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板，野老婆造反。”意思是说，别看某些人平常不苟言笑、道貌岸然，其实外面的情人多得都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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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的幽默
文/王佩
山东人出了名地憨厚老实，但老实人也有幽默的时候。老实人的幽默，不是逗闷子，不是耍贫嘴，而是一语中的，道破天机。
山东有一出传统戏《墙头记》，剧中大儿媳妇一出场，就这样自报家门：“俺，张门李氏。过得门来，还算幸运。头一年死了小姑，第二年死了婆婆。”寥寥数语，骂尽天下不孝儿媳。山东人的幽默就是稳、准、狠，一句话能把人噎死，决不说两句。
有一次，一位干部视察水利工程。他看到一个刚刚卸完一车土的农民，就走上前去，面带微笑打招呼：“小伙子，这活累不累呀？”农民看都没看他，瓮声瓮气地回答：“累，累死他爹！”干部气得直翻白眼，只好没趣地坐车走了。
有一个村子特别穷，县里组织干部扶贫。号召每人捐献一只小羊羔，给当地的农户。有一位副局长，人很吝啬，他在市场上挑来选去，最后买了一只最瘦最小当然也是最便宜的羊羔，捐给一个老汉。老汉把羊抱回村，大家都笑话他。老汉也不生气，慢悠悠地说：“别笑，俺这羊还管你们哩，再瘦，它也是副局级的羊！”
刻意的诙谐不是幽默，幽默往往出于无心。农村妇女到济南买织布用的面线，看见处处都是高楼大厦，就叹了口气，对同伴说：“原来咱种的棉花都运到这儿来了！”
可能因为自古以来。生活太艰辛，山东人才学会了笑对人生。一个山东人做生意，赔得一塌糊涂，他会说：“本钱都搭进去了，我都笑了。”这里的笑，其实是哭的意思。但山东人从来不怨天尤人，轻易不会掉泪，他们相信，笑才是对付人间苦难最好的法宝。
山东人的幽默不仅体现在言谈中，更体现在标语上。有一句流传很广的标语“光缆无铜，盗之无用，破坏判刑”就是山东人的原创。这标语写得好，言简意赅，陈明利害。孔子早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义”，劝戒那些小偷小摸的人，讲大道理是没用的。这句写的多好啊，摆事实，讲道理，堪称当代语文的典范。
在一处农户家的墙上，赫然粉刷着这样几个大字：“院内有种猪。”看到这句话的人，都都笑话这户人家傻，这不是骂自己家的男人是种猪吗？其实，这家人一点都不傻，他们写这个标语，目的就是吸引人们的注意。果然，很多养猪户看了这句广告，都牵着母猪到他家配种。你瞧，这么NB的文案， 4A广告公司也未必能想得出来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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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A暴力语言学
文/王佩
“杀无赦，斩立决”、“无情打击”、“彻底粉碎”、“锄奸”、“洗脑”、“下放”、“揪内鬼”……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语汇，千万不要以为时光倒转，回到了文革时期。其实，你只不过是翻开了报纸的体育版而已。以上这些词语，均出自足协领导和俱乐部官员之口。
中国足坛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时隔多年，足球界的头头脑脑们又拾起这套暴力语言体系？这种暴力语境背后隐藏着什么？下面，我来试着分析一下。
众所周知，末代甲A由于足协管理不当，把关不严，升级规则出现了重大纰漏，甲A赛场上出现了少有的混乱局面。俱乐部之间裙带暗结，关系微妙，将帅不合，离心离德，黑哨未绝迹，假球又横行。联赛最后一轮，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千古奇观：重庆力帆只有输球，才有希望进军中超。当然，人算不如天算，俱乐部会算不如足协会算，一出更热闹的闹剧，让重庆打错了如意算盘。
足协显然缺乏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更不用说控制混乱局面了。恶疾须猛治，乱世用重典，这口号喊喊容易，做起来难。虎狼药不敢下，葫芦案不好断，怎么办？怎么办？最后官员们不得不乞灵于那一套暴力语言，试图用后后现代的“符号学”来对付前前传统的“厚黑学”。但是这套暴力符号，吓唬小学生可以，想唬住足坛这帮“滚刀肉”却很难。事实证明，打击“厚黑学”，“符号学”根本没用，要想大获全胜，最终还得靠“以厚黑制厚黑”。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级。各俱乐部深刻领会足协精神，把语言暴力符号发扬光大，在内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整风洗脑运动”。他们声称，整风不是整人，而是整纪律；洗脑不是洗屁股，而是洗脸面。大脑洗完了，但仍不是一张白纸；“内鬼”揪住了，但并没有彻底“铲除”。投鼠忌器也好，顾全大局也好，总之，惩罚并没有宣称的那么严厉。最坏的结果就是“下放”到预备队，但“下放”并非绝路一条，只要表现好，依然能够“上调”回来。
总之，暴力语言符号在甲A彻底失效。这说明，在潜规则盛行的地方，暴力语言的作用其实很有限。任你狠话说绝，毒誓发遍，别人早已把你的底线看穿，不吃你那一套。这正应了西方那句谚语，〃咬人的狗不叫〃。不知足协是否明白这一点，明年的中超会不会换一套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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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谐音的烦恼
文/王佩
关于姓名带来的烦恼，人们讨论的已经很多了。像重名问题、生僻字问题，都挺让人头疼。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姓名的谐音。
名字是人第一次与文字发生的碰撞，绝非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中国人取名不但注意名字的意义，更讲究名字的发音。家乡有一位语文老师，村里的乡亲们经常找他给孩子取名字。一次，他帮人取了一个名字，那人的父亲有些不满意，小心翼翼地跟他商量：“老师，俺觉得这个名字叫起来不响？”这位老师一听急了：“不响？不响叫大炮！”
过去父母给孩子取名字，千方百计避免名字有不好的谐音。比方“李汉坚”，“王卖国”一定没有叫。但谐音是防不胜防的，因为一个人在特定历史时期了解的词语有限，说不定只有等到孩子长大的那一天，问题才暴露出来。
我有位朋友名叫杨伟，最近正在为改名奔波。这名字取在20年前，肯定没什么问题，因为 “阳痿”在那时是一个极少数人才知道的医学术语。谁成想，20年后，性学普及，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烦恼。幸亏他是个男人，心理承受力相对强一些，要是女孩，麻烦就大了。我以前认识一个女孩，姓尹，名静，上了中学，家里人觉得实在叫不下去了，就托人给她改成了尹小静。
为避免谐音的烦恼，一些家长给孩子取名时，翻破了好几本医书，但这也没用，因为医学每天都在发展，新的医学名词层出不穷。你说“刘爱姿”、“朱飞典”当初招谁惹谁了？现在还不是一样叫不出口。
姓名谐音的烦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的变迁。如今不仅大量医学、性学术语成为公共话语之外，一些方言也登上了汉语的大雅之堂。这就更增加了取名字的难度。
报载，湖北经济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因为名叫“老二”，屡屡为同学耻笑。“老二”这个词在湖北话里土是土点，但没有别的意思，况且孔圣人还用过呢。但是在北方方言里，却是男人命根的代称。现在这个词流行起来了，老二同学的烦恼也就来了。还有一位女士，名叫“张波妹”，每当人们接过她递来的名片，都不禁下意识地看一眼她的胸部。张波妹更是冤枉，当初爹妈给起名字的时候，谁会知道，“波”在广东话里指“胸部”的意思？谁又能想到，这个“波”今天会偷偷摸摸溜进现代汉语的殿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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窈窕淑女与中华佳丽
文/王佩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提起这句诗，谁都知道这是《诗经》开篇第一句。有不少人把“窈窕”理解成“苗条”，其实是错误的。古人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原来，“窈窕”指的是心美和貌美的合一。这个“心”当然包含心灵和心智，哪方面有缺陷，都不能算做“美”吧。若按这种解释，现在能称得上“窈窕淑女”的，实在太少了。
我所居住的杭州号称“美女之都”，这话还真不是吹牛。杭州女子，身材都很匀称，生就一副瓜子脸，有这样的遗传基因，造物主造起来也省心，只要不把五官乱摆，一堆美女就诞生了。刚来杭州的时候，住在报社的办公室，半夜在走廊上随便一走，就能遇到不少上夜班的美女。回去躺在沙发上，我辗转反侧，大声疾呼：“天哪，为什么到处都是美女？”
既然美女本身就是文化，美女似乎不需要有文化。这还是半个月前的事，有位漂亮美眉报名参加我们搞的一项活动，我同事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张ying，萤火虫的萤。〃我在一旁说：〃不对吧？很少有人用这个萤做名字。〃我同事也纳闷，就在纸上写了一遍。美女一看，掩口而笑，说：〃你写错了，下边不是虫，是个玉。〃一办公室的人都凝固了。
不识字不是什么大不了问题，不懂常识可就不应该了。凤凰卫视搞过一个中华小姐大赛，窦文涛问一位佳丽：“听说你去农村，问过小孩一个问题。”小姐点点头。这时大屏幕放起了佳丽在农村的录像。她问一个小孩手里牵的是公牛还是母牛，小孩说是母牛。佳丽问：“那你经常喝牛奶吗？”小孩摇摇头。佳丽很困惑：“家里有母牛，为什么喝不着牛奶？”录像放完，老窦问佳丽：“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佳丽不好意思起来：“是的，我知道了母牛和奶牛的区别。”老窦又问：“你说奶牛是公的还是母的？”佳丽思忖了半天，说：“我想……应该是有公有母吧！”
如今人们生活好了，牛奶多了，蛋白质多了，美女也就多起来。美女变成一种资源，进而发展成一种经济。但美女们也应该明白，仅有漂亮的外表是不够的，古人说，充其内而显于外，一个人的心灵和心智，必然通过其言谈举止显现出来。除了培养经济头脑，美女们也应该学点文化了，否则，成不了窈窕淑女没关系，当不上“中华佳丽”，从经济上讲，可就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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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大变”
文/王佩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变”这个词开始流行起来。早晨打开电视，听到主持人说“房地产业政策大变”、“某某影星脸色大变”，我就忍不住把咬了一口的油条吐出来。大家都在吃早点呢，你就不能换个说法？
按照汉语的习惯，“大变”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巨大的变化”那叫“巨变”，不叫“大变”。要不，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怎么叫《山乡巨变》而不叫《山乡大变》呢？“突然的变化”叫“剧变”（或“突变”、“骤变”），也不能叫“大变”，我们常说“东欧发生剧变”，没有人说“东欧发生大变”，哪怕剧变的结果确实很“dabian〃。
有这样一个笑话，某地开发区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路过此处的人都替当地人担心：“这么一来，还不憋死？”上网一查，我发现这个段子还真不是杜撰出来的。在南方某省的官方网站上，就有这样几个栏目：“三年一大变”、“五年一中变”、“十年一大变”。你瞧，“中变”都出来了！在上海黄浦区的官方网页上，还发现一个“大变专题”！看来，“大变”不但盛行，还有迈向专业化的趋势。
很多人觉得“大变”的用法没错，可能是小时候看过“大变活人”的缘故。既然他可以大变活人，我直接大变不行吗？很抱歉，不行。分析一下“大变活人”这个词，你会发现，它的主干是“变活人”。前面加一“大”字，是为了修饰“变活人”这个主干。同理，我们可以说“大变革”、 “大变阵”，“大”的作用也是用来修饰“变革”、“变阵”的。汉语的习惯是， “变什么”先说清楚，然后才可以说“大变什么”，“大”和“变”不能单独在一起用，否则，就成“大变干燥”了。
扯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是汉语词语的简化问题。汉语不是不能简化，但不应随意简化，简化是一种有条件的约定。简化必须符合汉语规律，意义和读音都照顾到，才能为公众所认可，才不会闹出“大变”一样的笑话。有一所大学，把“社会经济学”简称“社经”，把“计算机学院”简称“计院”，一天，召开师生大会，领导在台上讲：“怎么搞的？‘计院’这么多同学‘社经’不及格！还笑？说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