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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地做学问不行，科举的路又窄得吓人，书生们还要吃饭，还要养家糊口，就是做风流才子也还要一些小钱的，所以，他们只好去寻别的活命的法子。
在明朝中后期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商业气息已是较浓的了，经济繁荣后便出现了一些有钱又识字的闲人，于是出版业便随之发达起来。书商们要赚钱，书生们要吃饭，有了闲钱的人们要惬意，通俗文学便出现并流行起来，流行得久了自然便流向了色情文学，因为“床笫文学”最能切中人性的欲望，最能成为畅销货。所以，色情文学一旦出现，很快就走上“畅销书”的排行榜，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这些色情文学中，除了吸引读者的“床上动作”是重头之外，还多多少少寄托了书生们的梦想。在大约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色情小说《舞花吟》中，便可窥见一点书生们的心思。书中写了一位书生，一连搞了好几个女人。他一面周旋在几个女人中间，一面又去下科场，结果是考得功名，把那五个女人全都娶回家中，美女簇拥，升官发财，快乐成仙。书生的梦做得很美很圆，也很温柔，可惜多半是梦。
刘达临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谈及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原因时说，其中之一是明朝的皇帝荒淫无度，官员们也大兴吃春药之风，起了带头作用。那意思里还有批评执政者们提倡“理学”自己却并不修行“理学”。这原因固然也是有的，“官德”的示范效应是很大的。但我却又想，看一看明朝之前的中国历史，又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荒淫无度呢？又有哪一个有官有钱者不是三妻四妾的？可在那时却并未带动出色情文学来。
在明清两季，文字狱是十分盛行的。然而，考证这些文案，就会发现这些案件中，没有一件是因为创作了色情文学而兴的，即使有这一方面的原因，也并不纯粹。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历史现象。我想，大约在政治家们看来，色情文学流行，虽然有伤风化，危及道德，不可不管，但也不必一概禁绝，像对付研究历史、揭皇家短处的历史学家，以及议论朝政的学者那样严酷，捉住后要把作者、书商杀头，著述烧掉，印版销毁。当然，对色情文学查也是要查的，但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原因在于政治家们明白，把聪明人的心思引到女人身上去，一定比让其琢磨龙椅的构造和制作方法好得多。明朝后期，李贽因为公开了他的“童心说”，便死于诏狱了。但与其同时的“色情文学家”们便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倘这一猜想成立，这可能也是明朝色情文学兴盛的客观原因。而看一看明朝之后的清朝，文网依然极其严密，但色情文学却尤进一步，便多少证明了这猜想的不差。
由此观之，明朝色情文学的兴起，一面是正常的学术消失，书生们的心思无处可用，只好向女人的身体上去发挥；一面则是文化市场的出现，给文学传播提供了外在条件，书生们可以由此讨一点生活而不至于饿死，书商们也就乐得借此发一点小财。而官方呢，则又睁眼闭眼地默许。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真理，到这时候只好成为唱唱的高调而已，因为人的第一要务毕竟是逞饮食男女之欲。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最能销蚀掉人的精神的，一样是金钱，俗语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可以降服厉鬼，肚子里装着欲望的活人则更不在话下了，什么样的精神硬骨头都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硬度的；再一样东西就是肉欲，借用色情文学中劝人警惕女色的诗，就可知道那女色的厉害：“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伏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髓骨枯。”三十六计中，美人计至今仍屡试不爽便是证明。据报道，美国人在审问伊拉克战俘时，面对脑子里灌满了“教义”的战士，较为有效的法子就是美人计。所以，倘要消磨掉人的精神信仰和追求，只要将这两样东西释放出来就可以了，人们会放开手段去逐钱，弄来钱后便去女人的胸脯上享受，如此一来，什么样的精神战士都不会再有。
可是，销蚀掉人的精神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大概便有着深刻的体会，当李自成的人马进入京城，那些平时围在崇祯周围，天天表着忠心的儒臣武将们，这时都跑得无影无踪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守着一株古树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而这，是否与大明王朝的色欲盛行、人心浮华有关呢？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呢。
从文化的源头顺流而下
——古都史话之五
？ 雷池月
一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废止府一级行政区划，洛阳由府治之所在降格为县城。1948年解放时，这座小城面积约四平方公里，人口八万，两者大约都只相当于它鼎盛时期武则天的周朝的十五分之一。所有中国古代的帝都，虽然各有兴衰的变化，但洛阳的萎缩是首屈一指的。《简明大英百科全书》里说：“自宋以后，国家行政中心东移，洛阳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个结论基本符合实际，只是前提不够严密——“中心东移”云云，试问西安更在它的西面，何以总能保持一个大中心城市的地位呢﹖隋炀帝时，东都洛阳和长安是不分轩轾的姊妹城市，仅就商业的发达程度而言，洛阳还在长安之上。杨广相信算命先生说的自己不宜于久居长安的指点，花大力气建设东都，特别注重商业区的开发。他跨洛水新建了一座洛阳城（汉、魏时建都的旧城，在下游十多公里处，西距白马寺约两公里）。洛水以北是皇城，宫殿和官署集中于此。洛水以南是居民区和商业区，面积达五十平方公里，人口在百万以上，其中包含三大市场（丰都、大同、通运）。仅丰都市面积就有十六平方公里，有三千四百多个店铺，规模和气势远胜长安的东、西二市。通运市临河，是四方货物的中转站，面积也达十平方公里，经常停泊的船只数以万计——看看今天已经完全丧失了航运功能的洛水，便也可以想见洛阳后来衰落的部分原因。
地处洛阳郊县郾师的二里头遗址，已被史家确认为夏代国都所在地，这也证明河洛地区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后来的儒家对河洛文化的阐释和现代考古发现差异很大。“河图洛书”按汉代儒家说法，是伏羲氏的时候有龙马出黄河，背负图，神龟出洛水，背负书。“天授神物”，是文化的肇始。然而，究竟是什么图、什么书呢﹖《古文尚书》的“发现者”孔安国认为，“图”是“八卦图”，“书”是“洪范九畴”（八卦中包含着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因果规律；《洪范》篇中的九大范畴包括政治经济生活的法则以及以卜筮断吉凶、人间治乱与自然现象的关系、五行学说等）。大约因为“图”和“书”里反映的内容多半具有先验的神秘性，只好归于“天授”。龙马、神龟之类，似乎有悖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然而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理性抽象思维能力的传统——只能把先验归为奇迹。他们生活在狭小的河洛地区，奇迹便当然在这里出现。但从二里头发现的夏代文化遗址中，不要说八卦，连文字也没有，煞风景得很。靠现代科技手段能证明属于传说中夏代时期的东西只是一些地基、陶片和石器，也无怪乎早年顾颉刚先生会说出“禹是一条虫”那样的话。
据信商代早期也曾在二里头建都，后来一次又一次（共达八次）迁往东南方向去了。陕西的周人兴起，灭了商朝，把相当部分的商代遗民迁回到洛阳地区，为了对这些人进行有效的监视和管理，在今洛阳市西郊建了一座小城，叫雒（洛）邑，又名成周。公元前770年，周幽王被他岳父申侯联合犬戎起兵弑杀，太子宜臼逃到雒邑即位，开始了洛阳五百年东周国都的历史。东周和西周，虽说都号称天子之邦，实质上可有着霄壤之别。西周的天子有地盘，有兵马，当然也有威权，诸侯归他封，也归他管，不听话他可以征伐甚至诛杀（如平管、蔡之乱），只是到周厉王以后，闹了一段共和，从此走了下坡路，但天子和诸侯之间君臣的礼数还勉强维持着，不过越来越差罢了。可是东周就惨不忍睹了，领地就是雒邑附近那么巴掌大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建像样的武装，开始诸侯们还有些奉献和馈赠，后来慢慢地乞求施舍也很难了，在位长达五十九年的周赧王被谥为“赧”，就是因为他面对前来讨账的人总是赧颜（羞红了脸）而退，甚至爬到高台上躲起来。诸侯之间的战争打个不停，但没有谁进攻东周，因为它不值得一打，何况为此还要在舆论上成为众矢之的，这更不上算。周“天子”当然更不可能主动去介入任何军事纠纷，就这样居然混了好几百年。战国时洛阳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仅不能和临淄、邯郸这样的王国都城相提并论，就连各大王国的中、小城市也比不上。周赧王看到秦国好战，有吞并天下的苗头，担心自己眼前的状况也将不保，壮起胆子联络关东诸侯，让他们的部队通过周的领地去进攻秦国。结果可想而知，被伐赵的秦军顺带着一锅端了。周赧王入秦请罪，自动献出全部土地和百姓，多少呢﹖“邑三十六，口三万”——三十六个村子，三万百姓，一个乡镇的规模而已！
四十多年以后，东出潼关的刘邦曾长时间把自己的前敌指挥部设在洛阳，后来又有在洛阳建都的打算，但经娄敬、张良等人陈说利害后，最后决定将都城建在长安。其实，关于长安和洛阳究竟谁更宜于建都的问题，如果撇开具体的时间条件，是永远得不出结论的。后汉的班固写过一篇《两都赋》，上篇《西都赋》站在长安的立场，写尽了它作为都城的优势，下篇站在洛阳的立场对上篇发出驳难，把洛阳写成天下第一。班固的原意是维护当时的帝都洛阳，批驳制造迁都舆论者的观点，但文人进入抒情状态后，往往容易走火入魔，以至于偏离了自己“主题先行”的意愿，他的《西都赋》不单字数多了三分之一，而且行文之层次、辞藻之华美均胜于《东都赋》。不过，他还是死守着逻辑重点，即从文化、历史、制度等方面论证，前汉定都长安是“不得以已”的“权宜”，而后汉以洛阳为都才真正体现了上古以来的“帝王之道”。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有几个排比句十分抢眼：
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辏？……泾渭之川，曷若……带河朔落，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合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总之，他一口咬定，作为首都，长安哪一方面也比不上洛阳。
二
刘秀选择洛阳为都，除了当时长安被流寇糟蹋得残破不堪这个原因，大体上正如班固所分析的，是出于对未来承接历史渊源加强文化、法制建设的考量。刘秀征伐半生，是枪杆子打下的江山，照说应该性格残忍，崇尚暴力，但实际上，他却是开国之君里比较开明的一位。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一是他待人的宽厚；一是他对文化的关心。
新莽政权后期，天下大乱，揭竿而起者不计其数，大股的攻城略地，小股的结寨自保，刘秀兄弟开始也不过就是几千家丁的本钱，傍着绿林军混，后来在河北另立山头，才声势一天天壮大，直到一统天下。这期间，他吞灭的大小武装力量数以百计，因为不大肆杀戮，主动降附者很不少。他曾对将领们说：“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对于那些凭借深沟高垒长期抗拒的“土围子”，他还具体规定了政策：“营堡降者遣其渠帅谒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垒无使复聚。”敌对势力尚能如此宽大，多年共同浴血奋战的“亲密战友”自然更不会狠下黑手，他为二十八名一等功臣修建永久性纪念馆（凌烟阁），绘影图形，供人瞻仰，荣华富贵终身受用，而且不让他们掌握太多实权，免得他们在权力腐蚀下“犯错误”自取灭亡，此所谓“君臣保全之道”，真是用心良苦啊！
至于刘秀的文化政策，尤其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很懂得尊崇儒学对维护统治的重要意义，一开始就注意从儒生中选拔人才，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