绎李氏之书者如《厚黑孙子兵法》、《厚黑管理学》、《厚黑爱情学》等亦纷纷出笼。李氏所著《厚黑学》一书不足二十万字，而演绎之书却是洋洋大观、连篇累牍，超出原书不知几倍。
而看演绎李氏之书，均一律从“面厚心黑”四字出发，影响世人，似乎无论什么人做什么事，都必须面皮厚、心肠黑才对。人们一时也是“谈李色变”，视李宗吾为洪水猛兽，于世道人心大有罪过。殊不知这绝非李氏本意之所在，因此对本书也大有澄清之必要。
李宗吾《厚黑学》一书宗旨，见《厚黑丛话》一文，他说道：“我定有一条公例，用厚黑学以图谋一人之私利，是发卑劣之行，用厚黑学以图谋众人之利，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并同时言道：“用厚黑以为善，则为善人；用厚黑以为恶，则为恶人。”由此也可见李氏当时著作此书，绝非教人为恶，而是为图谋众人之利而作。
李宗吾在当时拈出“厚黑”二字，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的。李氏著书年代，正是中国备受世界列强欺负凌辱之时，李氏提倡以厚黑应对。因为在他看来，列强的外交方式不外有两种，一是劫贼式，二是娼妓式。劫贼的蛮不讲理武力掠夺，李宗吾称之为“黑”；而娼妓的甜言蜜语两面三刀，李宗吾称之为“厚”。中国在应对列强中吃了大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正如魏源所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李宗吾认为应当以恶抗恶，中国在对付列强时，列强用“厚黑”，我们也必须以“厚黑”迎之才是。他在书中说道：“我们可把世界帝国主义看作一个强秦，把世界弱小民族，看着六国，组织一个‘弱小民族联盟’，以与帝国主义周旋。”（《厚黑丛话》）这些观点在当时看来其实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另外他在讲到中国历史上如明代徐阶参倒严世蕃、清代曾国藩法办李次青的典故，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李宗吾言以厚黑治国，越厚越高尚，其著书本意当在此处。
再看李宗吾在其《宗吾谈政治》、《宗吾谈经济》等文章中，丝毫看不出他的刁钻古怪味道。他提倡民主共和、反对专制。对选举国家领袖、国民的参政议政、国家各级机构的义务和责任，都是天下为重的观点，而无丝毫奇谈怪论。他在《宗吾谈经济》一文说道：“使全国人贫富相等，更应主张立足点平等，使全国人致富的机会相等。”他所提倡的血液分配法、雨露分配法的经济分配方式，无论正确与否，都满含民主共和制色彩。他竭力所拥护的正是孙中山先生号召的“天下为公”原则，言语诚恳敦厚。
从这一系列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李宗吾学说的思想根基，那就是厚黑面具下的孔孟之心。李氏原名“宗儒”，入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后始改名“宗吾”。但他一生实际是深受孔孟影响的一生，本书中的《厚黑经》一文，套用的全是《论语》中的孔子言语，他硬将孔子的“仁”说成是“厚”，“义”说成是“黑”，也并未跳出孔子范畴。而他在《返本线的发明》一文中更是流露出他的思想本原。他说：“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向内返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内发展。就好比建筑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而他在《和达尔文开个玩笑》、《为克鲁泡特金学说的修正》两篇文章中，对达尔文的弱肉强食一味竞争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都作了无情驳斥，反观他所提倡的则纯粹是儒家的“中和”学说。另外再从李氏本身的为人来看，他也一直是个讲谦让中和的厚道之人。李氏鄙薄名利，在与“厚黑学”相对的《薄白学》一文中他写道：“重庆关的监督，是何等天字第一号的肥缺啊！但他不肯干，即有人劝劝也不干。官产清理处的经理处长，也不能不说是发财的机会罢，但前者他要求减薪，后者裁撤时，落得没有归家的路费。”如此观其为人，丝毫不见“厚黑”。而和李宗吾本人曾有密切交往的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在《李宗吾与〈厚黑学〉》一文也曾言：“我同李宗吾还有一段因缘，在我的印象里，李宗吾一点也不厚黑，可以说还很厚道。”“我对他很敬佩，这个人学问很好，道德也好，生活也很严肃。”（见《历史人生纵横谈》，南怀瑾著，华文出版社，1993年。）
也正如李宗吾在《亲访宗吾答客问》一文所叙述那样：“古今真理，只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孔孟的仁义，老子的道德，佛耶的慈悲博爱，和宗吾的厚黑，均是一个真理，不过说法不同罢了。”由此看来，在李氏眼里，他所谓的“厚黑”，也只是于“仁义”、“道德”、“慈悲博爱”之外换个说法而已。
既然李宗吾说真理只有一个，仅仅只是说法的不同，但他何以于“仁义”、“道德”、“慈悲博爱”之外偏偏拈出“厚黑”两字为自己著作的总纲呢？从文中看来，大概还是出于儒家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迫切心理吧。李氏在书中不止一次大谈著作问世后，自己同门下弟子跟孔子同孔门弟子一样大吃冷猪肉的情形，言辞中充满了向往羡慕之情。也大概正是在这种极端心理的驱使之下，他才于孔孟的“仁义”之外，单单挑出了这极端的“厚黑”二字。
（《厚黑学大全》，李宗吾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谈一谈“刘项原来不读书”
？ 关天道
何兆武先生是我所钦佩的学者，因此处处留心他的文章。近日读何先生发表于《万象》2005年第一期上的大作《说“刘项原来不读书”》，颇有收获，颇受启发。在文章中，何先生提到了傅斯年先生在1945年作为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延安访问团”成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书赠其唐五代诗人章碣诗《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何以特书此诗以赠傅斯年？”何先生非常慎重地自问自答道：“是不是那意味着：你们这批号称陈胜、吴广的，终究是不能成气候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并非是知识分子的刘项之辈。”同时，何先生对于自己这种解释不太满意：“不过，以上这种解读似乎也有杆格（应为“扞格”，想是打印之误）难通之处。因为，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是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如果按以上的解读，他又是对反秦始皇者给予肯定的了。”因此，“究竟如何加以解读，不敢肯定。姑妄言之如上，以俟通人”。在这里，何先生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是毛泽东特以“刘项原来不读书”之诗赠傅斯年的用意到底何在？二是一贯高度评价秦始皇的毛泽东为什么同时对于刘项等反秦始皇者也给予肯定？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有所关联的。这两个问题与其说是何先生自己的疑惑，不如说是何先生对于读者的考问。笔者不敢以通人自居，但是愿意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赠傅斯年这首诗的缘起。五四运动期间，身为北大学子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先锋，而当时的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因傅斯年常到图书馆看书，故和毛泽东相识。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回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而傅斯年则在北大创办了《新潮》杂志，这两份杂志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故毛与傅有着一定的渊源。在1945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时，7月5日凌晨，毛泽东邀其独谈。在谈话中，毛泽东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为反帝反封建作出的贡献。傅斯年对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通宵长谈结束时，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便以上面所提及的章碣的《焚书坑》一诗赠傅斯年并附信一封：“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关于章碣的这首诗，需要说明以下几点，一是在宋代尤袤的《全唐诗话》卷五中，此诗名为《焚书坑诗》；其第三句为“阬灰未冷山东乱”，其中“阬”为“坑”的异体字，而“冷”不同于毛泽东所书之“烬”，而前者似较后者更为恰当。二是据《全唐诗·诗人小传》介绍，其作者“章碣，孝标之子登乾符进士第后流落不知所终。诗一卷”。何先生在文章结尾称其为唐五代诗人，似较毛泽东在附信中称其为“唐人”为确。三是这里的“焚书坑”据传是当年秦始皇焚书的一个洞穴，旧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的骊山上。其实这只是一种附会的说法，秦始皇当年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未必要先挖一个大坑。而据台湾的大居士南怀瑾先生的说法，当时焚烧的书籍非常有限，大部分的禁书被封闭于阿房宫，后为“咸阳三月火”所毁。四是诗的后两句其实都是写意而非写实的，为的是增强对于秦始皇和暴秦之政的讽刺效果。“坑灰未冷山东乱”当然是夸张了，因为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时距秦始皇焚书的公元前213年已经有四年之久了，坑火焉能不烬？坑灰焉能不冷？此句中的“山东”不是元代始设的行政意义上的山东省，而是一个泛指的地域。在秦汉三国时期，山东指的是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特别是指崤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刘项原来不读书”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因为刘邦和项羽都并不是“不读书”之辈。“不读书”的反倒是陈吴之辈。但如果说是“陈吴原来不读书”，则讽刺意味大为降低。而说“刘项原来不读书”实质上是指秦始皇的焚书政策不仅没有使得秦王朝千秋万载，反而使其旋踵而亡了。
在我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赠傅斯年这首“诗眼”为“刘项原来不读书”的《焚书坑》，主要还是自谦——尽管这种自谦的诚意是很难衡量的。当时对谈时傅斯年所说的“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为自谦之词，意思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虽然开一时风气之先，但真正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重任的还是毛泽东之类的革命家。因此毛泽东在给他的附信中说其“未免过谦”，并顺势也自谦一下：其实我们这些革命家都是些“不读书”的“刘项”，比不了你们这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所谓“故述唐人语以广之”，其实就是用自己的自谦来回应傅斯年的自谦，并不显山不露水地表达了自己其实是在继续傅斯年等五四先驱们的未竟之事。在这里，“不读书”更多地表示一种自谦而非自豪。如果说毛泽东在这里是以“不读书”为荣，那就有许多地方讲不通。首先就是没有事实基础——因为大家当然也包括傅斯年都知道毛泽东不仅不是“不读书”，而且读的书恐怕不比任何人少只会比大多数人多。其次就是相对于刘项，应该是“陈吴原来不读书”。据《史记·高祖本纪第八》，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是大字不识一斗的，否则最基本的亭长职责也是无法完成的。而据《史记·项羽本纪第七》记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可见项羽的问题是学习浅尝辄止而不是一字不识。而陈胜和吴广是“与人佣耕”的农民和闾左，知识水平相对于刘项肯定尤为不及。如果说刘项是“不读书”的，那么陈胜吴广就更加是“不读书”了。如果说毛泽东赠这首诗的用意在于推崇“不读书”而讽刺“读书”，那么，陈吴应该比刘项更好，因为他们比刘项更不读书。让包括傅斯年等学富五车的五四运动健将处于“更不读书”的陈胜、吴广之列，怎么都是讲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这里的“不读书”的确是自谦而非自豪或自负。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视知识分子为可以争取团结起来夺取江山的宝贵资源，怎么能在像傅斯年这样极有人格尊严和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面前自鸣“不读书”呢？胸有大志的毛泽东是不会为逞口舌之快而自毁长城的。
同时，毛泽东在这里的确也有自况的意味，但是自况的重点不是“不读书”而是“刘项”。客观地讲，对于那些敢于反抗秦朝暴政的人，毛泽东都是不吝赞词的。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