菌者”，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参与犯罪的一分子，卡夫卡的这种忏悔意识一方面表现了他严于解剖自己的宽阔而严肃的情怀，但同时也模糊了他对异化的本质的认识。
总之，卡夫卡的小说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现象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示。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座异化的画廊，里面陈列着在这个异化社会中被异化的群像，他们就像那只被驯化成“人”的非洲猿猴（见卡夫卡小说《为科学院作的报告》）那样，不能站立也不能坐下，只能“弯着膝盖蹲着，身子无时无刻不在颤抖。”他们体验着孤独、焦急、绝望、恐惧、无力、负罪等变态的情感，是些被虐待的精神流放者。他们的脸上都有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鞭打过的伤痕，他们在某种神秘权威的制约、支配下无能为力，宿命地走向死亡。
现代小说艺术的探险者——总结卡夫卡作品的艺术特征
卡夫卡小说的艺术探索是为了强有力地表现现代人的异化这一主题而进行的。卡夫卡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体验和艺术思考具有极大的超前性与先锋性，这种超前性与先锋性给他的小说在艺术上也带来了先锋性，卡夫卡为现代世界艺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经验，继他而起的许多现代作家都受益于卡夫卡。
1。象征与图像化
卡夫卡小说较早地显示了现代小说理性化、哲学化的倾向，哲理进入小说中成为小说的核心。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环境都是象征性的，当这种象征性达到高度抽象的程度时，就产生图像化的效果。抽象的哲理取代具体的人物性格或故事情节成为小说的中心。这样他的小说中描写的具体的场景、细节、人物、情节等都超出了自身而负荷着更多的内容，成为一种普遍人生状态或哲学思想的象征，成为哲理的道具和图像。卡夫卡超越了现实的层面而进入超验层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难以言传的东西是指不能用哲学化、概念化的语言加以直接表达的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层体验，这种体验在卡夫卡的笔下借用一种感性图像与多层次的象征意象而传达出来。因而，卡夫卡小说中的感性层面的细节、场景、人物、情节都具有深层的象征与隐喻意义。变成虫的格里高尔、进不了城堡的土地恻量员、找不到法院又被莫名其妙地被逮并处以死刑的银行小官员等等，都成为现代人异化状态、异化体验的象征性图像。卡夫卡说自己的创作是“图像，仅仅是图像；别无其他。”他的小说中的人物及其遭遇都是作为哲理的表现图式而使用的，因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找不到与他们直接对应的人（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成为虫），但其象征意义又无疑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揭示了人的基本生存状况。正如奥地利文学评论家恩斯特·费歇尔所指出的：“卡夫卡潜心于这种充满预感的图像，他倾向于把它当作探索世界秘密，参与现实的决定性手段。”
2。现代寓言
图像化包含了寓言的成份。寓言是卡夫卡运用得最多、最成熟的一种文学形式。寓言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其特点在于它显示了人类通过具体的故事表达抽象的哲理的精神探索和思维方式，寓言中的故事不仅仅是故事，而且还用以表达超故事层的寓意。同时，寓言还有一个特点，即常常以动物为主人公，而这种动物又被艺术地变形了，它们常常有人的思维和情感，是人化的动物。寓言的这两个特点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被得到了创造性的继续和发展。卡夫卡常常创造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寓言故事来表达他对生活、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哲理性思考，他的整部作品都可以作为一个展开了的寓言来读。他的许多以动物或人化了的动物以及动物化了的人作主人公的小说是非常明显的现代寓言，如《写给科学院的报告》中的非洲猿猴，《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虫化了的人）、《地洞》中的“我”，都是被极大地变形了的动物或动物化的人，他们的“形”是动物的，而他们的思想、体验、心理活动又是人的，从而这些动物的故事非常有效地揭示了人的生存状况和人的精神世界。即使不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也都可以作为寓言来读。如《审判》中那个著名的“法律门前”的故事，这是主人公K在陪外宾参观教堂时，一个牧师讲给他听的：一个乡下农民要进法的大门，门卫说现在不行。农民问：以后呢？答：以后可能可以。于是门卫给了他一张凳子，这位农民就坐在那儿等。他等了一年、二年、三年……就这样痴痴地等到死。临死前这位农民问：“大家都渴望进法的大门，可是这么多年，除我以外，怎么没有谁要求进去过呢？”回答是：“这里没有谁能准许进去，因为这一入口是只为你而开的。”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回答，只为这位农民开的门却不能让他进去。但这个寓言不过是要告诉人们：那些以为了人民而设立的政府机构，恰恰不允许人民进去。生活中那些似乎是专门属于你的，为你而安排的东西，最后得不到的不恰好是你么？
不过，我们说卡夫卡的寓言是现代寓言，说他创造性地使用了寓言，意在表明他的寓言或小说与传统寓言的差别。传统寓言中的故事层与寓意层关系过于简单明了（如《狼与小羊》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意），缺少两者之间的必要的多义性和张力关系，很难给读者留下自由想象与再创造的空间。这是因为传统寓言与其说是文学样式。不如说是说理政论样式，它为了追求说理的明晰性而牺牲了形象自身的独立性，形象成为理念的附庸。此外，传统寓言还着意点明故事的寓意，使本来就处于附庸地位的故事层面更加丧失了含蓄蕴蕴藉之美，仿佛读者不明白故事是什么意思似的（其实故事的寓意即使不用点明也一目了然）。卡夫卡的现代寓言则绝不仅仅为了突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寓意 （主题）而对故事作十分简单概要的叙述（传统寓言的重点在寓意的明晰性，所以故事的叙述常常尽可能地简单），更不将寓意着意点明，而是对故事作十分细致的、相当细节化的描写与叙述，使故事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与自足的审美价值。在这种对故事、场景、人物的细致描写中，感性层面的故事获得了相当复杂甚至朦胧含混的寓意 （象征义）。如上所说，卡夫卡作品中的人物，情节与场景的象征意义，一般都可以作多种解释。这就为接受者的再创造和自由发挥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3。虚幻、荒诞、变形与真实的交织
卡夫卡小说中的故事常常是荒诞不经的、虚幻的，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卡夫卡为了突出这种虚幻性，还常常使用幻化的艺术手法，使得故事好像是发生在梦中，它所依循的是一种非理性的、不可思议的逻辑。有人称卡夫卡为“迷宫”的建造者，是很有见地的。这些“迷宫”具有“无法穿透的黑暗”。但卡夫卡并不是不追求真实，只是他对真实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卡夫卡并不认为原原本本地摹拟、再现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的作品是真实的，他不要这种“表面的真实”，而要揭示“内在的真实”。那么当今世界的内在真实是什么呢？是荒诞、可笑、变态，是触目惊心的异化。为了表现这种真实，就必然使现实的表面变形、扭曲，这样才能使这个世界的内在的扭曲、变态相吻合。那么，如何才能让现实变形呢？卡夫卡常用的手法就是幻化、梦境以及夸张、漫画化。卡夫卡小说的总体情节是十分夸张的，比如，人变成虫，农民在法的门口等到老死等等，夸张到了一定程度后甚至产生漫画化的效果。卡夫卡小说的惊人的艺术效果，他揭示人的异化的严重性，常常就是依靠了这种夸张，读他的作品所以常觉怪诞，原因也在此。基于这种独特的真实观，卡夫卡认为只有变形的，才是真正真实的，照片是最不真实的，而毕加索则是最真实的。这样一种怪诞的艺术手法对一般读者或受传统美学观薰陶的人来说或许是残酷的，是对美的亵渎，但这是时代迫使作家这样做的，正如卡夫卡自己说的：“我被疯狂的时代鞭打以后，用一种对于我周围的人来说是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写作，这对我来说是地球上最主要的事情。”
卡夫卡小说的真实还体现在：他的故事尽管从总体上说是荒诞的、夸张变形的，但有相当多的细节描写又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作品中的环境是人间化的，环境中的人物也过着平常人的普通生活。《变形记》中的人变成虫，可以说荒诞到了极点，但家人的言谈、行动、日常生活起居又是多么的真实，像生活本身一样。格里高尔的心理活动也是一个普通人所常有的，没有丝毫的脱离生活的特点。这样，卡夫卡的小说就使虚与实非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他对生活细节、场景细节、生理活动等的细致描写绝不亚于现实主义作家。虚实结合，以实写虚，以虚写实，真处见幻，幻处见真，真总是幻，幻总是真，这正是卡夫卡小说在艺术上的重大特征，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与寓言的交织。”著名的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卢卡契指出：在卡夫卡的笔下，“由于细节所诱发的真实力量而显得实有其事。必须明白，没有这种恰恰在次要细节中显现的现实主义的 ‘比比皆是’，则对我们总体存在中所产生的魔幻的不断召唤，就会把梦魇降低为一种牧师的说教。所以卡夫卡作品的整体上的荒谬和荒诞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卢卡契的意思是如果缺少细节上的现实主义基础，卡夫卡的小说就会变成与传统寓言一样的说教，故事本身由于缺少形象的生动性完整性而失去了独立性，成为理念的附庸。前苏联评论家苏奇科夫也指出：“卡夫卡在故作平淡无奇的日常的形式中表达反常的内容”，结果是赋予了怪诞的情节以似乎真实的性质，显得“比真正的生活还要真实，”“梦境进入了现实的领域。”这样，怪诞与荒谬就渗入了日常生活，仿佛可憎可怕的妖怪已离开童话的世界，在大街上与我们相遇。
3。叙述语调的平淡客观与艺术效果的强烈骇人
卡夫卡是一位追求艺术的震撼人心效果的作家，他讨厌平淡无奇。他反复表示：“我们所需要的书，必须能使我们读到时如同经历一场极大的不幸；使我们感到比自己死了最心爱的人还痛苦；使我们如身临自杀边缘，感到因迷失在远离人烟的森林中而彷徨——一本书应该是我们冰冻的心海中的破冰斧”，“一本书如果我们读了没有感到额头上被猛击一掌，那我们还读它干什么？” （见卡夫卡：《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卡夫卡的这种艺术追求与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相似，他所说的“猛击一掌”也有点像我国明代哲学家、美学家李贽所推崇的“冷水浇背”的效果。在卡夫卡的创作实践中，这种震惊式效果主要是通过怪诞、变形、夸张等艺术手段而达到的，目的在于把人的生存状态的异化本质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变现出来，以使读者大吃一惊 （猛击一掌）。但值得指出的是：卡夫卡是以一种极为客观、平淡、不动声色的叙述语调来向你讲述那骇人的故事，叙述人 （无论是第三人称“他”的叙述，如《变形记》；还是第一人称“我”的叙述，如《地洞》）仿佛站在人类命运之外来客观地记录着人类痛苦、绝望的生存状态，如《变形记》的开头：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象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作为人类一员的卡夫卡在讲述同类的这个可悲的故事时没有流露丝毫的同情（至少在叙述语言的层面是如此）。这个叙述人冷漠、不动声色、客观地讲述着这一骇人的故事，仿佛是一个局外人似的。试想：这样的一个故事要是由浪漫主义作家来叙述，将会加上多少个“啊”，会抓住一切机会来发表议论、抒发情感。然而奇怪的是：卡夫卡的这种叙述语调不仅没有削弱作品的震撼力，相反地是强化了它。如果说浪漫主义作品的震撼力是通过大量的直抒胸臆的文字，通过感情的泛滥来达到震撼效果的；那么卡夫卡小说的震撼力则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