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得对你不起！”的呼喊。春节时，他既想要回北京去看妻儿，又打算到杭州去会王女士。一边是责任，一边是爱情。“人生的矛盾，也真厉害得很”。“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彻底做一个完全没有系累的人”。当王映霞要求他把自家身子弄得清清爽爽时，他又为同孙荃离婚而踌躇。订婚宴前，想到荃君的怨恨，大哥的责骂，母亲和二兄态度的暧昧……他潸然泪下，心乱如麻。每每想到日后自己抛妻离子的悲惨可怖的景象，他便痛苦万分，为难至极。“追求新的爱情，还是恪守旧有的婚姻”，对他来说，真是攸关生死的大问题。对爱人的热恋和对妻子的忏悔，新旧婚姻不能两全的痛苦，让他饱受煎熬。
抗战中郁达夫赴新加坡办报，新加坡沦陷后，转入苏门答腊隐蔽，化名赵廉，在印尼巴东经营“赵豫记酒厂”。为更好地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又在1943年9月娶何丽有为妻。这位第三任夫人原名何如转，出身贫寒，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只能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尼语，但是年轻，会料理家务。“何丽有”是郁达夫给她取的名字，用以嘲弄她的相貌——“何丽之有”。对她，郁达夫尽显才子狂态与玩世不恭。譬如，在众人面前经常称其“婆陶”（马来语，傻瓜）；新婚之夜，发现她仍是处女，于是在朋友们面前说应将其乘兴所赋诗句中的“聘罗敷”改为“破罗敷”；婚书与遗嘱均隐瞒个人年龄，结婚时四十八岁谎称四十，立遗嘱时五十岁又说五十四；如此等等，极尽调侃轻蔑之能事。然而，事情每每出人意料。正是这个“婆陶”何丽有以她的青春、大方、爱意与坦然，给郁达夫的第三次婚姻带来了朴实、原始、纯洁的趣味，使其正在衰竭的生命再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着实给他的晚年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安慰。郁达夫与何丽有的结合，本质上毋宁说是对男权社会的回归，对自由恋爱的否定；而他对个人身份年龄的隐瞒则又背离了他一贯率真的性格，这或者可以说是以政治需要为掩护的自我中心主义。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都岗八杂”（马来语，读书匠）。晚年郁达夫在抛却对美丽聪明的现代女性的追逐后，竟意外收获了一份充满原始温馨与真情的刻骨铭心的夫妻之爱，完美地收束了他一生的婚恋之旅。这份意外再加上真实感，便造成一种更加复杂的况味，很难分析不易辨认。
在郁达夫的婚恋之旅中，内心世界始终澎湃着具有深刻时代印记的无法摆脱的矛盾。曾有学者指出，郁达夫的小说直接体现了五四的复杂性，它只能产生于五四。之前，不可能出现；之后，必定要变异。它像一颗高悬的孤星，永挂在时间的夜空，具有五四的典型性。同他的作品一样，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婚恋历程也呈现出五四时代的复杂性与典型性。五四一代人中，不止郁达夫一人面临这种处境、有过这样的经历。其他如鲁迅、郭沫若也都不得不接受了“母亲的礼物”，胡适有母亲做主的妻子江冬秀，徐志摩也有“父母之命”的张幼仪，等等。只是因个人性情的差异及思想观念的诸多不同，这些传统婚姻的结局亦各不相同。他们生存其间的民国从时间分期上已步入现代，但在那些纷纭动荡的乱世岁月，新旧并存的过渡特征和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仍顽强地存活着。文人雅士诗酒风流妻妾成群。他们一方面追逐新潮的自由恋爱，一方面又享受着传统的多妻制度。“传统”与“现代”纠缠着那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的婚姻与情感无不打上浓郁的“过渡”时代色彩。而江南才子的风流俊雅与一夫多妻、才子佳人的传统士大夫趣味叠相汇聚，便形成了郁达夫随风漂移逐水流荡的才子心性。三次婚姻之外，郁达夫还在他的自传《水样的春愁》、《雪夜》、《乱离杂诗》及其他散文小说等作品中几无遗漏地向读者展示了他的少年初恋、狎妓、婚外恋情等情感花絮。目光敏锐冷眼旁观的张爱玲看出了爱情理想主义态度中的似是而非，移居美国后于1957年创作《五四遗事》。主人公罗文涛的经历和处境在五四那一辈人当中是相当普遍的。罗是最早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人，但最后却落得“三美团圆”的结局，令人哭笑不得又深长思之。除了“三美团圆”的结局，郁达夫与罗文涛在精神气质上是何其相似！徘徊于新旧婚姻、自由恋爱与传统家庭幸福，郁达夫婚恋历程中凝聚的那份历史沉重感使得“命运”这个字眼注入了复杂的人生感慨。
身处乱世，面对国难及个人经济困境，在爱情婚姻的漩涡中沉浮起落不断挣扎的郁达夫，留给我们的是一曲真实生命的回响。他一生的情感波折与婚恋历程，处处透射着浓郁的五四时代的文化氛围，因此，无论它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一如他的文学名篇，那充满悲剧气质的生命因这斑斓多姿的婚恋与情感生活的点缀而熠熠生辉，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成为岁月无法尘封的传世之奇。
话说抽屉原理
？ 欧阳维诚
《晏子春秋》里有一个“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大意是：
齐景公养着三名勇士，他们名叫田开疆、公孙接和古冶子。
这三名勇士都力大无比，武功超群，为齐景公立下过不少功劳。但他们也刚愎自用，目中无人，得罪了齐国的宰相晏婴。晏子便劝齐景公杀掉他们，并献上一计：以齐景公的名义赏赐三名勇士两个桃子，让他们自己评功，按功劳的大小吃桃。
三名勇士都认为自己的功劳很大，应该单独吃一个桃子。于是公孙接讲了自己的打虎功，拿了一只桃；田开疆讲了自己的杀敌功，拿起了另一桃。两人正准备要吃桃子，古冶子说出了自己更大的功劳。公孙接、田开疆都觉得自己的功劳确实不如古冶子大，感到羞愧难当，赶忙让出桃子。并且觉得自己功劳不如人家，却抢着要吃桃子，实在丢人，是好汉就没有脸再活下去，于是都拔剑自刎了。古冶子见了，后悔不迭。仰天长叹道：如果放弃桃子而隐瞒功劳，则有失勇士尊严；为了维护自己而羞辱同伴，又有损哥们义气。如今两个伙伴都为此而死了，我独自活着，算什么勇士！说罢，也拔剑自杀了。
晏子采用借“桃”杀人的办法，不费吹灰之力，便达到了他预定的目的，可说是善于运用权谋。汉朝的一位无名氏在一首诗中曾不无讽刺的写道：“……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务晏子！”
值得指出的是，在晏子的权谋之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数学原理——抽屉原理。
什么叫抽屉原理？简单地说就是：把多于ｍ个物品放到n个抽屉里，至少有一个抽屉里的物品不止一个。更一般地说，把 m×n＋1个物品放到 m 个抽屉里，总有一个抽屉里的物品至少有 n＋1个。例如，把7（3×2＋1）本书放到三个抽屉里，不管你怎么放，总有一个抽屉里至少有3（2＋1）本书。在“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中，把两个桃子看作两个抽屉，把三名勇士放进去，至少有两名勇士在同一个抽屉里，即有两人必须合吃一个桃子。如果勇士们宁死也不肯忍受同吃一个桃子的羞耻，那么悲剧的结局就无法避免。
抽屉原理虽然简单，但在数学中却有广泛而深刻的运用。十九世纪德国数学家狄里克雷（Dirichlet，1805—1859）首先利用抽屉原理来建立有理数的理论，以后逐渐地应用到引数论、集合论、组合论等数学分支中，所以现在抽屉原理又称为狄里克雷原理。
1947年，匈牙利数学家把这一原理引进到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当年匈牙利全国数学竞赛有一道这样的试题：“证明：任何六个人中，一定可以找到三个互相认识的人，或者三个互不认识的人。”
这个问题乍看起来，似乎令人匪夷所思。但如果你懂得抽屉原理，要证明这个问题是十分简单的： 我们用A、B、C、D、E、F代表六个人，从中随便找一个，例如A吧，把其余五个人放到“与A认识”和“与A不认识”两个“抽屉”里去，根据抽屉原理，至少有一个抽屉里有三个人。不妨假定在“与A认识”的抽屉里有三个人，他们是B、C、D。如果B、C、D三人互不认识，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三个互不认识的人；如果B、C、D三人中有两个互相认识，例如B与C认识，那么，A、B、C就是三个互相认识的人。不管哪种情况，本题的结论都是成立的。
由于这个试题的形式新颖，解法巧妙，很快就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使不少人知道了这一原理。其实，抽屉原理不仅在数学中有用，在现实生活中也到处在起作用，如招生录取、就业安排、资源分配、职称评定等等，都不难看到抽屉原理的作用。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不少成功地运用抽屉原理来分析问题的例子。例如宋代费衮的《梁谿漫志》中，就曾运用抽屉原理来批驳“算命”一类迷信活动的谬论。他写道：“近世士大夫多喜谭命，往往自能推步。予尝见人言日者阅人命，盖未始见年、月、日、时同者；纵有一二，必倡言于人以为异。尝略计之，若生时无同者，则一时生一人，一日生十二人，以岁记之，则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计之，止（只）有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人而已。今只从一大郡计，其户口之数尚不减数十万，况举天下之大，自五公大人以至小民何啻亿兆？虽明于数者有不能历算，则生时同者必不为少矣。其间五公大人始生之时则必有庶民同时而生者，又何贵贱贫富之不同也？”
费衮指出：把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八字）作算命的根据，把“八字”作为“抽屉”，不同的抽屉只有12×360×60＝259200个。以天下之人为“物品”，其数“何啻亿兆”，进入同一抽屉的人必然千千万万，因而结论是“生时同者必不为少矣”。既然“八字”相同，“又何贵贱贫富之不同也？”
清代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阮葵生的《茶余客话》、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中都有类似的文字。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我国学者虽然很早就会用抽屉原理来分析具体问题，但是在古代文献中并未发现关于抽屉原理的概括性文字，没有人将它抽象为一条普遍的原理。最后还不得不将这一原理冠以数百年后西方学者狄里克雷的名字。
“悟已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追。”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办什么事情都难免要受到抽屉原理的制约，我们的各级领导，在施政决策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对这一原理掉以轻心的。
袁世凯行贿之一例
？ 周英杰
《书屋》2005年第5期刊载了魏得胜先生的文章《当红袁世凯》，该文客观地分析了晚清政坛上的一大枭雄人物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令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不过，该文似也有一处与历史不相吻合的错误判断。
在该文第三部分，作者指出：“袁世凯走向晚清乃至民初的政治前台，尚无实据表明，在他的仕途中，有什么奴颜婢膝似的买官、贿官之行为，凭的完全是个人的实力和举世公认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才干。”
凭心而论，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在风雨飘荡、波谲云诡的晚清政局中脱颖而出，走向历史的前台，固然是凭借着他自己的“实力”和“举世公认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才干”。但是，倘以为袁某人在其擢升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奴颜婢膝似的买官、贿官之行为”，弄得好像一个“外星人”跑到了极为腐败的晚清官场中，则是与历史事实明显相悖的。
实际上，关于袁世凯玩弄心机，向当道邀宠固位的行贿事略，在各种已经出版的公开史料中并不鲜见。例如，在由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于1934年出版的《政海轶闻》中（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重印），就曾记载了一则有关袁世凯善于揣摩慈禧太后的心理，巧于行贿而得欢心的故事。
西后垂帘听政时，袁世凯以出卖戊戌六君子充任北洋总督，极意结交阉宦，使侦西后意向以投其所好，因之宠眷逾固。其时，国步方艰，朝廷罔恤民力，值后诞辰，疆吏搜珍选异，各出心裁，以贡品之良窳，卜恩眷之隆替。煌煌盛典，举国骚然，惟北洋大臣近在辇毂之下，独无所献，人咸咄咄称奇，然袁意别有所在也。某日，后巡视珍品，啧啧称赏，最后目注四睹，沉吟无语而出。宦者以告，袁猛醒曰：“得之矣。”他即搜集名画若干帧，盛饰以进。后大悦曰：“蔚亭实获我心，吾正思此物，此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