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旧体制随着国有资本的退出不再发生作用。清除了挡在私人资本扩张路上的阻碍后，私营企业迅速增加，达1800多家。
最明显的是，改制为敦煌的私人资本扩大了寻求利润的空间，工人的利益也得到了增加，有些工人的收入由原来的每月400多元上升到500甚至1000多元。
过去，受航空、火车、通信不足的制约，酒泉的内在能力无法释放。即使它能生产出有市场需求的商品，因运输不畅通使酒泉有40％的货物运不出去，需要的商品又运不进来。当付出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时，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必然要降低。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酒泉经济的一个亮点。发射中心形成了一个生活群体，经济能量与消费力无疑要在酒泉释放，处于嘉峪关的酒泉钢铁公司连带着一个8万多人的群体，它们的消费已融入到酒泉。
拥有10多万人的玉门石油管理局将迁往酒泉，它将带来4万多人。这个群体的到来不仅扩大了酒泉消费量，而且使酒泉的城区向外进一步地伸延。即使没有内部企业支撑，仅靠这些外来的大企业或特殊的军事基地，酒泉的经济规模也排在了甘肃的第三位。
建立工业强市仍是酒泉市官员挥之不去的梦想，石油、化工、矿产、农副产品深加工，是他们的一个支点。旅游看似是酒泉的朝阳产业，但它占的比例却很微小。兰州到敦煌的游客除了选择飞机以外，还有的人乘火车到嘉峪关再转乘长途汽车到敦煌。
乘飞机去敦煌的游客，他们到达敦煌后面临着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不能办理落地签证。外国游客是敦煌游客的一个支柱，而敦煌有限的航线使它不能连通中国其他重要的城市。火车到嘉峪关后仍要转汽车奔波300多公里到达敦煌，如此耗费时间，使游客已失去了游览的兴趣。
兰州距敦煌1200多公里，即使有铁路也不能直接通达。资金的限制使兰州至今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从河西走廊通向敦煌。旅游景点距离太远，旅程费用过高，使游客感到去敦煌是一个豪华旅游。
酒泉至张掖的高等级公路目前仍在规划之中，99公里的投资以亿为单位不是酒泉所能承受。寻求贷款和国债资金投入是不可缺少的选择。酒泉至卫星发射中心200公里，道路建设需3 。5亿元投资，国家拿出一部分资金。
对于酒泉来说，这条路的修通将把卫星中心的人口消费纳入酒泉的范围，而酒泉能将游客带到卫星中心。能够利用的另一个资源是卫星中心的机场。该机场以前只作军事用途，现在开通民用航线后，酒泉向外辐射的经济圈进一步扩大。
另外，一条长400公里的铁路也在规划之中，该铁路经过卫星城，穿过内蒙的巴丹吉林沙漠，到达策克口岸与外蒙古的边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露天煤矿，靠中国人开采，只要推土机轻轻一推煤就露了出来。目前还没有找到市场。
每吨只有18元的低硫、高发热的优质煤，对酒泉不仅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正在规划中的河西走廊煤电基地，使酒泉计划从外蒙古的这个露天煤矿，每年进口8000万—10000万吨煤带动当地的发电产业。
给玉门、嘉峪关和酒泉等县市供电的玉门石油管理局电厂、酒泉钢铁公司电厂，不仅发电量有限，而且这些小型的电厂建立早，有些设备已经老化，这些城市如果不建立自己的发电厂，随着经济的增长用电量增加，必然制约自身竞争力的提高。
像所有的城市一样，酒泉也建立了经济开发区，三年以来园区内建成或正在建的项目达到了50多个，与外地资本联合在区内投资的公司占大多数，园区的产业仍依托当地的农副产品优势。
人才、技术、资本不占有优势的酒泉开发区，本地企业难以支撑大的投资项目。通过优惠的土地出让，引进外地资本成为了它的一个重要选择。
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达到6000多万元，完成园区配套设施，大约需要2。4亿元，这对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城市来说有着巨大的压力，每年除从财政拿出一部分资金以外，还要依赖土地出让金的支持。
资金的不足使园区还拖欠着施工公司不少的工程款，寻求贷款解决基础建设资金，已成为了园区的一个现实考虑。工业园区从来就是吸引外来资源，以外部的技术变革力量使它内部释放出创造的活力。另外，产业链的形成使园区产业能够在产品的上下游形成一个连接，使生产成本大大降低。然而，地处偏远的酒泉靠什么与外界的资本、技术发生融合？
在酒泉，国有企业改革的号角实际上在1997年就吹响了，但直到2000年，酒泉市包括所属县市的152家国有企业才进行第一轮的产权试验。国有资本就像下山的夕阳一样，它长长的影子不再笼罩在那消耗大量资源却没有效率的厂房上。
人人持股的方式是酒泉分解单一国有产权的第一步，根据工龄的长短给员工配股，每一工龄配500元股，即使干了30年的员工，也不过配上1。5万元股，而管理层持股数量高于员工2—3倍。股份合作制中虽然改变原来的国有独资制，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并未解决。
员工比较认同这种改制，他们以为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但人人持股的方式还是没有解决产权清晰的问题。大家觉得都有权力掌握企业，而实际上谁也决定不了企业的命运。你不关心企业的走向，我也不操心企业能否摆脱困境，企业陷入了集体无意识之中。
引进私人资本使国有资本整体退出，员工整体安置，带来了酒泉第二次国有产权裂变的浪潮。员工按工龄持有的股份以每年1000元的价格量化给个人，资金由新的收购方支付。拿到资金的员工与企业解除了劳动关系，完善了产权关系的企业面向社会公开出售，国有资本结束了它统治的时代。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为新兴的中产阶层打开了大门（2） 解除了劳动关系的员工，如果被资本方看中就与新的老板签订合同。收购企业者大多数是原来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通过贷款、积累等方式，成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
有些企业只要能偿付员工的安置费，企业资产就以这个价格被资本方收购，而债权与债务也随之落到他头上，但大量由计划经济留下的债务靠什么来还清仍是一个未知数。收购者有的是以贷款买下了企业，企业旧有债务没有还清现在又背上了新的债务，接手收购企业的日子成为他们负债经营的开始。
银行贷给原来国企业的资金，仍要这些新的资产所有者去最大化创造利润来加以偿还。因此，银行与新的资本方继续保持着过往的信用关系。
新的资本方在收购了原来的国有企业后，他们给企业带来了一种什么的命运？他们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经营理念？被他们聘用的员工如何看待他们一夜之间成为了资产的所有者？资方与劳方在利益分配上会发生哪些冲突与矛盾？
有一点很清楚，资产所有者与员工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资方要获得利润就必须要从亏损的阴影中走出来，并清除旧体制留在企业身上的烙印；而员工要使他的位置不被新来的人取代，就要最大化地创造价值以被资方认可。
两种压力的碰撞，将那些生了锈又重新上了油的机器运转得更有效率，靠自己掏钱卖下来的企业，每付出一分钱老板都要计算它带来多少回报，效益就在资方对每一分钱成本的控制中，获得了最大化的提高。滚滚而来的利润印在了资方露出笑容的脸上，破败不堪的国有企业经过他们资本的武装获得了市场胜利。
每一天企业会产出多少货物？需要多少成本能够换回多少利润？企业还能支撑多久？技术是否能超越竞争对手？还有多大的市场没有占领？明天是否要调整产品结构？所有的疑问都在他们心中涌动，忽而紧锁着眉头看着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一忽而在轰鸣的机器旁边来回踱着步子，追求每一天利润上升的激情，时刻将他们的内心搅得热血沸腾。
将亏损的国有企业卖给了资本所有者，政府似乎减轻了压力。但失去原来保障体系支撑的员工，他们付出的代价有多少得到了补偿？没有一个谈判场所能让工人们提出补偿的条件。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虽然不得不离开自己干了几十年的国有企业，但国有身份的突然失去使他们感到如同漂泊在大海上的一叶孤舟。无疑，这种变化莫测的巨浪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遭遇。而那些被资本所有者留下的员工，也在用怀疑的目光看着资本所有者：会给自己的劳动支付多少价格。
推动私人资本收购国企的官员，也深知那些下岗工人没有得到足够的福利保障。然而只能维持吃饭的财政，实再是囊中羞涩，难以给工人处于最低保障线的生活增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