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是项羽和刘邦不同的人才观和他们的用人之道。
《史记。高祖本纪》中对此有详细记载：“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刘邦不然，虽然他在很多方面都并无突出才能，在战略部署、战略指挥方面比不上张子房张良，诚如“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在后勤管理、保证供给方面比不上萧何，直言“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在“横扫千军如卷席”的作战能力方面比不上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但是刘邦最大的优势便在于他能够“知人善任”。也因此，他曾坦言：“此三子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
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这一点上刘邦确实是个聪明人，在识才用才方面他显然比项羽更胜一筹，所以刘邦“得天下”。
当俞敏洪开着自己那辆红色的破车为了新东方在北京的大街上呼啸穿行的时候，有人曾笑着对他说：“你怎么成个体户了？”
俞敏洪张大嘴巴说不出话，他自问自己难道仅仅只是一个“个体户”？面对千军万马的学生，他还以为自己有一点点教育家的风采了呢。这一句笑言无疑又伤了俞敏洪可怜的自尊。这时他找到了一个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的朋友——另一位中国英语考试培训界的领军人物杜子华。
杜子华，一个游侠一样的人物，颇有一些传奇性的经历。他在山东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就一直保持着对英语学习的浓厚兴趣和执著热情。杜子华每天大量阅读英文读物并反复观摩英文电影，将自己完全淹没在一个鲜活的英语世界里，几近痴狂。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好，说“天道酬勤”也好，总之，1989年，杜子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专业，这是令无数一流学校的语言学习者们所神往的学校和专业。
之后，研究生阶段的系统学习使杜子华在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写作等方面都更上了一个台阶。同时他开始从事英语教学、高级翻译和同声传译工作。杜子华在英语实际应用方面的水平确实不得不让人佩服，在这段时期，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电影听力学习法”。这种学习方法轻松愉快，在电影情节的引领下，对于学生看懂、听懂影片中的所有对白大有帮助，还能帮助学生学习理解影片中的风土人情、民俗民风和方言俚语。由于这种方法生动而不枯燥，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学校出类拔萃的杜子华在1992年研究生毕业后，开始了他对西方数十个国家的游历生活。这种游历生活使杜子华眼界大开，体验了很多的事情，结交了各色各样的朋友，还有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过的经历，都使得他能够更深层次地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了解到西方社会的文化、思想、教育方式和方法。
因此，回国后的杜子华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学生单一、死板的英语学习方式十分不可取。杜子华决定立即投身到英语教育和管理的工作中来，愿意将其一生所学尤其是其独特的学习方法介绍给广大英语爱好者。秉持着教育家的理念和情怀，杜子华办了自己的英语培训学校——“理想学校”，并很快在北京英语培训界崭露头角。
才华横溢、崭露头角的杜子华引起了俞敏洪的注意，他听说杜子华的口语和听力课程讲得非常棒，而口语和听力恰恰是新东方的薄弱之处，所以想把新东方做大的俞敏洪迫切地需要杜子华这样的人才。
1994年的一天，杜子华在他的外语培训学校接到了俞敏洪的电话。几天后，两位在北京英语培训领域各负盛名的“教育家”会面了。
初次会面谈得很愉快，壮志满怀的俞敏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和发展，讲了对未来的美好设想，讲了对人才的渴望，讲了新东方的光明前景，讲了新东方能给杜子华的东西。在俞敏洪的描述中，杜子华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施展自己才华、实现自己抱负的舞台。最终，杜子华加盟新东方学校，北京英语培训界的两位领军人物正式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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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虎添翼：海外觅英才
俞敏洪无疑是一个聪明人，一个颇有自知之明的人。他说，新东方之所以能从竞争激烈的英语培训市场脱颖而出，最成功的决策就是把那帮比他有出息的海外朋友请了回来。
1995年，新东方年收入已经达到几百万，学生已经达到两万人的规模。看着越来越大的“摊子”，俞敏洪深深地感到自己个人力量的有限，如果再继续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的话，新东方的前程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俞敏洪怎么忍心让自己白手起家、辛辛苦苦办起来的新东方毁在自己的手里？他想把新东方做大，但要把新东方做大，必须先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思考再三，俞敏洪想起了那些比自己“有出息”的大学同学、大学同事。要找合作伙伴的话，这些有多年的老交情、一起共同生活或者工作过、留学国外颇有才华的朋友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将比自己有出息的人请回来，这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一时冲动。俞敏洪事先就考虑好了请哪些人，如何游说，请回来之后让他们干什么，等等。
1995年冬天，积累了一小笔财富的俞敏洪飞往北美，这里曾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现在他有钱了，他的新东方越来越火，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还应不应该再出国，不知道自己的新东方算不算一种事业。他想亲自去那片一直让他耿耿于怀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看看那些当年比自己有出息的朋友们在国外怎么样，试探一下他们是不是愿意回来和自己一起做“事业”。
俞敏洪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找到曾一起在北大当老师的朋友徐小平。这时徐小平已经在加拿大生活将近十年了，生活过得稳定而富足。在徐小平温馨舒适的家里，两个老朋友喝着老黄酒，酣畅淋漓地谈了四天四夜。俞敏洪讲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发展机遇，但是这些都不是俞敏洪想讲的，他最想讲的是他的新东方，他不无感慨地讲了新东方创办时的艰辛，自豪地讲了新东方的成功，又充满豪情地谈到了新东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几天几夜的促膝长谈，徐小平一直听得激动不已，也感慨不已。他觉得俞敏洪的新东方就像一个奇迹，他没想到自己在海外漂泊多年苦苦追求的成功，俞敏洪却在国内实现了。他从成功的俞敏洪身上看到了充满希望的中国。俞敏洪的新东方激发了他心底一直蠢蠢欲动的激情，他激动地举起酒杯对俞敏洪说：“哥们儿，我跟你回去！冲你那1000人的大课堂，我也要回国做事！”
徐小平的赞赏和支持给俞敏洪增加了巨大的信心。辞别了徐小平，俞敏洪又马上赶到美国，找他的北大同学王强。1990年王强来到美国的时候几乎是身无分文，但是三年之后他居然成功进入了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而且是以计算机硕士学位进入的，只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他三年竟拿下了这个学位进入了国际一流的实验室，王强的成功在留学生中成了典范。
1995年圣诞节前夕，在一场罕见的暴风雪中，俞敏洪驾着车在美国波士顿通往新泽西州的公路上艰难地前行着。他一刻也不能等了，一定要马上见到王强。俞敏洪顶着暴风雪开了8个多小时的车，终于在深夜到达了王强的家。
俞敏洪在王强家住了几天，两人喝酒聊天，聊来聊去，还是聊新东方，聊1000多人的大讲堂。在枯燥的研究所待久了，王强回忆起一起在北大当教师的生活，他竟然被俞敏洪勾起了教书的欲望。
然而，更让王强震惊的是俞敏洪在留学生中的威望。白天，王强陪着俞敏洪参观普林斯顿大学，在图书馆、餐馆、商店里，只要碰上个黑头发的中国留学生，都会向俞敏洪叫一声“俞老师”。这可是世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竟然这么多人是俞敏洪学生！他们都在新东方上过课！这让王强“受了刺激”，他开始重新打量俞敏洪。
俞敏洪态度很明确地说：“你不妨回来吧，现在国内与你走的时候不一样，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了。”王强欣然接受了俞敏洪的邀请。那时候王强在贝尔实验室的年薪是6万美元，当别人问起王强为什么放弃美国的高薪生活回到新东方时，王强的回答非常经典：“在国外是为了活着而工作，回到国内则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不久，徐小平、王强站在了新东方的讲台上。1997年，俞敏洪的另一位同学包凡一也从加拿大赶回来加盟了新东方。俞敏洪的北美之行战绩不小，随着海外力量的陆续增援，新东方的气象为之一变。每当说起这些，俞敏洪总是一半谦虚一半认真地说：“任何一个人办了新东方都情有可原，但就我不能原谅，因为我在同学眼里是最没出息的人。我的成功给他们带来了信心，结果他们就回来了。”
化外物为我所用，纳先辈之精华，引外籍之精理，升自身之质地，牵行业之风向，是新东方做长久、做健康管理思想、文化建设的理想状态和长远目标。俞敏洪将散居天涯的一队人马重新聚在了新东方，他知道他的这些朋友们将一同做起一个something beyond money（超越于金钱之上）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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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思想家庄子颇有才学，楚威王想请他做楚国的国相。何谓国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吃不完的山珍海味，穿不了的绫罗绸缎，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是，庄子不为所动，虽生活困苦，衣衫褴褛，常忍饥挨饿，却继续专心研究他的学问，苦苦探求人生哲理，终于自成一家，名垂青史。
对庄子来说，国相仅是一个职业，为国君打工而已；思索人生，追求真理，才是他的事业。若他贪图安逸，接受楚国的国相，也许早就被世人遗忘。一个真正有远大抱负的人，终其一生，追求的是事业有所成，而不是职业生涯的辉煌。事业与职业不同，事业是生活的目的，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职业是谋生的手段，为了衣食住行。
为了事业，“海龟”们回到了俞敏洪这里。这是一帮大视野、大志向、大追求的青年才俊，他们深深地知道“职业”与“事业”之间的区别，岂能为了贪图国外的舒适安逸而放弃做一番事业的大好机会？
俞敏洪时常调侃自己是“一只‘土鳖’带着一群‘海龟’奋斗”。
海龟的“硬度”：用个性延展新东方
视野有多远，事业就有多大。在俞敏洪的鼓动下，在新东方这个大舞台的诱惑之下，昔日好友徐小平、王强、包凡一、钱永强陆续从海外回来加盟新东方。经过在海外多年的打拼，这些“海归”身上都积聚起了巨大的能量。来到新东方，他们不仅带来了世界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先进的教学方法，在新东方这个极具包容性的舞台上，他们也尽情地展示和张扬着自己桀骜不驯的个性。
这批“海龟”在国内的时候就是一群非常有个性的人，当他们经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更加地桀骜不驯。
与这些“海龟”们相比，俞敏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包子”。在北大的多年，他都是一个“边缘人”、“站票观众”，是同学们眼中“最没出息”的人。在大家都出国的时候，俞敏洪被北大“扫地出门”，被迫作了一个不甚光彩的“个体户”，为此又曾被国外归来的朋友们取笑了一番。
在这样的情况下，俞敏洪这个地地道道的“土鳖”要想让那些“海龟”服服帖帖地听他的指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俞敏洪曾说过，在新东方，没有任何人把他当领导看。就拿徐小平与俞敏洪的关系来说，徐小平在俞敏洪考入北大之前就是北大的老师，所以尽管两人之间有哥们儿义气，但是徐小平总是惯性一样地想告诉俞敏洪这件事该怎样做，那件事该怎样做，俨然一番师长派头。
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同处一个屋檐下，难免在工作中磕磕绊绊。每一个“海龟”的“壳”都坚硬无比，俞敏洪在无数个场合下领教过那种“硬度”，“难堪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
俞敏洪无数次后悔把这些精英人物召集到新东方来，又无数次因为新东方有这么一大批出色的人才而骄傲。因为这些人的到来，俞敏洪的视野开阔了，在这种矛盾中，新东方壮大了。
“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这是中国自远古时期就有的治国思想。《诗经》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