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村支书之间：
……刘支书一开口，就冲着国二辉发火。
国二辉吓得连忙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解放爷，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以后别叫我爷，昨夜里我都说你了，当村长，得有个村长的样子……”
另外一次，则是发生于其与村会计白双勇之间。那是国二辉当选村长后的翌日清晨：
刚出门，街东大远里便有人喊“村长村长”。国二辉四处望望，见除了村会计白双勇朝这边走外，并没有其他人，就拐个弯儿大步向西走。
“村长！村长！”白双勇从后边追了过来。
国二辉收住脚步，左顾右盼道：“双勇叔，村长没在这儿，你咋一直喊！”
白双勇笑着走过来说：“村长，你是成心跟我开玩笑，还是昨晚的酒没醒啊？”
“噢！”国二辉恍然大悟。这才忽然记起自己昨天被选上了村长，便连忙说：“双勇叔，找我有事？”
白双勇不好意思道：“村长，以后可不能再叫我叔了，喊老白就行。”
国二辉腼腆地说：“那不乱了辈儿。”
“咦，你姓国，我姓白，啥辈儿不辈儿？”白双勇嘘着嘴说，“从前，你啥都不是，这样叫着没啥，现在你是村长，再在人前这么喊我，既对你工作不利，也要折我的阳寿哩！”
“那呢也别叫我村长，我听着扎耳，浑身不舒服。刚才，你一直喊，我还真以为不是叫我咧。”
…………
国二辉笑笑说：“双勇叔，要是没别的事，我就走了，我哥还等着我浇地咧。”
“你先给我改口！”白双勇突然急了，正色道：“叫我老白！要不，以后我就不跟你说话了，也不给你这村长当会计了。”
国二辉吓了一跳连忙说：“好，好，你可别生气，也别为这点事撂挑子，我以后叫你老白，叫你老白”。
白双勇眉开眼笑，递过一支烟说：“村长，支书让你去开会。”
这样一个相当日常的乡村生活场景，其所隐藏的，却是“民间伦理”和“官场伦理”之间惊心动魄的交战。甫入官场的国二辉极力奉持“民间伦理”而将其与白双勇确定为“二辉”与“双勇叔”这样的长幼关系，而谙熟“官场伦理”的白双勇却极力将这种关系扭转为“村长”和“会计”间的官阶关系。很显然，后者的胜利使得他们间的等级关系也发生了彻底的扭转，在此，也可见出白双勇的良苦用心。
权力建构的正当性检思
干部升迁是科层制政治领域中的正常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或组织路线一贯以“人民伦理”作为其基本的考核标准，或者说，只有依据“人民伦理”的干部升迁，才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大量的“反腐败”及“官场小说”，都曾书写了干部官职的升迁，但我们发现，反映其中的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治领域中的干部升迁，却有着严重的正当性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权力建构中贿赂的盛行、资本力量的极力介入以及道德的沦丧，“反腐败”及“官场小说”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集中书写，充分表现了严正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权力建构之正当性的深切忧虑。
在“反腐败”及“官场小说”中，“贿赂”是权力建构中经常出现的行为。《国画》中朱怀镜的升迁，除了其对官场之道的娴熟把握和对官场心理的谙熟之外，其对皮市长及柳秘书长的贿赂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而《抉择》中“反腐败”战士李高成的市长职务，竟也吊诡地得之于郭中姚等人向省委副书记严阵的贿赂。史生荣的《空缺》、田东照的官场系列小说《跑官》、《买官》和《卖官》，则更是以此为主要的叙事内容。
如果说，《国画》中的朱怀镜、《空缺》中的游小二和《跑官》及《买官》中的郭明瑞、陈晓南等人的“执意买官”，还多是“年龄、体制等因素”使他们“做出违心之举”，从而也使作家及读者不免对他们“表现了一种很深的理解和同情”〔2〕的话，那么，权力建构中资本力量的侵入，却应引起高度注意。前者的正当性危机，只是贿赂者个人出于仕途的考虑而采取的个体行为，这种行为在实施中的无奈以及道德上的游移与羞愧也在小说中多有体现。作为一种严重的不良仕风，其对整个权力体系、特别是不断建构中的新的权力结构体系的正当性，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与此相比，资本力量的侵入，却表明一种日益强大的社会性力量正在萌生自己的政治要求并且试图将资本的力量转换为政治力量，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之下，其最初策略，便是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中寻找或培育自己的代理人，甚至是直接进入权力机构，阿宁的小说《无根令》便是以此作为基本的叙事内容的。
《无根令》的叙事模式主要是县委书记李智和小辛庄乡副乡长贡存义围绕着权力而发生的较量。小说题名中的所谓“根”，实际上就是官场中的权力背景。虽然“老百姓的日子”一直是李智的重要关切，但是，正如小说所写的，“可惜老百姓决定不了他的命运，他的升迁掌握在上面人的手里。如果他当不成这个官，这些老百姓就不归他负责了。他就一边歇着去了”。而李智所缺乏的，恰恰是上面的权力背景，所以，他在皮县就被认为是摇摇欲坠甚至是朝不保夕的“无根县令”。千方百计地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就成了他相当重要的精神关切。然而与此相对的，却是小辛庄乃至于皮县先富起来的大户贡天华家。贡家凭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省、市、县各级均有着牢固的权力“根基”。李智的“无根”与贡家的“有根”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比，这也充分显示了资本力量在当今社会的肆虐。正如小说中的赵亚雄所说的：“你们皮县难就难在那些大户身上，个个通天，比你根子还硬”，他们“都想利用政界达到自己的目的”。具体对贡家来说，就是依持雄厚的经济资本及其在上面的权力根基，首先在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即乡镇政府中发挥影响，这便如小说中的人物所曾激愤地指出的：“我们这个乡，好像不是乡党委在做工作，而是他们贡家在做工作嘛”，现在“就连有些从政的人也成了人家的工具”，“如今他们不光要钱，还要权”。由于“小辛庄乡有大大小小一百五十多家企业，贡家或贡家的亲戚有股份的就占四分之一，这里的政权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所以，贡家已“不再满足于朝里有人，而是想自己掌握权力”。这也就是贡天华千方百计地要其子贡存义担任乡党委书记的根本原因。贡家的权力建构虽然在最后未能得逞，但是作品所提出的严峻问题却发人深省，这也让我们对一些资本力量所导致的权力建构的正当性产生了警惕。
当然，除了贿赂及资本力量的侵入所导致的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危机之外，“反腐败”及“官场小说”中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危机，还表现于权力建构中道德的沦丧，其如李唯的《腐败分子潘长水》及王跃文的《夏秋冬》中潘长水和关隐达的“捉奸”与“告密”，即属此端。
权力基础的合法性焦虑
任何时代的政治权力都有着合法性的内在要求，权力者需要相信并且也使得全体社会成员都能相信，“他们掌握的权力在道德上是合理的，他们是更大集体目标或价值观体系的公仆”〔3〕，这是他们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反腐败”及“官场小说”所写的九十年代以来政治伦理及权力建构中的严重问题，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权力基础的合法性。正因如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才一直强调“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作为“主旋律”写作的“反腐败”及“官场小说”，揭示九十年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并且试图在新的历史语境当中重新建立、加强和召唤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成了它们相当突出的主题话语。
“反腐败”及“官场小说”对于权力基础的合法性焦虑，最为明显地表现在以“党”、“国家”、“改革”和“老百姓”（“人民”）等主流话语来拯救面临危机的合法性。在“反腐败”及“官场小说” 中，主流话语实际上已经极少出现于小说的叙事人语言中。作为一种政治意识，上述话语往往在小说正面人物的思想意识中多有体现，这也是“反腐败”及“官场小说”相当突出的话语策略。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历史语境中，“老百姓”是“反腐败”及“官场小说”最为常用也是最容易与读者亲和的主流话语，所以在《无根令》中的李智、《苍天在上》中的黄江北以及《抉择》中的李高成等人的思想意识中，底层百姓的生活与命运，才成了他们最为重要的精神关切，这也是这些小说最为朴质动人的地方。张平的《抉择》是九十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反腐败”及“官场小说”，其在艺术上的成就也要高出同类许多。小说的整个叙事，不仅是李高成与腐败力量的交战过程，更重要也更加深刻的方面在于，小说以大量的篇幅书写了李高成的内心焦虑，而在本质上，李高成的内心焦虑也正是对其权利基础的合法性及意识形态的焦虑。正是在经过漫长的理性思考和内心逼问之后，李高成才断然作出了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反对腐败的生死抉择。这一抉择，实际上就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和“老百姓”等等属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立场：“我宁可以我自己为代价，宁可让我自己粉身碎骨，也绝不会放弃我的立场！我宁可毁了我自己，也绝不会让那些腐败分子毁了我们的党，毁了我们的改革，毁了我们的前程！”而省委书记万永年的总结性讲话，才是小说主题话语最为明确的宣示：“目前发生在经济领域里的腐败，不仅正在腐蚀着我们的社会，腐蚀着我们的人心，而且正在腐蚀着我们的权力，腐蚀着我们的政党”，“只有彻底地清除腐败，搞好廉政建设，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稳定，才能使我们的改革更加深入，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富强！……”小说中万书记的两千余字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长时间热烈的”，或者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打断，几达十八次之多。这些掌声，无疑是对万书记的坚定热烈的话语支持，这也正如万书记自己所认为的：“大家的掌声，是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拥护和欢迎！也同样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李高成和万永年的话语表达，都是在小说的故事最后，这是不是暗示出，李高成的生死抉择实际上是发生于他理性思考或者是灵魂交战的“告于完成”之后，而李高成与万永年所表达的主流话语，正是现有权力永远存在、臻于万年的合法性基础。
“反腐败”及“官场小说”中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以乡村民主作为题材的小说中出现了另一种状况。从《一张白纸》、《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等不多的此类作品来看，乡村民主中选举出来的村级官员因为其充分的民意基础而有着强大的合法性支持；但在另一方面，民选干部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自己以及选举者们大多只是满足在实际事务及实际利益方面代表民众，意识形态方面的关切尚未被注意。
注释：
〔1〕关于“人民伦理”的论述，请参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2〕段崇轩：《官场：诱人的文学领域》，《山西文学》1999年第3期。
〔3〕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18页。
在媚俗的浊浪中前行
？ 厉 梅
在这个大众媒介挥斥方遒，大众文化独领风骚的时代，“愚昧”面对科学理性的强势逼压，只好以改头换面的姿态潜伏在大众的生存样式之中，并不断滋生蔓延。其实，“愚昧”的新生态早在十九世纪已被福楼拜识破：“现代的愚昧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的生吞活剥。”〔1〕“这些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种势力足以窒息任何文明。”〔2〕在这之后，经过人类的感性认可，愚昧新生态因子被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逐渐异化为新的文明——伪文明，并遏制任何对伪文明的反拨。在这漫长的伪文明时期，媚俗成了愚昧的普泛化表现形态，以趋同化操纵着人与人之间的复制。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一切生存情境的设置都从深层关注着这一主题。
“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这个范围的一切。”〔3〕在这个范围之外，是大众认可并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可以无须依赖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境，它是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