趿鞅涞慕峒Ｎ以诖邮挛幕费芯考敖萄Чぷ魇保３Ｒ源宋叮蚨壬嗉饫嗍榧南敕ā�1988年与邓建华、彭池二君一起勉力编辑了《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仅印行1000册。此后十年间，时有学界人士来函寻索此书，表明这一资料书尚有社会需求。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盛意，此书获增补和重新出版机会。今次增补修订工作由邓建华与我共同完成。
本书新版保留原版总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八部分，增加民国部分，共为九章。前八章中补入若干新篇目，包括台港学者、海外华裔学者、外国汉学家的论述，以扩大观察中国学术流变的视野。如学术活动主要在香港展开的现代新儒家唐君毅，以《易经》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之序，言中国学术精神之发展，他说：“孔子承中国古代文化精神而立仁教，所开启之先秦文化之生机为元。秦汉之建立大帝国之政治，为礼制之实现为亨。魏晋隋唐之艺术、文学、政治、宗教等文化，多端发展，旁皇四达，为文化中之义道，如元亨利贞中之利。则宋元之精神为智，而欲由贞下起元者也。”〔15〕他还将中国历代文化精神与西方历代文化精神作比较，观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又如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用力于开掘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科学人道精神〔16〕。这些论说都为中国学术史研究开辟新境界。
新版还择要反映由考古发掘、文献披露所推动的对学术史的新认识，如甲骨文的发现与破译，拓展了对殷商文化的视野，提供了“释古”以重建古史的可能；楚简的联翩出土，揭开了先秦学术的原始状貌，以致有学者认为先秦学术史有必要改写；敦煌文书、汉晋木简的再见天日，打开了上古及中古学术史的渊富宝库；而明清大内档案的面世，加深了对明清学术的理解。总之，新版意在求得更深广地观照中国学术流变的真实踪迹。
上述增补使全书由原版的40万字扩充至70万字。各部分前均由编者撰写简短提要，录文则按如下顺序编排：A。对一代学术流变的概括；B。对各学派、学者的分论，对同一学派也先列总论，后列分论。录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均以※号注明。部分录文中之夹注经编者删除，在录文后注解中说明。选录自诸子书及二十五史的一律不注作者姓名。录文版本尽量采用近五十年出版的标点本。录文中的繁体字在不导致歧义的前提下改为简体字。评断历史文化，宜在相当时间距离之后进行，诚如清人阮元所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降的当代学术流变文字，本书未予收录。此一重要工作，还是留待未来吧。
注释：
〔1〕王符：《潜夫论·赞学》。
〔2〕《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3〕《尸子·广泽》。
〔4〕陆机：《文赋》。
〔5〕张载：《经学理窟》。
〔6〕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传记类存目五》，《学统》五十卷。
〔7〕王阳明：《答罗整庵书》。
〔8〕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
〔9〕黄宗羲：《明儒学案原序》。
〔1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办理四库全书历次圣谕》。
〔11〕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
〔12〕《原学》，《訄书》重订本。
〔13〕《原学》，《訄书》重订本。
〔14〕《静庵文集》，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94页。
〔15〕《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正中书局1984年版。
〔16〕《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
“萧乾作品选”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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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曾说：“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他把翻译看作副业，写作才是他的正业。实际上，他毕生在翻译方面做出的成绩绝不亚于创作。萧乾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达67年（1931～1998）之久。不论中译英还是英译中都能胜任，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与中西文化交流起了推动作用。
一、三十年代
早在1930年秋，刚迈入辅仁大学西语系门坎的萧乾，就拉着美国青年威廉·阿兰，在文化古都北平策划起《中国简报》。那是我国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刊物之一。阿兰比萧乾略大几岁，是揣着母亲送给他的一笔钱，去闯荡世界的。然而在北京向萧乾学北京话，并听他讲解中国新文艺运动的情况（这些，萧乾是头一年在燕京大学读国文专修班时，从他的恩师杨振声教授那里学来的）后，阿兰认为将手头的钱悉数用来办刊物，远比周游各国有意义，遂逗留下来。那时上海有个英文的《密勒氏评论周报》，办得很成功。阿兰雄心勃勃地想办一份与之相媲美的刊物。为此，他还常向清华大学哲学系贺麟教授请教。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刊物问世了。目前珍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是一份英文周刊，创刊号发行于1931年6月1日，第8期则于7月29日与读者见面。它的宗旨是向关心中国社会、文化进展的英语世界“介绍现代中国文艺界的情势以及社会大众之趋向与其背景”。《中国简报》报头下面印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关于文学、社会、艺术动向的文摘周刊。”报纸发行人是美国人威廉·阿兰，文艺版主编是萧乾。
现存的《中国简报》一至八期，译载了鲁迅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野草》，郭沫若的《落叶》，茅盾的《野蔷薇》、《从牯岭到东京》，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创作之回顾》，沈从文的《阿丽丝中国游记》，徐志摩的《自剖》、《灰色的人生》（诗），闻一多的《洗衣歌》（诗），章衣萍的《从你走后》，还对这些名作一一作了粗浅的评介。除上述大家外，还译了一些《二月二来龙抬头》一类民间文艺作品，均出自萧乾之笔。
在第八期上，文艺版主编萧乾公布了专栏的蓝图：（一）、每期介绍二位中国当代作家，“述其身世、性格、作风，选择其代表作（指短篇）”。准备陆续介绍蒋光慈、叶绍钧（圣陶）、张资平、周作人、谢冰心、丁玲、胡适、谢冰莹、苏曼殊、胡也频。（二）、力求翻译介绍能够代表作者的文艺思想、作风特点、反映作者的生活背景的作品。（三）、计划出以下专号：“文学革命号”、“革命文学号”、“中国新诗坛号”、“南国戏剧运动号”、“北平小剧院运动号”、“国故派与白话文学派之战”、“语丝与新月社、创造社之论战”、“汉译西洋文学书目”。
计划后面写道：“通过以上简略介绍使欧美读者对中国文坛有初步认识后，就开始刊登新文学的短篇作品。因为对象是对东方文坛茫然无知的读者，所以评论不求深刻、透辟。计划虽然大得惊人，但只要文坛同道襄助，我们并不视为畏途。”
这个计划大体上包括了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间的成就。由此可见，萧乾这个《中国简报》文艺主编的眼界是广阔的。他十六岁那年的夏季在北新书局当一名练习生，曾大量阅读我国现代文学作品。十九岁考上燕大国文专修班，受教于杨振声教授，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有了基本知识。他从九岁起就跟着四堂嫂安娜（美国人）苦读英文，大学一年级时已开始帮助系主任雷德曼改同窗的卷子了，其实就是担任助教的工作。
可惜由于经费不足，《中国简报》夭折了，威廉·阿兰带着一批刊物回美国去了。他对萧乾说，没想到中国之旅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果，真是不虚此行。
这份英文文艺周刊在当时旅居北平的西方读者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辅仁大学西语系主任、爱尔兰裔美国神父雷德曼的鼓励下，萧乾将《王昭君》（郭沫若）、《艺术家》（熊佛西）和《湖上的悲剧》 （田汉）等剧本译成英文，又用英文写了《棘心》（苏雪林）的书评，均发表在《辅仁学报》（Furen Magazine，1932）上。
1933年萧乾转学到燕京大学，改读新闻系。教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正在编译一部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也就是《活的中国》。斯诺也看过《中国简报》，知道萧乾热衷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就邀萧乾参加《活的中国》的编选、翻译工作。结识萧乾之前，他已经在上海完成了这部集子的第一部分，其中收录了鲁迅的六篇小说（《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和杂文《论“他妈的！”》），都是由姚莘农翻译的。斯诺请萧乾来翻译第二部分。其中共收短篇小说17篇，作者14人，即郭沫若（《十字架》）、茅盾（《自杀》、《泥泞》）、巴金（《狗》）、郁达夫（《紫藤与莺萝》）、丁玲 （《冰》、《消息》）、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柏子》）、林语堂 （《狗肉将军》）、田军（《第三枝枪》、《在“大连号”轮船上》）、张天翼 （《移行》）、沙汀（《法律外的航线》）、孙席珍（《阿娥》）、萧乾（《皈依》）、杨刚（《日记拾遗》）。
杨刚后来也参加了一部分工作。在斯诺的执意要求下，萧乾和杨刚各自提供了一篇作品。杨刚那篇《日记拾遗》（署名“佚名”）就是她根据自己所写的短篇小说《肉刑》译出的。
萧乾译完初稿后，通过斯诺的修改学会了“文字经济学”，也就是语言的简练明快，真切自然。萧乾可以说是借着帮助斯诺来编译《活的中国》，从而完成了自己在《中国简报》第八期中提出的计划。
埃德加·斯诺所编《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英文版于1936年由伦敦乔治·G。哈拉普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版于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萧乾写了《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作为代序。
二、四十年代
1939年10月，萧乾抵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特派记者，报道战时英伦。除了教书，他还积极参加伦敦笔会和国际笔会伦敦分会组织的活动，就中国现代文学频频发表演说。 1941年5月9日，英国笔会在伦敦康伟厅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举行追悼会。出席那次聚会并演讲的，有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萧乾也应邀代表中国讲了话。他们二人就是这么结识的。同年，萧乾还应乔治·奥威尔的邀请在英国广播公司对印度广播中介绍中国文学的发展情况。
旅英七年间，萧乾在伦敦出版了以下五本深受英国读者喜爱的英文著作。
（一）《苦难时代的蚀刻》（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国际笔会丛刊，乔治·艾伦与恩德公司1942年3月初版；有瑞士苏黎士德译本，出版者：布尔—弗拉格社，1947年版。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1942年3月21日）上刊载了无署名书评《评〈苦难时代的蚀刻〉》，有左丹译文（见《萧乾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二）《中国并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ay），引导出版社1942年 10月初版，1944年1月第二次印刷。本书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与抗日战争情况。强调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局面。全书共15章。在出版者的要求下，由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写了序。他还选译了三篇自己的特写：《鲁西流民图》、《刘粹刚之死》和《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最后一章谈战后中国的前景时，萧乾写道：“1842年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中西方相互了解的最大障碍。这一障碍拆除后，中国与她的西方民主阵营的友人之间合作的前途将是灿烂的。中国在抵御外敌上得到了国际上的帮助。任何头脑清醒的中国人都不会设想战后中国将关起门来与世隔绝。那样的蠢举既不符合我们的政治哲学，又完全违背中国的民族性格。战后的中国将以其物质及文化潜力，协同各国一道为创造一个更幸福、更清醒的世界而努力。”〔1〕
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来回顾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萧乾的话，不得不承认其中有一定的预见性。
（三）《龙须与蓝图》（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Blueprints），引导出版社1944年5月初版。本书的副标题是“战后文化的思考”。书中收有萧乾的两篇演讲。《关于机器的反思》是谈英国小说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机械文明的反应的。《龙须与蓝图》作于伦敦华莱士图书馆，是由1942年作者在伦敦笔会中心举行的那次纪念弥尔顿《论言论自由》的简短发言扩充而成。另有两篇对印度的广播稿：《易卜生在中国》和《文学与大众》。
（四）《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引导出版社 194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