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了不少知识，也成熟多了。他常常对我表示歉意，他说：“你嫁给我，我带给你的尽是些国际问题，我真的对不起你，总希望有一天对你有所补偿。”其实和他一同工作，我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我们之间不仅是夫妻的关系，我视他如师如友，他对我如妻如女。他对我的教益，使我后来在他逝世后，在做人做事时都有能力，不依不求，即使在最艰巨的时刻也不会倒了下去，站不起来。
我的第二个女儿是在1950年3月10日在香港出生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的日子渐渐临近时，我很高兴，因为这次将军可以陪伴我。直到临蓐前日我仍照常工作，有天却突然有电话打来，催迫将军立刻到台湾。
“等一等，”他说，转身向着我，“你什么时候生，小东西？”
“我想是明天。”
“上午或下午？”
“我没有办法极度准确地指定轰炸目标。”
将军向着听筒说话。他终于决定飞台湾，但午夜时需赶返九龙。
“不会比那时更早吧，会吗？”
“我想不会。”
午夜，他没有回来，我分娩的阵痛已开始。我急切地注视时钟，1点刚过，他走进来。
早上5点钟，我喊醒他。
“亲爱的，我想最好赶到医院去。”
他陡然一下完全清醒过来，惊慌到了神情极度紧张的样子。他一跳，跳下床，扭亮电灯。
“好吧，现在，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先吃早饭吗？我给医院打电话。”
他穿着睡衣，就住门外走。
“等一下！”我喊道。我很疼，可是看见他神经过敏的样子，又忍不住大笑。这是一位曾经轰炸扫射日本人的老将，一个在战火中如此冷静的人，曾经享有“从不紧张：从不恐惧”的美名，如今竟为一个送上门的婴儿，而极度慌乱困扰！
他一转身：“什么事？”
“我最好马上走。”我说道，下了床。在睡衣外面罩上一件薄外衣。
“好罢，来罢。”他急促地说。
“我好啦。你穿上外套吧。”
他随便披了一件衣服，我们向着房子前面走去。刚走到起居间的一半，他停下来。
“我最好不要开车，小东西，我简直紧张得要命。你先坐一下。”
“车夫7点钟以前不会来。你要做什么？”
“找别人开车送你去。”
“快些！”
他一冲而出，现在轮到我紧张了。我想象孩子要生在起居间，只有一个没有训练的阿妈，和一个心神分散的丈夫照应我。看来差不多好几小时过去了，实际上只不过四五分钟，外子回来了，带着一个睡眼惺忪的守卫。
“老范会开。我去穿衣服，马上跟你来。”
我不知道守卫会开车，就用中国话问他。
“是的，夫人。”他郑重向我说，“我开得很好。”
他的确开得好，快速并且平稳，把我送到九龙圣·德利撒医院，又回来接外子，刚刚使他及时赶到。
我们这次原希望有个儿子，但6点钟不到，在1950年的3月10日，我生下我们第二个小女孩雪狄雅·露青丝。
春秋岁月台湾宝岛
台湾宝岛
第一批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人员大概是在1948年。当然台湾光复后一部分政府官员是直接自重庆到台湾的。
抗战胜利初期，台湾对一般人来说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在地理教科书中，英文称之曰FORMOsA，据说是葡萄牙人起的名字，意即美丽的岛屿；在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也读过郑成功这位明末遗巨英勇抗清的事迹，但只此而已。其次就是有关山地姑娘的记载。民航公司以台湾做大本营后，上下同仁都努力研究台湾的地理与历史，有些更上进的就开始学习台湾话，我无语言天才，好几位同事已能用台湾语与本地人交际，我唱起：“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还常会走了调，真是惭愧之至！
我们的房子，武昌新村12号是一幢高大的两层砖造楼房，有四间卧室，一间宽敞的起坐间，餐厅、书房，及客房，另有分开的仆人卧室。正像在中国许多同类型的房子，一堵高大的砖墙环绕着广阔的前院，以及后面的花园。这幢房子成了我们居住最久的地方，至今我返回台湾时，仍旧住在那里。我的姐姐静宜偕同她的丈夫，一位华盛顿首府的医生，也住在里面。
它距离位居台北市商业区的民航总公司有10分钟的汽车路程。包括装备好的航线的保养厂库，则设在台湾南部的外子虽希望有一个男孩子，他好像也对我们第二个小女儿很满意，并且戏称终必要和我父亲有一样多的女孩。可是事实上不致如此。怀雪狄雅·露青丝使我体力极度衰弱，而不能再有小孩，所以接连以后的两次妊娠都是流产的。
雪狄雅·露青丝几乎立刻成为家人及友辈的宠儿，在她诞生后不久，外子与我从九龙搬到台湾的台北，在此地，在武昌新村12号，我们定居下来，过着我曾希望的婚后愉快的家庭及社交生活。
外子在此地终于被捆缚位，所以他不再做通常需要的赴美旅行，或往太平洋及远东地区不同地点视察，我亦得以参与他的工作及闲趣，而他也得与家人共度时日。
台北有我们许多好友，还有我的姐姐静宜，她已嫁给李医师，及我的妹妹香莲，她与冯先生结婚。蒋夫人是我们两个孩子的教母。依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孩子们在本质上等于获得一种慈祥的爱护，她曾送她们生日礼物，对她们各方面的福祉予以仁慈的关注。中国教母很重视她的责任，遇到孩子的生母故世，常以干妈的身份，料理孩子们的抚养事宜与教育问题。
蒋介石对于我们的孩子也颇感兴趣。我们卜居台北后不久，他问到我孩子的中国名字。我承认她们还没有取时，他当即为她们取了两个名字，中国名字都深具意义，听来悦耳，并且含有赞颂的意思。蒋先生代克奈尔·安娜取名美华，他为雪狄雅·露青丝命名美丽。两个名字含义颇为接近，表示美丽与娴雅的意义。
虽然外子的工作繁忙，旅途劳顿，我们在台北消受的是风趣和快乐的社交生活。将军尤其喜爱与蒋夫人共玩桥牌，认为她是技艺卓越的牌手。
外子好玩桥牌并非全无意义，它进而引申至别种牌戏与运动，譬如软式棒球、网球，及羽毛球，都是他所擅长的。他游戏运动以获捷为目的，少说闲话多聚精会神，结果常是胜利在握。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是在上海发生的，就为了这种好胜的习惯，他放弃扑克牌戏，再不沾手。
是一个特殊的晚餐后，4位太太们玩起桥牌，而在坐的5位先生在外子的书房打扑克。那晚的聚会结束时，外子如往常一般赢得胜利。
“这场牌戏你玩得很痛快吧？”我问道。
他摇着头答道：“不。”
“你不高兴？为什么不？你一向高兴玩，并且你几乎总是赢的。”
“原因就在于此。我要停止不玩啦。我不要从朋友手至赢什么钱，同时我也不要跟我的敌人玩。”
他再也没有玩过扑克牌，可是逢到好手，他仍继续他的桥牌游戏。他是一名天生的竞争者，极为赏识真正的竞争，不论是牌戏、棒球，或打击敌人。
桥牌桌上，他经常采取守势，而很少作攻势。一如在真实的战场上，在补给与物资严重的缺乏下，与敌众我寡悬殊的局面里，他制造辉煌的成果。终其一生，他从未有充分的“资本”－－不论是飞机、战士、汽油、弹药或金钱。尽一己之所能，达成至上的收获，已经变做他的第二天性。
玩桥牌时，他细心地玩，善为利用他手中的牌。
“玩的时候不要放过你手里的牌，”他不止一遍地忠告我，“拿稳你自己，认识并重视你的敌手。假如你手中的牌不好，不宜叫牌，不要打算自己赢，得想法击败你的敌手。”
对于愚蠢的牌手，外子没有什么耐心，可总是尽量保持客气。然而，也不常是这样。一天晚上，一位有势力的太太，她是位地位非常高的将领太太，带有几分羞涩地坚持外子与她搭伴。我知道她的牌艺不高明，我感到意气沮丧。整晚坐在另一张桌上，知道外子与他的伙伴三局牌已经吃了两局败仗，我简直无法全神贯注于我自己的牌上，不断地揣摩，他能忍受多久，而不发作。
不知何故，他一言不发——反常的沉默——整晚如是。辞别时，这位太太说道：“将军我知道今天晚上我的牌打得不大好，可是下次我会打好些。”
“你有把握吗？”外子答复她。
除了台北的潮湿天气，对于外子缝绵不断的支气管炎，招致不良影响外，我发现我们的生活情调，非常吻合我的兴趣。
在这里，恰似沪上，我和他在民航公司共同密切合作。假使他在星期假日一定要去办公，我陪他同祝假使在晚上，他需要单独研讨解决一项问题，我就代替他款待来访的友好。他想外出打猎时，我清晨4时起床，料理早餐。假使他想谈谈，我在一旁静听，逢到他没有闲话的兴致，我们会相对而坐，静静地翻阅手中的书，或是默默地领略夜花园的清新与美丽。
60岁以上的人会记得台湾三四十年前的情况吧？
我印象最清楚的是早年台北的安静与简朴。那时台北人口少，治安很好，真是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而无忧，若在今日小偷不来给你搬个精光才怪。再说交通，那时台北仍是三轮车的全盛时代，也有黄包车，不过已在逐渐淘汰中，汽车很少，自行车也不太多，摩托车好像还是新鲜玩意儿，既无交通拥挤之苦，行人过马路时随时昂然大步过去可也，毫无马路如虎口的威胁。
外国人到台北来多装中国之友社”，那旅馆兼俱乐部就在新公园附近（那时还没有新公园），圆山饭店初成形时规模很小，也有一个圆山俱乐部和游泳池。金龙厅、麟麟厅都是后来才加添的，外子的女秘书还负责协助内外的陈设及美观等等。圆山一带真幽静，在圆山左右还有一条“情人路”，早晚上圆山都可以看见情侣双双，在幽静的圆山公园中散步谈心。
现在你若敢那样做，准会被计程车撞个死去活来，不该说死去活来，很简单，一定干脆会做车下鬼！
在外面请客，吃西餐就是“中国之友社”，还有“美而廉”，中餐大家上“状元楼”。“状元楼”的生意真好，常常客满。此外三条通、四条通及其他住宅区有私人住宅改做的餐室，但要早先预定，每日只做一桩生意，由名厨亲自下厨，这种口福当然要靠识途老马才可享受，外来人是无法问津的。当年《自由谈》的老板，也是《新生报》的社长赵君豪先生还健在，他组织了一个午饭团，我也是团员之一，其他有《新生报）采访主任张明，名记者徐钟佩，徐柏园先生和他的夫人陆寒波，陈长桐夫人费宝琪，名伶顾正秋，《新生报》的赵景，《大华晚报》耿修业，名作家陈纪滢、雷震，后来加入的还有孟瑶教授，剧人金素琴，以及报人曹圣芬、余梦燕、王民、律鸿起（已故）、潘焕昆，艺术先进、我们的老师黄君璧教授，魏景蒙、林海音、钟梅音，已故画家孙多慈，名作家姚朋也曾一度参加我们每周举行的午餐叙会。大家吃饭前后，很轻松地谈论世界大局，国事前途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及好书和好文章，既热闹又多风趣，真可以说是“淡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侗。
午饭团的全盛时代是由赵君豪先生主持，我门大家喊他豪老，其实他一点也不老，拉文章也有一套，可惜他壮年早逝，我们好不怀念这位风趣的报人。我们有几次还到效外玩耍儿，例如到阳明山（时称草们）去赏杜鹃，到北投观光一番等等。上阳明山就算是去郊外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可惜好景不常，也无不散的筵席。如今午饭团的团员，也难得一聚：有的老了，有的去了，有的出国了，有的是大忙人了，有的退隐了。正如王勃《滕王阁序》的末四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能不感慨系之？
我们初到台北时就住在林森北路附近，那时统一饭店还未兴建，原址只一庙宇而已。我们的邻居包括阎锡山、蒋纬国、徐柏园、沈恰等人。后来台北都市繁荣，那一带渐成闹区，大家也就迁地为良了。
陈诚先生推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运动”使耕者有其田，这是台湾经济稳定的先声。
在经济方面，人才济济，尹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