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脩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以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郦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遂至临淄……
由此可知，毛所加之续诗“不料韩信不听话”并不准确。伐齐正是刘邦下的命令，他并未下命停止，不伐齐才是不听话呢！再，伐齐在前，说齐归附在后。刘邦使用是战争与和平两手，郦生被牺牲了。
说“韩信不听话”不准确还有一个证明，就是韩信伐齐成功之后，并未受到刘邦的责备和处分。《郦生传》记载：“汉十二年，曲周侯郦商以丞相将兵击黥布有功。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郦食其。郦食其子郦疥数将兵，功未当侯，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后更食武遂，嗣三世。”这多少表达了刘邦某种忏悔和补救的心态，也说明“伐齐”这出戏是他一手导演的。
其实，历史上使用和平与战争两手政策的事例并不少见。唐初，东突厥屡次扰唐，后兵败求和，唐太宗遣鸿胪卿唐俭等抚慰之。东突厥可汗外为卑顺，内实犹豫。李靖谋曰：“颉利虽败，其众尚十余万，若走图碛北，则难图矣。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万骑袭之，不战可擒也。唐俭辈何足惜！”唐太宗乃派兵夜发，大破之。此事见冯梦龙所编著《智囊》一书。
一生与线装书打交道、熟读《史记》、《智囊》的毛泽东，对“伐齐”的曲折过程及其心诀应该了如指掌，然而，他竟然吟出“不料韩信不听话”这样的诗来，似乎是耐人寻味的。
有没有毛泽东纪念鲁迅的两首诗
？ 彭明道
鲁迅是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的。据说毛泽东在1961年为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写过两首《七绝》。鲁迅诞生的时间，是1881年9月25日。毛泽东写这两首诗的时间，当是这年9月下旬无疑。两诗全文如下：
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一九六一年
其 一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其 二
鉴湖越台名士多，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这两首诗，在毛泽东生前和身后，都没有发表过。我们现在能够读到它们，是因为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抄件”，将它们编入了《毛泽东诗词集》（下称《文献本》）。诗的内容，第一首涉及“左联”五烈士事件，第二首却只是写到鲁迅的家乡，与鲁迅本人无关。
但根据笔者研究，这两首诗的真伪，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一
从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鲁迅》到四十年代初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尊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党外布尔什维克”、“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等总共十顶桂冠，而且加在前面的“副词”一次竟有五个“最”。毛泽东是从不轻易对人使用谀词的，却独独将十项花冠戴到鲁迅头上。这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人物中，应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了。更有趣的是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已经被神化，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神坛”，成了当代的“圣人”，但对于“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观点，他仍旧坚持。1971年11月20日，他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还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由“第一等”到“第一个”，虽无本质的区别，却也有“排名先后”的差异呢。
根据清华大学兰棣之教授考证，毛泽东评价鲁迅的基础和依据，主要是鲁迅那有如“投枪”“匕首”般的杂文。在《论鲁迅》这篇讲话中，毛引用鲁迅的三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给萧军的信》和《答托洛茨基派的信》——都是杂文。1938年8月，最早的《鲁迅全集》出版，毛泽东得到了一套编号为五十八的“纪念本”，有可能更系统地读过鲁迅。从两年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来看，毛氏集中注意的，仍是鲁迅后期的杂文。因为，在此文中高度评价鲁迅的前提，还是以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那战斗性极强的杂文为根据的。因为他说，“鲁迅正是在‘文化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圣人”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小说称赞最多、引用最多的，当是《阿Q正传》。无论是和人谈话，还是在党的会议上，他都可以随时拉出这个“阿Q”，用以谈论时事，臧否人物，表达思想。早在1937年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毛泽东把那些将共产党奉行同国民党“互相团结，一致抗日”方针指责为“屈服、投降和悔过”的人，比作“阿Q”；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讲话中，他说“阿Q”斗争起来还算英勇，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上党八股；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他说要将《阿Q正传》印发给大家，提醒与会的中央委员们不要像“阿Q”一样，自己的毛病别人说不得，一触即跳。
毛泽东对鲁迅的旧体诗也是赞誉有加。他谈到过鲁迅的《湘灵歌》；多次引用过《自嘲》中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曾将鲁迅赠新居格的诗“万家墨面没蒿莱”书赠日本朋友……但是，目前还未曾听说过他对“左联”五烈士事件，以及鲁迅为此写下的“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有过什么关注。
二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想将这些评价和这两首诗作个简单的对比。不难看出，诗中所言，与上述所引相去甚远。
诗的题目“纪念鲁迅八十寿辰”，这便有误。凡言“庆寿”者，“寿星”应是健在之人。但凡纪念逝去的古贤先哲、师长亲友的冥诞，只能用“诞辰”。人已辞世，于“寿”云乎哉对于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这是个常识水准以下的问题。提笔就闹出这种笑话的人，能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博古通今的毛泽东吗﹖
两首诗，第一首写了1931年“左联”五烈士事件，以及鲁迅为此写的“惯于长夜过春时”那首诗；第二首写的则是他的故乡绍兴多出“名士”，与鲁迅没什么关系。两诗均与“纪念鲁迅八十寿辰”毫不搭界，文不对题。这在毛泽东的所有诗文中，也是难于找到先例的。
再看看诗中那些平仄不调、词语不通、褒贬不明的句子吧：
“博大胆识铁石坚”，不仅平仄不调，而且词语不通。在平仄规则上，它连用了六个仄声字，犯了“孤平”，这是诗家之大忌。此前，在毛泽东的诗中，是找不到“犯孤平”的先例的。从文法上言之，“胆识”怎么能“博大”呢﹖“博大胆识”又怎么能“铁石”般“坚强”或者“坚硬”呢﹖笔者每读此句，都感不堪。诗人毛泽东怎么被糟践成这个样子！
“刀光剑影任翔旋”，鲁迅确是在敌人的“刀光剑影”中战斗，但他却无法在“刀光剑影”中“翔旋”。我们只知道鲁迅为了躲避敌人迫害，东躲西藏，甚至不得不住进“租界”，一点也不“翔旋”。这些都是中学语文老师已经讲解得一清二楚的问题了，难道谁还要斗胆摆到毛泽东面前去吗而且，说“文化围剿”与反“围剿”充满了“刀光剑影”，也只是一种形容。当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对井冈山苏区的“武化围剿”，还是有区别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是在党的秘密会议上被捕，以共产党的罪名处死的。国民党迫害鲁迅，但毕竟还没有将鲁迅当作“共产党”。如果国民党当局真要对鲁迅动以“刀剑”，给他戴上一顶“红帽子”，只怕百十个鲁迅也要喋血龙华了。
所以，“博大胆识”也罢，“刀剑翔旋”也罢，都只能是那种自以为是的文人“生造”出来的句子。应该说，毛泽东对耍笔杆子的人犯这类毛病是十分痛恨的。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引用鲁迅的一句话教诫全党同志：“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不知什么原因，这些令人痛恨的毛病，竟又莫名其妙地落到了毛泽东头上。以常理度之，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令人置信的。
最难解的还是后面两句：“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1931年1月17日，“左联”的李求实（伟森）、柔石、白莽（殷夫）、冯铿、胡也频，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的一次党内会议上，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出面执行逮捕的是“英租界”的巡捕房，地下党组织刚准备托人保释营救，租界当局却很快就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在2月7日深夜（或8日凌晨），反动派就将他们处决了。同时被处死的有二十三人，柔石身受十弹，惨绝人寰。五位烈士牺牲后，鲁迅怀着极为悲痛和愤怒的心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
两年后，鲁迅又用凝重的笔调，写了那篇充满战斗精神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最后记下了这首诗。他说：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里，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痛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孥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转换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是一个文学巨人裹着血泪的呐喊和控诉。在数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心动。谁要对它表示些微的轻薄，稍有正义感（且休提什么道德和觉悟了）的人，只怕会用毛泽东在《鸟儿问答》中斥责“蓬间雀”的“名骂”以对之了。
但在“纪念鲁迅八十寿辰”的诗中，以“犹制小诗赋管弦”作为诗的结句，就不光是“轻薄”了，这哪里还有一点纪念“第一等圣人”、“空前的民族英雄”和“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意味说句不敬的话，它倒有点嘲弄的味道。鲁迅在这里是控诉，是呐喊，是欲哭无泪，你说他要拿它去“赋管弦”，究竟是赞扬鲁迅的这首诗﹖还是鄙薄它﹖是恭维鲁迅，还是糟践鲁迅﹖
这与毛泽东历来对鲁迅的评价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第二首，说的是鲁迅的故乡绍兴。从陆游说到秋瑾，就是与“纪念鲁迅八十寿辰”不沾边，不搭界，而且全是拗句。这样的“诗”，不说它也罢。
三
1961年9月25日，即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哪里﹖在干什么呢﹖
如果不避讳什么的话，这确实是内外交困的一年。在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大破坏后，便是接连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全国农村多有饿殍。1961年新年刚过，毛泽东便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工作方针。由于现已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只编到1949年止，我们不知道毛主席此时的详实行踪。笔者只约略地知道，这一年，毛泽东几乎倾尽全力，集中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分配制度等问题。5月底至6月初，他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9月29日，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建议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应该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本核算单位应是生产队，而不是大队，并附去了他召集的邯郸谈话会的纪录，以及湖北、山东、广东等省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关于“邯郸谈话会”，至今未见到翔实的资料。笔者只在一篇题为《六十年代初调整农村政策的决策》的文章中，见到“（1961年）9月26日，毛泽东听取了山东、河北省委的汇报，内容主要是实行分配大包干问题……”（见《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上卷58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好像就是所谓“邯郸谈话会”。这说明，9月26日，毛泽东应在河北邯郸忙他的经济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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