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山西的煤炭行业还没有走出行政主导下的开采，还不是建立在独立的资本所有者产权之上，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市场的竞争来获得对煤炭的开采权。
煤矿产权的不明确，使山西小煤矿，地方国有煤矿，以资本渗透进来的大煤矿集团都在最大限度地索取山西的煤炭资源。他们采取什么方式开采，效率如何，对环境有多大的污染以及谁有开采权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所有权的不确定导致煤矿资源被大量浪费，如开采10吨煤破坏的资源可能是100吨。即使那些小煤矿排污和安全达不到标准，可受利益驱动的小煤矿照样可以向国有煤矿的地盘渗透。
资源过分集中于煤炭使山西其他行业如电视、洗衣机、自行车、纺织等产业都得不到资源的支持，即使曾经有过闪光的行业现在也已全军覆没。那些倒闭留下的资源由于被债务、失业人员等困扰，私营企业也无法对这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资源仍旧浪费着。只要煤炭市场下跌，山西的整个经济就会波动。
有了煤炭带来的利润，使政府把过多的资源集中在国有煤矿上。他们没有动力去扶持私营企业，对私营企业出台的政策也跟不上去。官员从完成煤炭的开采计划中，就能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的政绩。对国有煤矿来说，煤炭似乎天生就属于他们的，开采不存在任何竞争，他们对出台公平竞争的政策远不如私营企业那样强烈。
躺在煤炭资源上睡大觉，无需进行制度上的创新，通过煤炭不需要支付其他成本就能实现经济增长，这是山西一些官员的思维定式。结果造成煤炭资源越容易获取，官员变革意识越落后于市场竞争，似乎将执政的目标仅仅放在煤炭产量上他们的政绩就能体现。
但他们不要忘记了，山西在向煤炭资源竭力索取财富的同时也在付出难以弥补的巨大代价，那些加入到污染中的小水泥厂、小煤矿、小造纸厂，它们获得的是自己部门的利益，损害的却是整个山西的环境。它们工厂冒出的黑烟、排出的污水，对于还被贫困笼罩的山西，是一场资源的掠夺。
这种掠夺的代价伴随的是更恶劣的生存环境。它呈现出来的恶果是，山西开采煤的地区几乎被笼罩在煤尘污染中，人们要为这种单一的煤炭开采付出更为沉重的生存代价。
山西仅每年洗煤排放的污水大约500万立方米。工业集团占用的水量最大，排出的污水也最多。一种非市场化的安排，使排污的工业集团不承担市场化的成本，他们还与当地政府形成了一种博弈，即政府要企业治理污染，就使企业的收入降低，或者企业将利润用于治理污染政府获得的财政收入就会减少。
政府在治污的选择上，会优先选择获得税收而放松对企业排污的管制，这为排污的企业找到了可乘之机。在他们的利益都实现的前提下，农民是这种污染的最直接受害者，开采煤炭不但造成他们的耕地塌陷，而且污染了他们的农田。
利益集团从煤炭的开采中获得了自己的利益，而承受塌陷及污染的农民，却不能与他们一样分享由资源开采带来的财富，他们在污染的黄土地上，不能像这些工业集团得到各种利益。
对这种后果，山西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张莲莲作了这样的计算：由于价格的扭曲，山西多年来电价总体水平相对于其他产业或自身成本而言严重偏低，特别是向外输出的电价低于中国平均电价水平，使山西每年在对省外输电的同时，经济利益大量流失。这样由煤炭转化的电力也不能为山西带来最大财富。
在1980—2000年的20年中，由于体制政策等方面原因所造成的经济损耗额约2004。25亿元，平均每年约100。2125亿元。山西能源基地仅煤炭外调而煤炭价格背离价值，便有1267。3亿元的价值被转移，年均63。365亿元。
按中国平均电价和山西电力调出价的价差计算，20年外调电力约1400亿千瓦时，有36。95亿元价值被流失，年均1。8475亿元。
每年因煤炭及其他货物积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35亿元。20年，有700亿元价值损失。
如果加上环境欠账，每年的环境损耗价值量约为56。71亿元，20年环境损耗价值总量为1134。2亿元。
每年因大气污染对环境所造成的损耗价值量约为11。75亿元。20年损失价值总量为235亿元。
每年的污水排放量是引起当年水污染损失的主要原因。因水质污染每年的损耗价值量为10。52亿元，20年损失价值总量为210。4亿元。
因固体废弃物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耗价值量为4。72亿元，20年损失价值总量为94。4亿元。
累积计算因采煤而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产生的经济损失价值年均7。72亿元，20年损耗价值总量为154。4亿元。
伴随这种损耗，山西与外部的差距在1985年就显示出来，资源优势成为了陷阱，如山西的整个经济增长、就业、财政、城市化都过分依赖于煤炭，大量的人才、技术、资本也集中在煤矿，导致其他产业被弱化、制约，经济增长的空间被压缩。
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需要的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相互配合，这个城市的资源才能最优化配置，财富的产出才有更多的机会，而山西创造财富的资源完全依赖煤炭，而煤炭资源又被政府的计划价格控制，人们难以从中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其他产业又没有成长起来时，山西人获取财富增长的速度必然缓慢。
第十三章掩盖在煤炭中的利润流失优越能源并不带来收益增加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东部的私营企业正如火箭一样急速升起时，山西的私营企业数量不增反降，2000年山西的私营企业数量增长几乎为零。
与这个数字形成另一个强烈对比的是，2001年山西1791家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企业就达到了336家，当年亏损的企业有438家，这些占有了稀缺资源却不能创造财富的企业，意味着山西资源配置能力极其低下，人们获取收入的希望也变得很遥远。
重工业的投入需要巨大的资金，计划体制没有给他们提供积累资本的机会，要靠它们背负着债务去投资是不现实的，它们将依赖的目光投向了财政。财政部门在这些利益集团的压力与争夺下，不得不对它们以贴息贷款、削减债务、技术改造等支持。
数字反映出来的现象是，当那些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在以债转股的招牌下，就轻松地免除了几亿元或几十亿元的贷款，而私营企业却在银行的大门外为融资难叹息。与市场竞争相违背的制度安排，使山西的私营企业成长更加艰难，没有产生一家像东部的私营企业资产过百亿元的私企。
新上任的山西官员有些来自煤炭行业，他们的执政有明显的煤炭色彩，主张维护山西煤炭正常和稳定的生产。也许是出于政治与能源安全的选择，山西的投资偏向了煤炭，他的高科技产业几乎没有，它缺乏一个能够在煤炭之外向高科技领域开拓的群体，以为山西扩大新的就业与创造财富的机会。
但历史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山西仍在煤炭中寻求利润。高度的行政控制色彩在煤炭开采中得到了体现，阎锡山留下的山西机床厂被接收后变成了军工企业，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化使它面临的订单越来越少，它专用的机器、专用的人才，使它无法向其他产品转移，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
机床厂进行军转民以后，不是产品质量过不了关就是找不到市场，一个项目还没有产生利润就又急于扑向另一个产品，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上亿元就这样被消耗掉，可还是没有一个能在市场上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
从机床厂退休的王师傅对我说，他在这家企业干了30多年，80年代他每月的工资还不过100元，住的是50多个平方米交清了房钱可产权证还没有拿到手的房子。面对不断上涨的生活费和医疗费，他感到那每月500多元的退休费已经不够用，一种不平衡的感觉时刻在他内心涌动。
与王师傅住在同一栋楼的罗师傅1948年就在阎锡山办的这家机床厂干，可现在他退休后与儿子孙子住在一起。儿子每月600元的收入对维持生活与供他孩子上学都很困难，也买不起商品房。因此，罗师傅那微薄的退休费还要供养儿子的生活与孙子的学费。
按市场价他儿子买了一套15万元的商品房，每月支付500元，他得干25年才能还清房款。这样几代人挤在狭窄、陈旧的屋内过着贫困生活的情景，是很多机床厂工人家庭面临的困境。
机床厂退休工人住的房子有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或70年代修建的，有的房子出现下雨漏水。灰色毫无生气显得有些破旧的老房子与失业或退休费微少的工人脸上的失落与无奈混杂在一起。
山西的重工业吸收着一大批产业队伍，他们收益的增加与下降，都与这些行业的起落联系在一起，他们不可能在一夜间与财富的距离拉近。除煤炭以外，山西几乎没有一个优势产业能向中国其他市场扩张。煤炭又被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煤炭的财富只是被少数利益集团占有。
资源型单一重工业不仅使山西的产业结构难以调整，而且带给工人们微薄的收入，即使是在太原钢铁公司干了30多年的处级员工，他们每月也只拿到1400元，那些内退的人每月只有800元。
太钢分离后到后勤企业的那些员工，他们失去太钢的国有身份后，可能会以更低的收入来承担太钢变革的成本。失去原来从太钢分享的资源意味着他们一些人将在最低水平的生活费中过日子，而面对的却是高昂的开支。
由于太钢的高层管理人员仍是由政府任命，他们也不能决定自己的收入。在企业的利润与他们收益相分离的情况下，他们哪有动力去打破计划体制套在企业利益分配上的枷锁？国有企业变革力量还是来自政府，内部的改革也只是技术上的操作，不可能从制度上打破。
某种意义上讲，国有企业改革越缓慢，员工分享的利益就越低，越延缓了个人收入与价值的实现。个人收益的降低导致个人权利没有保障。
晋商虽以他们掌握的金融资本成为中国当时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却没有成为推动中国工业文明兴起的力量。将资本用于连接王权并从特权中获取更多超额利润，使他们成了清政府利用的工具，清政府的灭亡就是他们衰败的开始。
时代没有让山西商人了解到西方资本家是如何以他们的资本推动机器工业革命的到来。如果说，西方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与工业文明的进步，都伴随资本的投入和利润的增加，那么山西商人进行的公益活动就是捐资建寺院修祠堂。
寺院祠堂是没落封建传统道德的集中体现。结果，他们的资本没有为培养一个中产阶层，追求法治、民主，推动技术创新的群体出现作贡献，相反，他们的后代继续封闭在没落的传统道德中，而无法吸收科学与民主的养分。
第十四章晋商为何没落还是以小农阶层的形象出现 气势宏大的曹家大院主人原是以卖砂锅、做豆腐起家，历经100多年的创业，曹家资本从清嘉庆至光绪年间积累到1200万两白银，有640个商号，雇员达到37000人。他的票号跨过欧洲，到达莫斯科、东京和伦敦。
曹家实行的是股份制经营，东家将银子交给掌柜到外地开分号，掌柜享有经营权，东家只派人去巡查。
曹家将外面分号赚到的银子，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经营并向外部市场发起更大规模的拓展，而是在小农意识的支配下把外地市场开拓所得的收益带回家乡，这样做他们觉得安全。他们尽力守住以往的成绩而不制订更长远的计划，结果他们的商业活动在当地日益萎缩。
从一个原始耕种的农业社会中走出来的曹家，巨额财富的积累使他们的后代过上了不思进取的生活，他们是太谷第一个买轿车的家族，也是第一个用发电机的，这与推动资本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融合还有很长的路。
他们仍然是以一个地主阶层的形象出现在原始的农业社会中，他们的财富没有用到当地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建设中，更没有投入工业生产中，对现代工业文明没什么贡献。
据悉，日本攻占太谷后，日本人用两辆汽车将曹家大院的东西拉了40天。这一场掠夺使曹家彻底衰落了。曹家大院曾经占地300多亩后来只剩下9亩。日本人的掠夺和战争的毁坏使他们的家财化为灰烬，这不仅是他家族的悲哀也是中华文明的悲哀。
后来孔祥熙将曹家大院买下，一部分拆下来运到太谷建房子，文革中老百姓又拆了一些。解放后有部队住过曹家大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