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源来发展青海的特色经济，是当地官员的一种观念，但有些矿产资源开采经济价值不高，投入高达上千万元，上亿元，甚至投入还没收回时矿产可能已枯竭。巨大的风险使很多企业对青海的矿产资源是可望而不可及。签订意向性的投资协议多但真正落实的却很少。受地理气候的影响，有些矿产根本无法开采，对青海的就业并不能带来多少有利的影响，以至丰富的矿产资源与特色经济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即使看上去很荒漠的柴达木盆地，大自然还是给了它不可估量的矿产资源。察尔汗的盐湖集团已经在这个宝库上开采了30多年的湖盐，100万吨的高峰越过后不满足的欲望去驱使它向盆地里的锂、镁等矿产发起了冲锋。
格尔木是依赖盆地的资源形成的一个城市。虽然借助柴达木盆地的矿产，格尔木建成了炼油厂、钾肥厂，但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道路不畅通使有些矿产根本无法开采。有些道路是用盐铺起来的，遇热时就会化，到冬天时又被冻住。
整个柴达木盆地是一个多种矿产并存的地方，每个矿产的开发对技术的要求也不一样。虽然利用国内其他科研机构的力量，开发盆地里的矿产技术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没有经济效益的矿产，技术的突破又有多少意义呢？
只有开采矿的经济价值越高，技术的研究者才更有动力去探索，投资者才能投入巨资开发。有些技术虽然在试验室里取得了进展，但不能带来产业上的规模扩张，仍不能将盐湖里沉睡的资源变为财富。
技术的突破总与产权有着密切的联系，盐湖的钾由国有垄断开采经营。国有经营者在何种程度上能寻求最高端的技术，使钾的开采在技术上能越过一个高峰？国有科研机构靠什么弥补这种技术上的差距？
因此，有着大量矿产资源的青海，却因人才、技术、资金等的制约，并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即使是建在格尔木号称中国最大的钾肥厂，受制于技术与生产成本高等约束，而未能在中国市场称雄，倒是外国钾肥在中国市场上长驱直入。
盐湖钾肥占有不了整个中国市场以及技术比不过国外同类企业，就在于垄断的开采体制阻碍了私人资本的进入。丰富的矿产资源如果不是伴随着最有竞争力的产权制度出现，那么，再丰富的矿产也推动不了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
距西宁3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历史久远的塔尔寺，里面供奉着千奇百怪的佛像，这些被涂得金碧辉煌、无限放大、含笑端坐的佛像下面，还点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熄灭的长明灯，似乎是预示着佛具有永远超出凡人的能力。
那些心中充满着痛苦、矛盾，从千里之外奔来的人，仿佛站在显示无限宽广胸怀的佛面前并向他虔诚地祈求就能看到幸福的降临。
然而这只是人们与自己的幻想开的一个玩笑。看上去远离尘世的佛从来就没有给人们注入一种扩张、征服的商业精神，反而使这里的人在大山的包围中，更缺乏勇气去寻找通向外部世界的工业之路。
佛的引导者们还在塔尔寺里编造了各种显示佛至高无上的传奇故事，如宗巴喀大师梦见荆剌变成了长明灯，杂草成为了鲜花，以此来更有吸引力地把人们从现实的不幸中拉回到远离世俗的幻想中。
而长期处于大山包围被风沙吹打、处于低收入或因失业生活没有保障的人，似乎更能有意地被佛的神话吸引并陶醉在其中。但佛终究没有给那些走在西宁街头无精打采的人涂上一层灿烂的笑容，西宁带给人们的承诺就像柴达木盆地茫茫的沙滩，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及。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转变充满巨大的阵痛（1） 以矿产资源为依托的甘肃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经济规模小、水平低、产业老化和增长缓慢。非公有制经济只占到甘肃的24％，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封锁带来的是巨大差距。工业化仍处在初期阶段，2002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0亿元，只占到中国的1。2％。借助于原材料的优势与计划体制的支持，甘肃建立了它的工业体系。当年，为适应战略需要而把沿海大型国有企业迁到甘肃的深山里，但市场的进程终于使它的弱点与矛盾暴露无遗。缺乏信息交流加上高成本、高消耗、高投入以及低技术，不仅没有将甘肃的资源优势发挥出来，很多企业还在债务的泥潭中愈陷愈深。
以能源、原材料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产品缺乏深加工，产业链很短，使很大一部分利润没有留在当地企业，而是被外地企业在市场的交易中获取，造成税收与效益未能在当地的财政与企业中实现。
日用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弱小，使消费者在甘肃的商场中很难看到本地企业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是外地产品赚取了当地市场的利润。甘肃企业的产品大部分是原材料性的，如有色金属、成品油等。生活用品生产企业的缺乏，不仅使当地人找不到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使企业创造财富的机会减少。没有日用品工业竞争力的甘肃，只能把石油、化工、农产品加工、药材等作为主导产业。
重工业占80％的甘肃，不仅为当地创造不了高利润，也无法给甘肃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沿海城市，减少重工业加大日用品生产却提供了大量的就业与税收。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体制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所淹没，使原先以原材料优势为支撑的甘肃工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衰弱。如大型的扬子石化，茂名石化、齐鲁石化等企业建在东南沿海城市，与它们雄厚的资本、先进技术与庞大的市场需求相比，甘肃的石化企业明显地缺乏这些优势。随着市场的选择，甘肃越来越被抛在后面。
一些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如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正面临着铜矿资源枯竭后企业陷入倒闭的危险。甘肃镍曾占中国80％以上的产量，现在也趋于下降。矿产资源的减少使甘肃的矿产企业正考虑从外地购买矿产在当地加工。
而从外地购买矿产进行加工，无疑加大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它们几乎没有优势同市场竞争中崛起的私营企业较量。失去资源优势后的产业除了衰退以外，等待它们的还有沉重的债务。
水力发电虽然是甘肃的一个重要能源，但现在，甘肃火力发电的比例却超过了水力发电，因为黄河上游来水减少。有些国企业因特殊时代的使命建在深山里，周围都是茫茫的戈壁滩，像是一个孤岛，一旦企业破产后它们的学校、医院等后勤交给谁呢？靠什么继续维持它们的生命？这些因素使一些即使资不抵债的企业，也不能轻易地破产倒闭。破产会涉及到多方利益的冲突，改制也拖了很长的时间。
三线产业调整办公室已在甘肃搞了20多年，这些背负着特殊时代需求的企业，仍将留在深山里。要将那些生锈的机器重新转动起来，帮助企业设计新机制打破条条框框，注入新的技术与资本使其获得新生，不仅过程漫长而且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这也是甘肃工业化仍停留在初期阶段，尽管消耗了大量资源，却无法与东南部私营企业竞争的一个原因。
“一五”、“二五”期间的行政调配给甘肃奠定了工业基础，形成了能源、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变革以来，甘肃只是对这些工业进行了一些修补，没有多少资源再建新项目。受国有企业垄断与政策的阻碍，对甘肃经济能量增加来说，私营企业没有成为一个新的力量。
过去，体现国家意志的甘肃工业，现在无可奈何地看着资本、技术、人才，随着市场的竞争而纷纷涌向东南部城市。自身工业的老化、技术的落后、资本的短缺，都使甘肃与东南部的距离越来越大。
甘肃工业内在机能反应的滞后，是阻碍它主动适应变革的一个因素。国有企业占80％以上，习惯行政指导与扶持式走路，从来没有培养出变革的意识与领先的精神。更何况，它们虚弱的驱体上还背负着学校、医院等沉重的社会负担。
甘肃财政是吃饭财政，难以为大量的国企注入资金；而新的矛盾又横在眼前，面对失业人员的增加，政府也无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无疑，甘肃的工业处在一个艰难的转变时期。与沿海城市不同，甘肃没有大量的私营企业资本来填充国有企业衰败后留下的空白。旧的产业需要清除，新的产业又急需扶持，没有一个新的群体和大量的资本作后盾，这个转变充满了巨大的阵痛。
实际上，甘肃的官员也认识到，被单一股权笼罩的国有企业要走出自身的虚弱，产权必须朝着多元化方向变革。然而，那些以股份制面孔出现的上市公司仍是一股独大，将资本的权利置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强烈地排斥外部资本来改造它们的集权主义。
目前，甘肃608个工业类别中，国有企业涉及604个，有限的国有资本几乎遍及所有的工商业领域，不仅制约了经济规模的扩张，而且使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被严重削弱。国企在许多行业的坚守或继续居于垄断地位，为政府权力的渗透提供了基础，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竞争与民营企业的成长，使有活力私人资本找不到释放竞争的空间。
股权多元化面临的是多方利益的冲突，原有的工人群体为企业的成长付出了他们的青春时光，虽然没有积累多少财富，他们也不想离开一天天看着长大每天冒出烟雾的工厂；而新的资本所有者需要清除过剩的人力。
现实中，股权的多元化找不到理想的实现者。政府担心国有企业被新的资本所有者收购、兼并、控股后，后者并不是真正想在当地把产业做大，而是利用企业现有的资源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后，政府接手的是一个被资本玩弄得破落的企业与大批需要救济的失业人员。
因此，甘肃官员在放弃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让外来资本收购兼并时，仍然犹豫不决，以至在10多年的企业改制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感到政企不分导致国企的所有者缺位，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是国企走不出亏损的根源；另一方面，改制既然触及到了产权的核心，国企里面的既得利益者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控制权。
第四章垄断造就的虚弱工业转变充满巨大的阵痛（2） 改制还遭遇国企沉重的历史包袱，特别是银行的巨额负债。企业已是资不抵债，扭亏无望，决策者不得不采取先改制、先重组、先安置、后破产的谨慎分离改制。即把一部分资产用于偿还债务，另一部分用于安置失业人员，不至于因企业破产把工人推上绝路给社会带来震荡。
背负沉重债务又扭亏无望的企业，竭力争取银行对它们的呆坏账进行核销。政府为了扔掉这个影响他们政绩的包袱，也希望银行能给予信贷上的支持。甘肃100多家陷入危困必须破产重组的工业企业，需要核消的呆坏账大约120亿元。一笔笔巨额的不良贷款就这样在所谓的支持、维持社会稳定的诉求中被削减、核销。
不良贷款的核销看起来充当了化解双方矛盾的调和剂，政府、企业、员工仿佛是从重重大山中走出，获得了飘飘欲仙的解脱。一笔笔巨额贷款的核销，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无效配置与金融风险的增加。
需要破产的企业还在排队等候，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并设计出能冲破重重矛盾、经过多方利益讨价还价的方案。有限的资金被这些破产企业占有，意味着计划经济形成的产业还在消耗着今天改革的成果。
构成甘肃经济增长的那些城市，如兰州、天水、白银、金昌、嘉峪关，基本上都是在能源、原材料、重工业上寻找增长。这些行业被国有企业垄断，与中小企业及其他产业几乎没有关联，辐射力很弱。留给甘肃的是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的渠道都非常狭窄。
国有企业的没落，私营经济又没有成长起来，使甘肃的一些城市能量衰减。如武威2002年全市销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只有3家，全市工业利润一年只有5000多万元，这比不上东部一家私营企业的利润。
甘肃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多借助于国债资金。5年下来，投入基础建设的资金大约有100亿元，其中国债资金占了三分之一。
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投资与经济规模狭小，使处于产业衰退、城市设施需求巨大的甘肃，将面临着长期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的压力与矛盾，争取国债资金就成为了当地官员执政的一个重要目标。
政策上虽然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兰州的公共设施建设，但来自垄断的力量仍把开放的大门紧紧关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使兰州资本积累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