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到了极点。
“学术性”像一条棍子，在“堆泥”大师们手中挥舞，见到自立山头者就是当头一棒，将其打倒。久而久之，“学术性”就成为“堆泥性”的同义语，学术即堆泥，堆泥即学术，再难分开。谁能对某一学问体系条分缕析，了如指掌，谁就是学问家。也难怪，中国的八股文考试就是以“四书”、“五经”为基准，将“四书”、“五经”熟稔于胸者可以顺利过关，入仕为官。如果偏离“四书”、“五经”，就算自己的观点再有新意，再言之成理，也要名落孙山。我不否认“八股文”是极好的考试思路，但考试仅仅以几部经典为依据实在是害人不浅。这种做法把中国人的创造性泯灭了。
创造性泯灭之后，种种偏见于焉而生，成为国民性的组成部分。这些偏见积之也久，纠之也难。
第一个偏见就是把有新意的思想打成“异端邪说”，大力排斥。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1818～1891）极有见地，著有《养知书屋通集》。他以亲身考察与体验揭示了西方强大、中国孱弱的原因，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放弃陈规陋习，结果不为世人所容，反遭嫉妒与迫害，难以自善其终。试想，如若郭嵩焘的主张被国人接受，不说中国可以取代日本执亚洲之牛耳，至少可以免遭甲午海战之辱。郭嵩焘道出了真理，却得不到认同。喜欢“堆泥”的士大夫们听不进他的新颖言论。
第二个偏见是“专家”高于“学者”。这是“堆泥”高于创新、“术性”高于“学性”的翻版。这不仅表现在“专家、学者”的称呼排位上，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在成果评奖中尤为明显。评奖不能不填表，表格中重要一项就是有“成果所属学科”，学科越纯被评上的可能性越大。大学教师或科研人员为了职称，必须写出有“学术性”的文字。每年为“学术性”而奔忙的何止百万！戳穿了，“学术性”指的就是“画圈”，指的就是言出有据（变相抄袭），指的就是理论体系的完整。其实，真正有“学性”的成果是没有明确与之对应的学科的（如孔子之《论语》、卢梭之《忏悔录》、尼采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治学的鼓励机制（奖励“术性”，奖励纯学科研究）背离治学的客观规律（未知真理往往存在于多种学科的边缘交叉地带），成为中国治学最大的阻力。现在，人文学科领域确实弥漫着这样一种不良风气：不接纳有创造性但无明确学科可以挂靠的研究成果，草率地将其认定为没有“学术性”。他们哪里知道，在人文科学领域，创造性治学往往不拘具体学科，在诸多学科的边缘交叉地带行走，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忽而行天忽而走地，围绕“问题”展开，而非围绕前人某项成果展开，更不遵循某种套式，只有如此方能取得成果。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任何一个纯学科，它的未知资源都是越来越少，抱残守缺是难有作为的。
第三个偏见是重视微观的、具体的研究，忽视宏观的、抽象的研究，以为凡微观的、具体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凡宏观的、抽象的研究都是没有价值的。也许将这一原则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还有些道理，用于人文学科领域则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人文学科领域，宏观把握乃认识之前提，不把握这个前提根本无法认知研究对象。正是由于这一偏见，造成当今学匠有余而学者不足。
第四个偏见是尊“知”为师，错把“知识”作为评价“学术”水准的依据。在人文学科领域，真正的精英往往是有思想的人。
以上偏见至今仍在束缚人们手脚，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难以接近真知。
若想让思想自由飞翔，不能不肃清一切偏见，轻装前进。尤其要认清“学科”与“学术”之间的关系。
如果以孔子、柏拉图为开端，人类已有两千多年治学史。从大的方面考察，经历了“无学科”、“有学科”与“学科边缘化”这样三个阶段。毋庸赘言，孔子、柏拉图是不讲学科的，培根之后学科如雨后春笋。当今进入“学科边缘化”阶段。所谓“学科边缘化”并非不要学科，而是不拘泥于某一学科。当今时代，死守一个学科是无法出成果的。众所周知，DNA双螺旋结构就是由四位科学家同时发现的，他们分别从事医学、生物化学、物理学等不同学科，正是珠联璧合的合作促使了新成果的诞生，固守一个学科根本无法发现DNA结构，因为DNA的奥妙本就藏匿于众多学科之中。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人文科学就更需要突破学科的羁绊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对跨学科人才嗤之以鼻，以为这样的人无一所精，难成大事。殊不知，随着人类发现真理的速度不断加快，存留于纯学科中的未知问题越来越少，所以宏观型、综合型、全面型人才最有发展前途。
偏见绝非空穴来风。
首先，“堆泥”者的群体异常庞大，他们本能要保自己的饭碗。一部《论语》养活了多少人实在难以估量，说有千百万定不为过。不用说《史记》、《文心雕龙》等文化历史巨著，就是“一把心酸泪，满纸荒唐言”的《红楼梦》也不知为其后多少文人提供了饭碗（我并无贬损《红楼梦》之意，只是认为犯不上那么多人一拥而上去争夺这个有限的资源）。“红学”固然证明了《红楼梦》之伟大，同时也说明了后人的无能。
其次是懒惰心理在作怪。思想创造是极其困难的事情，非勤奋者不能成功。若以思想性、创造性定优劣，能够留在学界继续吃治学饭的恐怕也就寥寥无几了，所以人们争相做“堆泥游戏”，以此回避辛劳。
第三是嫉妒心理在作怪。让人不能理解的并非“堆泥治学”（阐释也有其价值，故也有存在的必要）本身，而是对创造性的不能容忍，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唐诗兴旺是因为唐朝没有形成研究“诗论”的热潮，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风格与写法各不相同，万态千形，不拘一格，荡思八荒，神游万古，诗苑之葩才开得格外绚丽。宋词发达是因为宋朝没有研究“词格”的热潮，词家读破万卷直吐胸臆，随意挥毫自由超迈，才有了宋词的繁荣。做反向思考与推理，如果唐宋两朝满街满巷都是研究“诗论词格”的，张三说诗应该这样写，李四说应该那样写，王五说“无言诗词才是最好的诗”（由“无为而治”而来），论诗词的比写诗填词的还多——如是则无诗词矣。
观今日学坛，鲜有论学者，却多专门研究治学之道的“学术家”，他们动辄以自己的文字为“学术”标本，将“学术性”挂在嘴边，把“没有学术性”的帽子戴在做学问人的头上，让他们慑于紧箍咒，乖乖就范。
当今“学术家”车载斗量无法计数，正好彰示出学问的危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联想，明清时代诗词论家迭出——其中不乏以“三袁”（袁宏道、袁中道、袁枚）为代表的大家，却没有大牌的诗人词客，诗难颃李杜，词难颉柳苏。
随便说一说容易，认真研究就难了。“学”之难在于它是发前人所未发，议前人所未议，提出真实问题并建立独特而有价值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要经受他人的批判，被证明揭示了真理或对继续揭示真理有益，如此才能谓之“学”。
“治学者”，“正在学习者”之谓也。“学者”不是学成之人，而是在学之人。“学者”的力量恰恰蕴藏于“学习”之中。“治学者”追求的是创造性，一见一解，必自心出；创意造言，绝不相袭。
所谓“术”，就是以前人的思想成果为原料进行精细加工，将前人的成果总结归类，条分缕析。“术”是“学”的衍生物，如果没有“学”在前，就不会有“术”的繁衍。
“治术者”多为学成之人。他们已经满腹经纶，要做的不过是将胸中所藏介绍给不如他的芸芸众生。“治术者”们的好奇心远远不如治学者强，这便是其致命弱点。
只有“治术者”才需要以篇幅证实自己的才学，以结构表征自己的功底，以概念熟稔于胸来证实自己的成熟，以旁征博引来证实自己“治术”之气势。在某一领域他们呼风唤雨，吆天喝地，宏博深厚，铺张扬厉，深思所至，笔无遗珠，无所不能，无所不逮。然而他们无论写得怎样精彩，都摆脱不了成见，“成见”在学习过程中已经被铸就。他们的写作一般都是先有成见而后落笔。只要是“治术”，堆垛之习便在所难免。名章警句，皆由人出，感事触物，皆随人仰，故而言出皆有据，注释极多，正所谓“寻章摘句”者也。我们绝对不能说“治术”无用。至少“治术”可以起到推广宣传学问的作用，何况治术者还可以考证悬谜，拆解疑难，使学问更易于理解。
我并不一概反对“寻章摘句”。搞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有时避免不了寻章摘句，袭用前人典故。但搞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地步就成问题了。袭用也有各式各样的，有菀其鸿载（取其大）的，有拾其香草（捡其小）的。无论如何“摘录”应该浅尝辄止，集古今之精，拢四海之华，将他人之长凝固成精华，而非照搬照抄。中国历史上，大凡真正的学问家绝不套他人口风，袭他人观点。不用说抄袭，就是行文啰嗦重复也会立遭诟病。大书法家与散文家王羲之在《兰亭序》中使用了“丝竹管弦”一词，立遭非议，说“丝竹”即“管弦”，二者用其一足矣云。往者已矣，其人已没，然而这个关于写作态度的典故却永久地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
中国历史上的学问大家，有治学的，有治术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真，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有了这种态度方能做好学问。
梁启超早在百年前就告诫国人，“学”是“学”，“术”是“术”，二者不容混淆。不想百年过去，“学术性”已经沦落为大众化俚语，没有谁不知道它代表一种权威，一种不同于政界或商界的权威。掌握权力的学阀可以断定某某作品“有学术性”或者“没有学术性”。学问的评判已经由公议变为少数人说了算的私事。更糟糕的是，“术”与“学”被紧紧粘在一起，很难分开，鱼龙混杂，而真正有“学性”的成果只能向隅而泣了。
为公平计，为增益学问计，为繁荣学苑计，为民族昌盛计，该对“学术”分类与评判体制做深刻检讨，还“学性”、“术性”以本来面目了。
从提倡“咬菜根”谈起
？ 李 培
古人云“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俗语亦云“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周作人在散文中曾反复提到这类字句，行文间难掩赞赏之意，这代表了他关于生活的理想境界：布衣蔬食、闭户读书、优哉游哉。但事实上，终其一生，他从未试图将这种“咬菜根”理想付诸实践，相反，各种史料表明，他在现世追求的恰恰是另外一种有美食相伴的精致享乐生活，甚至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真是奇哉怪也。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是时代家庭的客观原因还是个人思想深处的贪欲在悄悄作祟？
慕古怀旧的菜根情结
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慕古，一是怀旧，两者综合作用，形成了他“青灯一盏、清茶一杯、布衣蔬食”的生活理想，“咬菜根”则是这种理想的载体。
先说慕古。他出生于1885年初，时值清末，周氏家族又是书香门第，于是，他从小便读“四书五经”，后来还去参加科考，一早便接触到以儒家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虽则日后又接受了许多外来思想，但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不可抹杀。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周作人颇多与古人心灵相契的地方，儒家“独善其身”的安贫乐道思想就深为他所喜，如孔子所云：“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回所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常常被他在文中提及，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出于种种需要，他自居为正宗儒家时，这些观点亦成为重要依据。
另外还有南齐的周颙：“清贫寡欲，终日常蔬食”；宋代的黄山谷在画作上所题：“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清代学者李渔的论点：“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进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至羊来踏破，是犹做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1〕凡此种种，统被周作人列为“道德的吃菜主义”一派，对这种崇尚朴素清淡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