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黎庶昌曾被邀请参加法国总官学堂的发奖仪式，该学堂每年从各学科中选择优等生十名，由学部尚书（教育部长）主持发奖，还邀请各国公使、下院议长以及外交部、兵部（国防部）的官员参加。黎庶昌还参加过盲童学堂的授奖仪式，这一私人学堂当时已创办了九十七年，可见法国的盲童教育开展得很早。法国还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巴黎和乡下都开设有击剑学堂，这种开放的教育观念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黎庶昌作为一个文人，十分注重观察西人的个性特征。他在《与莫芷升书》中对西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气质做了概括的述评：“其人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然居官无贪墨，好善乐施。往往学馆、监牢、养老恤孤之属，率由富绅捐集，争相推广，略无倦容。亦不为子孙计划，俨然物与民胞而风俗则又郑卫桑间濮上之余也。每礼拜日，上下休息，举国嬉游，浩浩荡荡，实有王者气象。决狱无而人怀自励，几于道不拾遗，兵服而后止，不残虐百姓，蒙尝以为直是一部老、墨二子境界，老、墨知而言之，西人践而形之，鉴其治理，则又与《孟子》好勇、好货、好色诸篇意旨相合。吾真不得而名之矣。”这些话颇能概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一些特性：如天生好逐利，黎庶昌以之比《孟子》中的好货，即好商，指出欧洲社会重商的特点。然社会体制健全，所以看来居官不贪，富人乐善好施，子女养育的观念也与中国不同。黎庶昌用“郑卫桑间濮上的习俗”来形容西洋各国举国嬉游的风气，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但他恐怕只能找到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因为这种风气在他看来是见所未见的，只能从《诗经》里找到。
黎庶昌留心观察并记录各国民风国俗。他曾多次被邀请参加宫廷和民间的许多交际和节日活动，对各国风习亲历目睹其叙写真切生动。西洋之俗，男女婚嫁，虽有父母之命，而其许嫁许娶，则须出于本人之自择；女子到了一定年龄，父母会专为其举办舞会；每逢大节庆或慈善活动，还常举办假面舞会，参加人数众多，场面热烈欢快。《公使应酬大概情形》附记还记录了宴会座位安排礼仪，宫廷中王后怀孕、分娩、子女命名，都要举办朝贺仪式，各国使节及朝臣也须去祝贺。伦敦市长嫁女，婚礼在英国最大的圣保罗教堂举行，排场盛大，连英国市民也叹为“罕见”。在《日国公使奠慰君后》和《叶参赞之丧》两文中，详细介绍了西洋的丧礼，英君主为日本国君后之丧穿素，男女衣服、饰物颜色均有规定。描写芭蕾舞演员的演出服装“戏团之跳舞，女子数十百人，皆著一种粉白裈袜，俨若肉色，紧贴腿足，若赤露两腿然，腰间用各色轻纱十数层，缝为短衣紧束之，结队而舞，则纱皆飏起，此又极变幻之致矣”。
对于西方的传统信仰——基督教，黎庶昌也有描绘，如“复活节”活动仪式，他也去亲身经历。他还有一段评论：“耶稣窃释氏余绪以设教，其立言虽以劝人行善为主，而词皆肤浅，远不如释理之深。西人虽阳为遵从，实迫于习俗使然，不过奉行故事而已，非真于此心折也。”这种论点，说明黎庶昌试图去了解但没有了解到基督教文化的内涵，也没有很大的兴趣，在他早期的万言书就曾列“耶稣”为一大害，这是历史也是他本人的局限，当时的基督教不仅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冲击，而且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帮凶，黎庶昌能以这种相对平和的态度记录耶稣受难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黎庶昌考察各国民情风气并非出于猎奇，观风俗，知政教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在《卜来敦记》中说，英国盛强杰大，外人只知其船坚炮巨，逐利若驰，所以能在世界各地驰骋纵横，而不知其国内百姓之优游，会出现这样休闲的场景。“夫维坚凝斯能整暇”，从而可以窥知其国人的精神面貌。
黎庶昌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其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他的思想认识、心性道德、兴趣爱好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通过比较，他对君主专制的弱点以及官场的腐败黑暗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这促使他在后来提出“整饬内政”、“酌用西法”的建议。而西洋的先进科学技术，特别是火车、轮船、电气和各种机器生产，确是富国强民的首要之术，值得国人学而习之。
作为中国首批长驻欧洲的外交官，考察各国地理极为便利。极富民族危机感的黎庶昌在欧洲除了撰写《西洋杂志》一书，还写了地理学专著数种，即《西洋游记》、《欧洲地理考略》、《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处路程考略》。
黎庶昌的一生是多变丰富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文化方面他曾编著《续古文辞类纂》，在日本辑录的《古逸丛书》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贡献，他的散文流畅简洁、典雅清新。他的外交生涯对于他的社会变革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欧洲的生活，使他眼界开阔，洞察时事。他心胸广大，勇于接受西学，并希望清政府变革，最终实现富国强兵，改变中国的命运。
黎庶昌晚年把所积薪俸大都用于赈济穷人、修建寺观以及印制古籍，留给子孙的田产有限，这或是受西方富绅的影响“不为子孙计画”。他的生活思想已经和西方社会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枘凿硬接总是伤 ——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记
枘凿硬接总是伤
——晚清五大臣出洋考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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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希望与绝望并存，探寻与踯躅同在。
就在这一年，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清政府将实行长达十多个世纪之久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统治者们以牺牲莘莘士子十年寒窗苦读为代价，将士人们抛入一股滚滚向前的洪流之中。士子们的惶恐与无奈、哀怨和愤懑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
然而也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早已将关注的目光从科举移向他处。他们关怀社会而非死读圣贤之书，心怀挽救国家危亡的宏大志向，翘首以盼清朝政府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改革，尤其是在政体方面，这其中首推立宪思想。即使在戊戌变法时期，立宪思想曾一度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的出场而被推向历史前台，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归于寂静。可是，就在1905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
这一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两国交战，战于中国的领土之上，而清朝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这一幕自然颇具讽刺意味，可战争的结局更是令人诧异，小小的岛国居然战胜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面对这一幕，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回想起十年之前甲午之战，而这场战争也无情地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梦想。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以致于连续打败了诸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大帝国？
立宪！立宪！
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刻刊载文章称：“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1〕尽管将两国交战之结果简单归于政体之不同，难免有流于浮浅之嫌，但此文却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社会上众多支持立宪的人士的心声。立宪人士的积极奔走，再加之报纸舆论的广泛宣传，一时间，立宪似乎发展成为一股全国性的思潮。“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2〕。此言虽多少有其夸张之处，但确也反映了立宪在社会中拥有众多支持者和宣传者的事实。
“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
于是，在1905年7月16日，清朝政府又是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体方面状况，多少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
清政府的诏书称：“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3〕。
其实，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变化不定，但最终还是确定下来了这五位官员，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有的是来自清朝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
实际上，这次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对于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而言，确实是一次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便被无情打破，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清朝政府对于“西方”或者“洋”背后所隐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惧怕着，却又不断地试探着；观望着，却也在不断地学习着。而如今，一甲子的时间弹指而过，清政府为自己的这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代价，各种不平等条约及割地、赔款等无理要求就像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它的身上。不仅如此，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也是此起彼伏，使得清朝的统治更是雪上加霜。
在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清政府一方面想要挽救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寻求出路、摆脱困境的考虑，决定派出朝廷重臣，踏上异域之地，去切身感受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的政治氛围，并着重对于宪政政体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相对于清政府派往各国的使节而言，派遣大臣出洋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是这次毕竟是清政府以官方名义正式派遣一批朝廷要员出洋考察，实质上也可视为正式承认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从这次派遣规模、出访国家数量等方面而言，确实无出其右者。
正因为如此，派遣五大臣出洋的诏书一下，立刻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反响。各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但也有少数立宪派激进人物如《大公报》主笔英敛之等人，颇为冷静地指出这一派员出洋考察的举动所存在的问题：“近者以势驱情迫，无可如何，朝野乃竞言立宪，政府遂有派四大臣出洋之旨。此一举也，各国注目其措施，各国评议其利弊，大都以此为改良政治之起点，中国之转弱为强、化危为安，或此是赖。但又群疑满腹，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并提出，希望以“侯官严又陵、丹徒马湘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翼南”等人代替出访的五位大臣，以真正达到考察之实效〔4〕。自然，民意尚无如此力量改变政府的决定，而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另一部分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去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家。
1905年9月24日，就像举行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一样，在拜祭完祖先之后，五位考察大臣在亲友、大臣、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如同准备踏上征途的英雄一般，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出发。当时，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车厢，而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面。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忽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5〕。
原来就在开车前，革命党人吴樾一身皂隶装扮，趁着人来人往的混乱当口，悄悄地上了火车，而他的怀里则藏着自制的炸弹。吴樾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用此玉石俱焚之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可能是由于自制炸弹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当大臣们乘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