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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是香港人、台湾人最流行的话题，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谈论。多次在香港友人的晚宴上，大家高谈阔论的无非是，谁已拿到美国绿卡、哪家人已在加拿大买了房子、某某人是空中飞人……有些人还自豪地说在哪儿已存了多少美钞、在哪个城市也投资做生意……以证明自己如何有办法，但他们可曾想到，一旁服务的侍应生他们的心中有何感受？他们到哪儿去？
中国人务读、多说、多写的时候
国共分家之后，40年来两岸都出了不少有名英雄，也有更多无名英雄。这些人都为一个目标而奉献、而牺牲小我，可惜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习惯，而且也不鼓励当事人去写传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缺憾，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说是一大损失。
他们心目中的依归除了急功近利之外，还有什么灵感？我们没有把前人的功过、奉献以及是是非非坦白地告诉他们，再过些年月，中国近代的史记可能会失传，或是让外国人去写？更可惜的是，近50年来，许多仁人志士确实有可圈可点的伟绩值得作为中国青年的模范。最近我常见年轻人手握一卷孙运智先生的自传，孙先生本来很谦虚，不肯写自己奋斗的70年，但我们说服了他。
1989年4月7日我结束了在台北一周的访问，公事办完后，准备搭乘当日下午华航班机回美国。但在离台北前我还得去看望一位多年老友，那就是孙运智先生。
1985年冬天，当孙先生从荣总医院病房搬到外面去继续接受护理时我去看他，当然那时友好只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其他事都不多计较。不久他情况好转，但心情很脆弱，也易激动。我建议他利用时间写自传或回忆录。并告诉他随时用录音机录音，想到什么就把所思所忆记录下来，以后可以整理。
我还对他说每人的心路历程时过境迁很容易遗忘，但慢慢回忆时，许多住事就会不绝如缕地仿如昨民，因此写回忆录并不难，而且他有这么多的亲身经历可以与年轻人分享。
当时孙夫人俞蕙萱在旁说：“香梅的建议很好，你该做嘛。”
我又说西方人最爱写回忆录和自传，中国人在这方面很保守，不愿自我宣扬，但我觉得他对中国历史也该负责，不然将来学者研究中国现代史该向哪儿找资料？为此孙先生出书可说是一壮拳，而我能在他病中首先向他提出这项要求也引以为荣。近年来凡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册，多半是“外国专家”的手笔，读来有如隔靴搔痒，是是非非总难免有点不平之鸣——为什么中国人不支持中国历史学者来写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中国政要在退位后仍然守口如瓶？
近一世纪来中国人经历了不知多少次大动荡、大浩劫，孙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诚如殷允巩在他的传记序中所说：“八年抗战的艰辛团结和建设台湾的克难打拼，对年轻人而言，似乎是一片空白。如果能透过对孙运智先生经历的忠实记录，是否会帮助年轻人增加些对大时代的认识了解？
帮助读者增加些对社会的共识和国家观念？”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同的。
《天下杂志》驻美特派员扬艾俐女士是本书的作者，她曾亲自来看我，并把孙先生签了名的书送给我，她说这书出版后，大家都一读为快，真有洛阳纸贵的盛况，这真是喜事。
这本书实在值得一读。我们作为孙先生的朋友，读来更觉亲切，而且有许多大小事情虽然相交多年，若不是读了这本书实无法了解孙先生“数十年来家国”的苦心。
我相信身为孙家子女也未了然于胸，只有蕙萱夫人心中有数，但她是我所识的贵夫人中最谦和的一位，《孙运智传》问世大家该谢蕙萱夫人，此外就是孙先生的助理严孝京女士。孙先生有如此贤慧的内助，又有如此能干的助理，可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我们罢卷之余当不要忘记这两位功臣才对。
中国人！是我们多读、多说、多写的时候了，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
103岁的张岳公尝遍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沧桑，肚子里藏着许多故事，真希望台湾方面替他整理文稿的人早日出版他的手记；又新闻界前辈如马树礼、马星野、魏景蒙诸公更有不少珍贵的典故、嬉笑怒骂的趣事，可惜都没有记下来。最近读报，说马树礼先生在专心写回忆录，可喜可贺。近年来，海峡两岸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不是总统，也不是元帅，只是公仆，虽然现在多已作古，但他们一生都为他们的信仰，为他们的国家奉献，值得尊敬。
每一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他的偶像，当然历史中的伟人不少，但都不够亲切，我对叶公超与廖承志这两位先生的认识较深，而且在他们无奈的晚年和他们常有深谈，亦师亦友。相信百年后历史会对这两位有血有肉的长者有公正而崇高的评价。
张群先生，大家称他“岳公”，我和他相识近40年，可说是忘年之交。
1990年11月中旬还到台北他的住宅，特别去看望他，当时他精神还不错，他对我说：“我近来身体特别虚弱，这次恐怕要对你说再见，而且，恐怕你再来时，我不一定能再见到你！”
我怕他疲倦，因大家已交谈了一个小时。但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心中也非常难过，所以又再停留了一小时，从上午10时至近中午才离开。
我自50年代和他相识后，与他交情特别深切，岳公先生为人风趣，平易近人，七八十岁时还常和他人谈诗词书画及人生哲学。我常劝他写自传，把中国近代史做一个总交代，尤其是他对中日关系的一段历史更值得大家参考。后来在1975年，他的《我和日本六十年》一书出版了，他在书后特别感谢我，我写了《与张岳军先生谈话》一书，也在台北出版了。
春秋岁月义务奉献
义务奉献
我1949年离开大陆，到1980年再旧地重游，回到我的出生地北京市。30年代，我们生活在北京，对北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小的时候，夏天经常到青岛去避暑，这些几时的回忆，至今仍让我心潮激荡。
自从1980年回到祖国来以后，我每一年都回来很多次，各方面邀请的也很多。比如说海南岛，我们建议中国政府把海南开发起来，因为我觉得台湾是第一宝岛，海南是第二宝岛。所以我们免费设计了海南岛凤凰机场搞机场不但不会赚钱，还要花很多心力，并且要有专业，我们就找专家进行设计。国家对我们很重视，我们不是来中国赚钱，我们是为祖国做事情的。其他人来做进出口贸易什么的，我们一样也没有做，我们都是义务奉献。
李鹏先生1984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就三峡工程问题和美国的有关方面签订技术协定，准备中美合作事宜。我们请匡本先生去三峡考察。他写了很长的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在当时的情况下还不能上马，又是移动人口又是经费什么的，问题大多，应该缓一下。中国政府接受了我们的意见，还是缓了一下。后来因为水灾的问题，三峡工程就被提上来了。上海开发、特区建设，以及民航局建设，我们都有很多建议。我们说交通搞不好，四个现代化怎么实现？所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搞好交通运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
我在美国30多年了，各方面的人都很熟。我现在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是能为我的祖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心甘情愿。尤其是里根时代，凡是中国的事情，他们多半都去问我。我觉得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搞得好，对亚洲、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尽力促进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当时，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等领导人访问美国，我都参与的。
“北京风波”以后，我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带台湾、香港的两个代表团到大陆来进行投资访问，当时台湾方面就有好多人骂我，可是我不反应。好多人就说你为什么不反应啊？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切由时间来验证好了，因为当时尽管有好多人反对我，但也有不少人赞成我，李登辉先生就赞成我，但是他不讲。现在大家都感激我了，可是在当时，有两个人跟我们回去以后就被台湾当局扣留了，台湾当局警告他们一年内不许离开台湾。北京方面对我们的大陆投资访问团很重视，安排我们住钓鱼台18号总统楼。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我开这个路大家不敢走。所以有时候做事要有点勇气，有了勇气以后呢，还要眼光看得远一点，并且没有私心，正所谓“无欲刚刚”。
当时的投资访问团副团长朱伯舜先生，后来写了一本书——《与陈香梅两访中国大陆》也成名了。他是上海人，生意做得很好。我这个人比较超然，甘心做一名学者，我如果做生意不晓得能赚多少钱！可在生意场上，我只是给他们介绍一下，让他们去做，穿针引线而已。
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今年7月份访美，是我安排的，这是“北京风波”事件以后第一个部长级官员到美国去访问，所以现在很多事情我是在暗中帮忙。总之，一个人想要做点好事，老天都会照顾他的。
12年来，我到大陆来了多少次，已记不清楚了，反正不下几十次了吧，因为我每年都来好几次。就说今年吧，到6月份为止，我已经来了4次，我在大陆交了许多朋友，许多省市请我做他们的顾问，可是，我时间不够用，多半是从北京到上海，办完事就走。我自己觉得，晚年能够回到大陆来，能为祖国做点事情，是我的本份。就中国领导人方面来说，有时候听我讲一讲，我做他们的眼睛，做他们的耳朵，大家关起门来聊一聊，也不无好处。
春秋岁月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有两句话，我经常跟中国人讲，那就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两包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头一句，一个人心里能够容得人，人家来讲是非，你听了能不生气，听了以后还不去计较，这是很困难的。虽然心里讲不要计较不要计较，你还是有点不痛快的。不管做什么事，你真能做到自己没有私心，你就站得稳。
我在华府30年，风风雨雨经过了许多，虽然，这两句话没有完全做到，可是我觉得最低限度做到了一半，这样才能比较风平浪静，不然的话，一个亚裔女人在美国这么多年，怎么过？美国现在还是有种族歧视，什么对黑人呀，反亚裔啊，搞来搞去。当然这也很难怪人家。比方讲，自种人到我们中国来，我们对他们可能也会有点歧视。
进入主流以后，我一直都是我做得对的就不怕，就站出来讲，所以大家对我还是比较看得重的。就是说，有理我就气壮！当然，没有理你不能去胡闹。1980年，里根总统派我做代表到北京来，许多人都很妒忌，连基辛格都很妒忌，因为他心里老是想着我像他一样，想名又想利，其实我心里根本没有这些。
尼克松曾跟基辛格讲：“亚洲的事情你一定会问陈香梅。”因为当时越南的事他都是委托我办的。基辛格认识尼克松的时间没我这么久，他是1968年由副总统安格纽介绍进去的，当时他没有钱也没有名。尼克松给他讲，你要去问这个女人，他心里边讲：“唉，问她？”他当然不高兴，心里一直很低估我。我心里却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后来，基辛格几次到水门去看我，因为尼克松叫他去，他不敢不去，但他心里还是有点渣滓。
基辛格是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大。他们很团结，控制着报纸、广播、金融、银行等行业，所以我心里想我怎么可以斗得过他呢？那个时候，尼克松让我入阁我都不要，因为我到国务院去一定在他手下干，受不了啊！后来里根上来了，他竞选的时候，我是他竞选核心小组的核心人物。他们里面只有七八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况且只我一个女的，所以里根对我也很重视。他跟我做朋友差不多20几年了，他还没有出山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洛杉矶碰面。后来里根总统请我出来做事，我就接受了，出来做出口委员会的副主席。布什做总统的时候，就请我做白宫学者委员会主席。这些都是有职无薪的工作，我自己还得另外做事情，目的就是不需要被人家管。
这几十年来，可以说在亚裔里面，有的人做大实业很成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