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施蔽亚接着对我表示，她正在组织少数民族团体，为尼克松助选，请我参加这个团体，我欣然答应下来。回顾1954年到1955，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赴台访问时，我曾和他有数面之缘，外子和我在台湾还参加过欢迎他的宴会。
这以后，我和他即无进一步往来，但外子去世时，尼克松寄给我一封辞意恳挚的唁信。从那时起，他不时与我联系，而且似乎比其他候选人，更关心亚洲事务。为了这个缘故，当赫曼太太问我是否愿意入党时，我当即同意了，记得她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
我初见尼克松是50年代初期。他奉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命访台时，那是与艾尼初次搭档。尼克松偕夫人碧特抵台进谒蒋介石及夫人，外子与我应邀出席蒋为他们所设的宴会。前面说过，外子是生长在南方的民主党员，眼见尼克松在政坛上一步步起来，他对此人并不很欣赏。记得欢迎会结束，返家途中，他对我说：“这人有点不对劲，但是哪里不对劲，我又说不上来，我对他不十分信任就是了——事实上，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挺不自在。”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也无以自解。”
在党里，起初我也只是做些竞选时的简单工作——打电话，请人们去登记、投票，对少数民族团体发表演说。我开始了解初选的重要性，如果选区内某人年纪太大，没法出来投票，你就自告奋勇去接他，诸如此类的事，使我在那二年里，知道一般人民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实在是很好的教育。同时，也使我在侯选人之外，认识了许多美国人。当时，支持尼克松的人不少，他以些微之差，败给肯尼迪，大家不免都感觉失望，我自然也不例外。有关伊利诺州库克郡偷票的传说，传遍了全美国，尼克松拒绝追究此事，这是为顾全大局，否则闹起来，只有对国家不利，我认为尼克松此举，令人钦佩。
电视权威大卫·佛斯特1977年采访尼克松之前，曾数度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有回他，因为尼克松辞职后，我即未与他联络。
人们经常问我：“尼克松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回答是：“我真的不清楚。”1968年，尼克松再度出马时，许多和他共事的人对他的交情，远比我深，但出人意料之外，其时我入党历史只八九年，即被他选为全国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的会员包括所有共和党籍参议员的妻子，以及妇女领袖，鲁斯夫人亦在其中，秀兰邓波儿也是由我推荐入会的。当时我还很天真地向竞选干事建议：“尼克松在公众场合为什么不和夫人亲密一点，适当时，也可吻她一下呢？”他们对我说：“你别跟他提这事，他不愿在公共场合做这些事，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尼克松夫妻俩都是在交际场上较保守的，使人有点陌生之感，因为他们总是过于一本正经。
尼克松那些来自加州的友人中，有一对傅勒夫妇，也觉察到了这点，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傅勒先生乔治和尼克松是多年知交，1962年，尼克松有意竞选加州州长，遭到几位好友坚决反对，傅勒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劝尼克松：“等1964年卷土重来，不要这样早就竞选州长，你也许应该从现在起就打下一点经济基础－－找些人来，为下一次的总统大选进行准备。”但尼克松不顾朋友力阻，终致竞选加州州长失败。
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尼克松已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不过他们错了。
对于尼克松出任总统的功臣，首推他的竞选委员会主席约翰·米契尔。尼克松从加州迁移到纽约做律师就是和米契尔共事，他策动东山再起也非一朝一夕之事，那是经过许多长远的计划，他可以说是深谋远虑，无日不以此为目的。尼克松夫人当初是苦劝夫婿退出政坛的，但尼克松对于政治一向热中，急流勇退实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支持人也认为他大有可为，连我在内，于是1966年至1967年我们就开始为共和党铺路，替尼克松做开路先锋。
1965年，我因业务到台北时，再度与尼克松相遇，当时他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世界各地，推销百事可乐，且已完全不涉足政治。亚洲人们都还记得他在加州竞选失败后，那场著名的记者会，会中他向记者们宣布，从今以后，他们再也不能把尼克松踢来踢去。很不幸，这句话不但成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新闻，日后且变成他政治生命中一个无法摆脱的污点。
尼克松私人访问台北时没有被邀请到美国大使寓所居留，而是下榻俯瞰淡水河的圆山饭店。
我得知尼克松来访的消息后，就在他离开台北的当天早晨，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要到饭店接他赴机场，他答应了。
我记得当时和他一道的还有二三位百事可乐的高级职员，名字我已记不得了。不知为什么，尼克松那天早上很紧张，我到达圆山饭店，注意到并无重要官员在场给他送行。当他俯身进我汽车时，一个不小心，头撞到车顶，他大概很容易流血，因为突然之间，我发现血点从他的额前滴下来，我以最快的速度从皮包中掏出一块手绢儿，压在他的额头，把血止祝他露出尴尬的表情，口中一个劲儿地说：“不要紧，不要紧。”事情发生得太快，大概没有人注意到这小小的意外。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我穿了一袭白色衣裳，他的血滴在上面，分外刺眼，我担心待会儿下汽车时，如何使别人不致注意到我身上的血迹。尼克松拿着我的手绢儿，压在额头上，过了几分钟，血总算止住了，车子也到了机场，他似乎很感激我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他送行。
我们一直到1966年底才取得联络，尼克松本人自纽约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讨论他下一次竞选总统事宜。
1967年初当共和党的圈内人正议论纷坛地筹划该让谁出来做1968年的总统候选人时，支持洛克菲勒（当时为纽约州长）的和支持尼克松（当时在纽约当律师）的两派声势最浩大。洛克菲勒代表自由派，有钱也有势，但有些共和党人认为他走的是比较靠左的中间路线，不可能得到南部与西北部较为保守的选民的支持。尼克松论钱论势都不能与洛克菲勒分庭抗礼。但自从他自加州迁居到纽约之后，他也结识了不少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认为他大有可为，愿意做他的后台，帮忙他招兵买马。另外还有一人来头也不小，他就是当年的密西根州州长乔治·蓝尼。蓝尼于1959年被选为密州州长。在此之前他是美国汽车公司的老板。他们夫妇两人都是非常真诚的摩门教会（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1nts）教徒，不喝酒，不吸烟，严守星期日为安息日。他的夫人萝莲与我交情颇深，他们俩夫妇都曾多次到我家来。我很喜欢萝莲蓝尼，她是一位有智慧、有人格的杰出女性。她也曾竞选过参议员，1966－1968年间，她全心全力支持蓝尼竞选总统。
在民主党方面，一般推测都认为约翰逊会再竞选连任，所以在1968年初，民主党人大都支持约翰逊，但有两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出来与约翰逊挑战，一个是明尼苏达州的麦卡锡（Eugene Mccarthy），一个是罗伯特·肯尼迪（RobertKennedy）。麦卡锡是反战最力的，他自名为和平使者；罗伯特·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人间的磨擦。是美国报界经常讨论的新闻，所以罗伯特·肯尼迪宣布他也要问鼎总统宝座时，大家并不惊奇。
但这场政治战的前前后后都与越战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是美国人甚至越南人始料不及的。
约翰逊在1968年3月底那戏剧性的宣言中，宣布退出竞选连任，并在党人大致同意之下，把棒子交给了副总统韩福瑞，这就是因为受了越战的影响，这份压力实在太大，左派分子所造成的反战怒潮已有星火燎原之势，约翰逊是个聪明人，与其竞选失败，倒不如急流勇退。后来许多他的亲信又说他的引退是因为健康关系，这只是面子问题而已。不过约翰逊对美国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政治的斗争继续进行，蓝尼州长自越南方问归来后不久，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洛克菲勒在千呼万唤始出来后，不久又在当年早秋宣布无意问鼎。罗伯特·肯尼迪是在为翰逊未宣布弃权时就宣布竞选的，这对约翰逊固然是挑战，即在党内而言也有点越俎，很不幸罗伯特·肯尼迪的政治生涯比他哥哥的更短，真是昙花一现。他3月出山，声华四射，但同年6月1日，他在加州洛杉矶大使酒店演讲完毕，和他的侍从绕道从酒店的后门（厨房的过道）准备离去，就在那一刹那间，一个名叫沙哈的青年举枪袭击了他。那时群众还未散去，在一场混乱中救护车把伤者抬出去，但已太迟了，又一个肯尼迪死于枪弹。死时还未到50岁，遗有一奏和9个子女。
现在再看1968年的后半期。
在这后半期美国总统竞选已到了白热化。
8月民主党在芝加哥开大会，推出韩福瑞为总统竞选人。
7月共和党在迈阿密开大会，选出了正副总统竞选人，他们是尼克松和安格纽。
要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该看看那些台上的主角。
尼克松做了美国总统，许多人对他成功的议论各有千秋。
但有两个重要关键，可以说直接或间接成全了他做白宫主人的愿望。一个是越战的打打谈谈；一个是越南领袖阮文绍和阮高祺和我的私人交情。
说来话长，现在只好先从尼克松说起。
1967年12月7日，星期四，我在日记上记着以下数点：
（一）尼克松约我去纽约会谈。在办公室内只我和他两人私谈。
（二）办公室会晤一小时余，讨论下列事项：
①他告知我他已决定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
②请我在其竞选活动中帮忙，并负担一项任务。
③要求我以演说家及亚洲报纸的专栏作家身份，提供他有关越战的一切消息。
④请我代表他与亚洲各国领袖联络，尤其是韩国总统朴正熙及越南总统阮文绍。
（三）当天下午自纽约返回华盛顿，参加约翰逊总统夫妇为韩国总统朴正熙夫妇所设的晚宴。从白宫回到家之后，又接到朴正熙总统自其下榻的布莱尔宾馆打来的电话，他要我赴他处一晤，我请好友汤姆士·葛柯伦伴我一道前往。我们谈得很愉快，直到凌晨1时30分才告辞出来。
现在，再回到我与尼克松的会晤，在他办公室，我提出几个问题和他讨论。他认为越南问题将是两党候选人辩论的主题之一，因此急于要听取我对越南的意见。
我记得当时问他：“尼克松先生，你若当选，对结束越战有何计划？”
他说：“如果我如愿以偿获得提名，我希望以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
我接着问：“你觉得如何才能达到此一目标？”
他回答：“我需要对越南的实际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你也知道，我不能从约翰逊政府或国务院处获得完整的情报。
至于你，经常演讲亚洲事务问题，又得亚洲首领的信任，在这方面，一定能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希望有更多正确情报，以便研判目前的情势，然后才可以讨论怎样对付越局。”
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到越南去会晤阮文绍？”
他答道：“愿意，我实在需要和他面对面地谈一谈，我从未见过他。”
我对他说：“也许你应该先派一组精选的国会领袖到越南去，然后再计划与阮文绍会晤，这样你可以有时间研究全盘局势，越南战事实在比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听到的，要复杂多了。”他觉得这个意见很好，问我：“你认为这个代表团该由谁来率领？”
我推荐德克萨斯州参议员陶尔（Tower）及前任大使希尔（Hill），两位都是共和党资深党员。尼克松认为这两个人选都甚恰当，并嘱我继续进行此事。
我接着告诉他，我将有一趟亚洲之行，他建议我回来之后，我们再谈。分手时，他说：“我很高兴你答应帮我忙。”在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帮他这个忙把我害得好惨，而且惹来不少是非。
翌年初，尼克松打电话给我，与我谈他的竞选活动。电话是他亲自打到我家里来的，后来我在亚洲时，他要我尽速把事情处理完毕，返回美国，因他要再见我，商量要事。我知道他是真的想请我帮忙，我呢，则以很严肃的心情研究尼克松这个人。
为了多了解尼克松这个人，我到路易斯安那州梦洛拜访我的好友州长詹姆斯·诺尔（James A Noe1）。我有许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