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的完成还牵涉到另外一方。因此，自己这一方从发射 吸引力、追求、应对、培养情调、说服对方，一直到床上的表演，都 牵涉到一连串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有充足的进攻性去 推动、用充分的自信与意志去组织，而且，没有人可以代劳，必须 由自己去面对。相形之下，口欲与排泄的满足是至为简单的，也 是可以单方面立地解决的———手淫也是如此。
一个人不知道如何为体内的生命力找一个出口渠道，亦即 是不知道如何去组织整个性爱的过程，与人格成长过程中“自 我”之被“非组织化”有莫大关系。中国人从口腔到肛门阶段都 是在被培养依赖感，都是在搞“二人”制约“一人”这一套，因此 就造成人格组织的松垮性与他制性。这个松垮与被动的人格， 在面临“成人”任务时，易倾向于稍一遇到障碍就打退堂鼓。而 被动性的人格，其“控制”世界的方式，也易滋生“自恋狂”的幻 想，亦即是希冀自己不用去动一根指头，一个理想化的对象就会 主动地来满足自己一切要求。但幻想归幻想，到了实际状况中， 又往往会过分地受到别人的“人言可畏”的制约，变得畏首畏 尾，踟蹰不前。
使这一切更恶化的是中国人将父母“神话化”的措施。西
方人是将父母“非神话化”的，认为他们不过是年龄大一点的与 自己人格平等的人，只要都是“成人”的话，在人格方面就都具 有明朗的“性爱”内容。因此，母子关系就变得不宜过分亲近，否 则会扯到男女关系上去。这种对“乱伦”的过分顾虑，与下一代 到了全面独立，可以与“父权”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的所谓 “弑父”倾向，也是有连锁关系的。
反之，中国人将父母“神话化”的措施，则是永远地用他们 过分膨胀的形象来渺小化自己，令自己保持永恒的儿童形象。 因为这样，却避免了“弑父娶母”的危机。在接受父母对自己精 神“阉割”的情形下，中国的男性可以一生以孩童的姿态与母亲 接近，而女儿也可以对父亲如此，而不致引起“乱伦”的焦虑。既 然大家都不是在“性”方面全面盛开的，在“神圣的家族”招牌 下，遂可以将人生早期阶段的聚合形象和谐地保持下来。
在人格发展中，人生早期阶段的内容比重过分地大，易促成 对成人的“性”的无知无欲状态，或者是开窍很晚。某些捍卫中 国文化者常喜欢用的论点是：西方人堕落，其女性有 13岁即怀 孕者。我们固然不赞许这样的事，但必须倒过头来指出：一些中 国人到了 30岁仍不见得具有这项能力。一对在美国某一流学 府的香港人夫妇告诉我：几对在那里作高级进修的台湾夫妇，在 结婚前夕皆必须先向他们“请教”如何进行之道。报载上海某 重点大学一对年轻讲师，结婚之后两年仍不怀孕，后来去请教了 医生才知道：他们以前的做法———躺在一起，以为双方的电子会 飞来飞去，使女方怀孕———是离题万丈的。 这类事不见得是普遍，但到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出现确 也堪称世界奇谈。中国人表达“性”的心理焦点模糊，却不等于 说在生理上没有这个冲动。唯其缺乏可掌控的心理渠道，其表 现反而是泛滥式的。在民国时代，鲁迅讥讽中国人的性想象力， 云：只要看到女的穿露臂之旗袍，就会联想到她光肩膀，然后用 想象力一件件地剥下去，终至在脑海中把她脱个精光。时至今 日，一些从台湾与大陆来美国进修的男士，遇到原居地出来的女 性夏天穿短裤，就会在背后向别人谴责之。其实，是想用口说 “她连裤子都不穿”的方式来意淫一番。大陆一度曾有如此现
象：远远看到相识的一男一女在路边多谈了几句，就要伙同一些 他们的熟人，晚上去埋伏“捉奸”。这种“心灵超速”其实也是一 种以维系道德作幌子的意淫。
在美国大学有游泳池的宿舍，如果一个单身女性穿着比基 尼坐在池畔，多半会引来一名黑人或阿拉伯人向她进攻，而且往 往单刀直入，很快就提出“性”的要求。而中国人在这类场合，则 会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从 7楼的宿舍窗内用望远镜看下去。 如果有女的光着腿从楼梯上走下来，中国男性在以为对方看不 到他的死角处，会伸长脖子朝上看，但一到打了照面，没有了安 全距离，立即就会转成一本正经，目不邪视。
有人批评我说：中国人哪里是“无性的文化”！你只要去旧 金山某处有名的脱衣舞地方，常坐着的几排都是中国人！这正 说明了中国人在意识方面的性泛滥。在西方，黄色报刊与所谓 正派的大报是泾渭分明的。在中国，则只要在没有政府管制的 地方（例如香港与海外），不论是多么主流的华文大报，都会包 含一些黄色文字栏。
事实上，一个人即使不知道如何为体内的生命力找一个出 口渠道，也不会是真正的“无知无欲”。许多男性，如无法与一个 异性进入性爱关系，往往会被中国人社会理解为“眼界过高”。 他本人的确也在用搞雕塑的心态来营造一个现实人间不可能出 现的理想女性。表面上似乎是由于这个对象还未出现，一旦遇 到了，自己就会采取行动。实质上，所谓“眼界过高”乃情感无法 朝外投放。情感只投注在自己身上，是谓“自恋狂”，使得他不愿 意去接触与经历真正生活中的男女关系，而总保留着内容幼稚
的、万能的性幻想。这类幻想指向人生早期阶段，即当一个人无 需操劳，完全被动地承受“万能的”妈妈伺候的状态。
因此，在东方人的社会里，即使有一半人口必须要由别人协 助，以“相亲”的方式来寻找对象，上述的自恋狂性幻想也会毫 无忌惮地浮现。其实，要别人协助找对象，与幼稚的万能的性幻 想，其共通点即为被动性，也指向过多地保留人生早期内容的征 状。
然而，中国人之“性”的诸般表现，却也浮凸了某些被西方 人———尤其是新教文化背景者———所镇压掉的内容。西方人对 “恋母”之恐惧，固然是为了不要让一个人的性爱内容困陷在人
生早期阶段，但另外一方面也形成一种“压抑”。在弗洛伊德学 说中，人之初“恋母”倾向被来自父权的“阉割的威胁”所镇压， 而使人格发展进入“潜伏期”，是被当作整个人类文明及其所引 起的“异化”之初肇。
如前所述，中国人之“非性化”，却冲淡了弗洛伊德用“弑父 娶母”象征化的那一类代际冲突，也可以让“恋母”继续下去，不 会被社会当作一种病态，因此似乎减低了西方人格为了“成长— 分离—个体化”而造成的那种“异化”。中国人的妈妈，基本上 也是把儿子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男人，当第一位没有了之后，可以 理所当然地索取第二位的关注，甚至可以与媳妇抢同一个男人。 这一切，在新教文化的西方，都会被当作悖逆的。在每一个人的 “性”内容都很充足的情况下，老年人对年轻人是不应该有吸引 力的，如果要强求，与较年少的同性争夺不属自己这一代的异 性，就是自不量力。如莎剧《李尔王》所示一般，年老者要占有年 少者全部的爱，非要在自己还掌有权位之时不可。但对一个 “性”内容不发达的人来说，则不会对人际关系持有这种冷嘲态
度。他甚至对自己的私人空间、行动自由受到不同代人的限制， 不会出现太强烈的反感。对中国人来说，则是用“口腔化”的内 容———例如说必须“反哺”上一代———来排挤掉一大部分个体 生殖器阶段的内容。
与中国人相较，西方人除了更恐惧被妈妈吞噬之外，也更害 怕同性恋倾向。他们公开的同性恋行为无疑比中国人众多，乃 由于比中国人更敢公开化之故。然而，中国人对同性恋者顶多 取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则有将之杀害者。一个人如对另一 个陌生人的性倾向作出如此强烈反应，必欲致之死地而后快，充 分反映出个人对自己内在的同类倾向的严厉镇压，并把对其之 恐惧外射。
西方文化———尤其是生殖器主导（genital primacy）的美 国———对同性恋的歧视，其实也是对所谓“人格成长不全”恐惧 的另一表现方式。按西方心理学某些旧说：同性恋的成因可以 是男孩与妈妈的形象过分认同的结果，或者是人格发展还没能 达到搞异性关系的地步（亦即是停留在“前生殖器阶段”），唯有 转向同性间去找慰藉。反正，西方人对同性恋过分强烈的反应， 与他们由文化规范限定的性别角色———例如：男性必须雄 健———有关。
中国人除了没有强烈的代际分化之外，也比西方人少性别 分化。从一些迹象———文化中主流的男性形象是女性化的“白 面书生”，大众戏剧中“颠凤倒鸾”倾向的普遍化———可以看出 中国人有将男女之性别暧昧化的倾向。如果一个文化中的主流 男性形象是女性化了的男性，就似乎显示出：无论男女所喜爱 的，想与之认同的形象都是性别暧昧的，在异性的外形下有着许 多同性的内容，或在同性底下有着许多异性的内容。
中国人看到一男一女多谈了几句，就会“心灵超速”，去刺 探盘问，甚至要“捉奸”，但对男与男手牵手，女与女勾肩搭背，却 是习以为常的。对此类现象大惊小怪的，却是视男女亲热接触 为理所当然的西方人。一位美国专家到了杭州西湖畔，看见两
位解放军战友手牵着手，就要拍照。一位西德人到了天安门广 场一看，回来说：“中国人都是同性恋！”
在一般的情形中，监狱与兵营是助长同性恋倾向的场所，因 为人被剥夺了接近异性的机会，易转移到附近的同性身上找寻 慰藉。
不过，我并不偏重环境说。文化深层结构对人的塑造好比 第二遗传，即使跑到一个更有“行动自由”的环境中———例如外 国———身上的文化“密码”仍不易解掉。中国男性有如此倾向： 即使对一个女的感兴趣，但第一次去接近时，往往会带了另一个 男的一起去，结果使女方不知到底哪一位才是要向自己发动攻 势的人。
这种躲在同性堆中去面对异性的习惯，自然在女的身上也 浮现。例如，明明是与男性约会，事到临头改变主意或退缩，却 不会像西方女性那般直截了当地说，而往往是将自己的同性朋 友搬出来当作借口，甚至连宿舍中不同国籍的室友也会被拿来 派用场，于是事情被说成：与自己的女友临时有事，必须违约，云 云。在本人的经验中，上述情形在更为“女童化”的香港女性身 上出现的频率高于台湾、大陆者。在这一点上，前者反有点像东 洋娃娃型的日本女性。这类情形往往不是同性恋。西方女性搞 起同性恋是充分自觉的，也易排挤异性。上述东方女性却是非 需要男性不可，甚至一开始就想到结婚，因此在面临异性关系时 倒退回同性堆中去者，乃不善于由一己去面对之故。事实上，需 要依赖一个人，和因为向社会观众交代而结婚，与“个人”没有 强大到足以应付异性关系，往往是彼此呼应的现象。
此外，中国人的“非性化”，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底下的“性压 抑”有所不同。大部分的中国人，在还未完成安身与生育这两项 社会功能的时刻，可以让性欲最旺盛的整个青春期空废掉。从 性被剥夺而又没有普遍出现西方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歇斯底里症 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问题是“非性化”多于“性压抑”。它 由于“自我”结构的弱化，性表现的焦点模糊，缺乏易掌握的出 口渠道。但在心中却是不需压抑的，一旦表达，也是不易控制 的。
事实上，如果西方人在性成长中必须对“恋母”予以压抑的 过程并不适用于中国人身上的话，那么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有 否弗洛伊德所谓的“潜伏期”？也是个大大的疑问。中国人在口 腔期与肛门期的经历，都比新教文化的西方人要来得放纵，亦即 是少予控制，因此可以类推：在更高阶段上，这个放纵亦多半会 持续下去。它无疑造成松垮、被动的人格，在处理成人的“性”方 面易出现不成熟的态度，并保留许多的人生早期阶段的幻想，但 正因为如此却也没有西方式的“压抑”，更易倾向无形状的泛 滥。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帮助人格健康成长的性教育尽管荒废， 有便于泄欲的色情场所与媒体———文字、图片、录影（像） 带———却是可以泛滥成灾的。例如，在新教文化的美国，个人在 日常生活中“性”的比重也许会多于中国人，但在整个文化的气 息中却缺乏东洋的那种色情风味，也不像台湾那样，咖啡厅、舞 厅、理发厅、理疗院、三温暖，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