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 亲见的 60年代的台湾以及今日大陆，就比较为现实的、“人情” 因素普遍低落的、纯粹“身体化”倾向的香港为甚。在这个意义 上，就同一个中国文化范围内来说，大陆与台湾有点接近拉丁文 化，是属于“热”的一类，香港则比较英美化，是属于“冷”的一 类。不过，这只是就同一个中国文化内部的差异来说的，总的来 说，即使是较“冷”的西方新教文化，仍然留有这样的余地，让个 人的生命力偶尔作不受理性制约的表现———例如兴奋的跳跃欢 呼、酒后的狂欢，以及从非洲人那里吸取的摇滚乐等等———至于 中国文化，不论在国内国外，都可以说完全缺乏“酒神型”（dio… nysian）的因素，因此，即使在“心的文化”仍然发达的中国人聚
集的地方，也只是表现为一种温情脉脉，而不是一种热情的狂
泻，它与拉丁文化的差别正如中国式的迎神赛会与拉丁式的嘉 年华狂欢会的歧异一般。
总的来说，无论是新教文化与拉丁文化，都具有“个人”的 原理。至于中国文化“二人”才能定义“一人”的设计，却是把明 确的“自我”疆界取消，因此，“个体”遂不足以成为一个可作自 我调配的基地；而中国人的“二人”关系也是相互制约的渠道化 功能多于相互热情奔放的作用，因此虽然与拉丁文化一般同属 “心的文化”，个人对七情六欲的表现程度却显得连新教文化都
不如。的确，中国人用“心”去制约“心”的安排，其结果就是两 相中和，正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 中节，谓之和。”
各类不同的“良知系统”也是对“人”的不同设计，因此，也 就导致了不同的生活意向。总的来说，西方文化是强调“个性” 的，只不过，在新教文化中，是欣赏个体有否完整性，能否以自我 组织的方式去面对生命中的挑战，作自我的完成；在拉丁文化 中，则偏向于欣赏个人是否热情，是否懂得制造美感与生活的情 调，有时也欣赏一个人故意破坏规矩去表现自己个性这样的无 政府主义倾向。至于中国人，则欣赏一个人能否处处以对方为 重地“做好人”，以及是否“老实”或“听话”。不过，正如我们在 前面所指出：这只是为社会所要求的表面。在这个主流与常态 背后，被设计成为一个没有精神性的“身”的中国人“个体”，也 会以“精”与“醒目”作为一种美德———例如：在今日的大陆，许 多人就以懂得路数去拉关系与走后门而感到沾沾自喜和自豪。 不过，在中国这个缺乏“个体”原则的文化中，仍然会出现少数 具有“灵性”的个人，而在这些少数者之间，有否“灵性”也就成 为互相欣赏的基础。 至于像香港一类的华人社会，也不是完全没有了“心”的因 素，不过，它大致上只剩下：对“身”的制约作用，以及作为“安 身”的一个功能的“安心”；此外，一个人“做好人”仍然比“有个 性”更受人欣赏，等等。总的来说，香港因为是实行资本主义的 缘故，没有精神性的“利吾身”变成了合法化的正大光明的行 为，因此，中国人的“身体化”倾向遂获得正面与全面的盛开，换 而言之，个人已毋需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来确立自我的价 值，而可以自谋发展，不过，这种发展仍多半表现为与别人作“安 身竞赛”，而不是个性的发扬。因此，香港人除了找寻配偶时为 了“安心”起见而要求对方“老实”与“好人”之外，一般所欣赏以 及自我欣赏的美德是“精”与“醒目”。这类美德是“身体化”的 美德，而不是“灵魂”之美德。的确，在香港这样的社会中，即使 是中国人土产的“灵性”，如果没有变成“不道德”的话，也会变 成“笨”的代名词。
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因为世界上任何文化 都有一些超越于人世间之上的符号的，而中国人唯一能超越没 有精神性的“身体化”存在的，却只是“心”的诸般作用。我们在 前面已经指出：在西方人的“良知系统”中，连“心”也是被归入 “肉体”之领域的，但是中国人则将它当作精神性的唯一泉源， 由此可以看出整个中国文化的“形而下”的现实倾向。事实上， 传统哲学中“性即理”、“心即理”等命题即显示出：中国文化并 没有一个超越的“天理”，而所谓“天理”其实也只是“人理”（人 伦、社群、集体关系的理想化）。我们在下面将会展示出：超越意 向的缺乏与几千年来整个文化“深层结构”的超稳定性有着息 息相关的联系性。
的确，与西方人的“良知系统”比较，中国人的“良知系统” 在结构分化上无疑更为简化———后者非但没有西方人的“个 性”原则，而且将西方人视为人之肉体部分（“身”与“情”）当作 是“人”的全部设计。于是，中国人的“个体”就变成了一个没有 精神性的“身”，至于“情”也成为了必须毫无保留地在别人的
“身”上完成的项目，结果出现必须由“二人”去定义“一人”的安
排。正如同一部设计较简化的机器不能担任过多的功能一般， 这样的结构使“个体”不能成为一个内在的动态开展过程，而只 能是一个外部人伦关系的堆砌，换而言之，它只能是一个静止 的、必须为人情的磁力场所包围的“身”。中国人自然也有个体 性的心灵与情欲表现，但是这些能够超越“身体化”的存在而又 不属集体性的活动，却也只能被笼统地归入“心”这个范畴中， 于是，在集体的“心”之笼罩下，这些少数人的个体之“心”的表 现也就显得隐而不彰，而且在集体面前也很容易失去合法性。
（二）“身体化”的倾向
1。“身体化”的诸般迹象
如前所述：在中国文化里，是没有“超越界”与西方式的“上 帝”这一类符号的，即使是“天”，也是“天地人”这个世界系统的 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不是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的造物主。我 们在上一分节中也曾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性即理”与“心 即理”等命题，“性”字从“心”从“生”，亦即是生来就有之“心”， 至于“理”则是“天理”；然而，在西方文化中，“心”只是“情”（e… motion），是被归入“肉体”而不是被归入“灵魂”这个领域的，但
是中国人却将“心”当作是精神活动的唯一泉源。由此观之，即 使中国人的“天”或“理”，也是相当肉体化的。
因此，可以这么说：西方人的“上帝”是个体“灵魂”认同的 对象（事实上，《圣经》中即说：“人”是根据上帝的形象而被创造 的），中国人的“天”，则是“有情的”肉体认同的对象———至于这 个“有情的”肉体，就不可能是单独的个人，因为他的“心”必须 在别人“身”上完成，他自己的“身”也必须成为别人的“心”照顾 的对象，因此，中国人的“天理”亦必然是“二人”之间的“仁”。 在下面我们将会指出：中国人的生活意向是一个“养”字———养 自己、养双亲、养孩子———而超越个体存在的最高集体境界之 “太平”与“大同”，也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 中国人基本上也没有“灵魂”的观念。虽然，在先秦时代，中 国是有“灵魂”与“上帝”这一类观念的———例如《楚辞》的《招 魂》与《大招》中即论及魂魄，殷代也有“帝”的观念———但是，这 是人类共同经历的神话阶段的遗留。以后，中国文化就走上自 己独特的路子，拟人化的“帝”被转化为内在于世界的“天”，而 “魂魄”的观念则没有获得发展，只是残存在“聊斋”一类孤魂野
鬼的传说中。因此，像“灵魂”一类的观念就不能成为个体精神 的组织原理，“个体”只被设计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精神性（也被 认为是“自私”）的“身”，而个体的精神活动也只能透过肉体化 的“心”去展开。
因此，中国文化里基本上也没有“来世”与“灵魂不朽”的观 念。中国人的“不朽”观念只是表现为道家式的对肉体长生不 老的冀求，以及儒家式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换而言之，是希 冀一己之“身”的无限延续，或者，是透过“二人”的人情与人伦 关系去延续一己之“身”。因此，仍然符合了中国人“良知系统” 中“身”与“心”的“文法”规则之运作。自然，个人的“心”可以 不是“只及其家”而是“兼善天下”，并从而用“立德、立言、立功” 的方式使自己不朽，亦即是留下回忆，让后世的社会去瞻仰——— 换而言之，这是一种“心”的不朽，但仍然必须在人世间扩大了 的人情的磁力场中去展现。至于“投胎”的观念则来自印度，在 印度，这个观念是与跳出六道轮回的信仰配合的，而跳出轮回却 是“绝情”。但是，这个外来的信仰在透过中国文化“深层结构” 的变压器，落实到民间后，就变成在现世中“做人”的报应观念， 亦即是：“做好人”的话，就可以将现世的贫贱之“身”转化为来
世中的富贵之“身”，“做坏人”的话，就会得到相反的报应，甚至 沦落为禽兽之“身”。事实上，所谓“胎”仍然是肉体。
我们在前面也曾指出：中国人是以“身”来指称自己的。一 套语言中的名词，并不是偶然的，它们是文化偏向的反映。因 此，中文里对“身”字的运用，足以说明在中国文化对“人”的程 序设计里，人的生命与存在的意向都导向“身体化”的倾向。
事实上，中国人即使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很少导致抑 郁症（depression），而多半会引起“头痛”，而妇女在撒娇时则会 说是“心痛”（具体的心脏部位）。因此，中国人很少患有心理毛 病，即使是心理问题，也诉说是身体不好，头昏，腰酸背痛，四肢 无力，等等。的确，中国人出现精神病的情形比西方人少得多， 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上述将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另一方 面得归功于中国人的“超稳定”的人格———中国人的“身”是由 人伦与社群关系的“心”去组织，而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因此 就恒常地处于人情的磁力场的温暖包围中，自然比必须由“个 人”去面对世界的人容易保持心理平衡得多。心理人类学家许 烺光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平衡称为 homeostasis，中文即译为 “仁”。
因此，中国人除了将心理问题“身体化”之外，还有将它“人 情化”的倾向。例如，在大陆，就有把心理问题与个人问题（例如 “同性恋”）当作是道德问题处理的情况，这与西方人将中国人 心目中的道德问题也当作是心理或社会问题处理情形，可以说 刚好相反。事实上，西方人的道德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完整性” 之维持，中国人的道德则基本上是指“社会道德”，乃由群众压 力或“人言可畏”所维持的，因此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人情化的因 素。
此外，中国人将心理问题“人情化”的倾向还表现为：自己 心中有问题而又与人谈论时，往往会把西方人属于个体情绪领 域的内容外在化为有关人事纠纷、工作上的烦恼的倾诉。 把个体精神问题“身体化”或“人情化”的倾向，可以说是与 中国人那个由“身”与“心”组成的“良知系统”的内部结构——— 亦即是：个体是没有精神性的“身”，而“由吾之身，及人之身”的 “心”则必须在人情的磁力场内展现———完全吻合的。由此可
见：中国人的“自我”不是还未萌芽的话，就是隐而不彰。
事实上，即使可以将心理问题“人情化”，中国人也不倾向 于与别人谈论内心的问题，甚至在相熟的人面前亦多半表现含 蓄———这与“个体”不习惯于表现整个“自我”形态的总趋势有 关。因此，情绪问题遂多半表现为：头昏脑胀，腰酸背痛，四肢无 力，等等。这种把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使中国人很少出现 抑郁症，但却多半导致虑病症（hypochondriasis），亦即是过分担心 自己身体有毛病，怕亏弱，怕冷，怕天气变化引起感冒，等等。虑 病症其实与抑郁症一般，都是一种心理的态度，不过前者却以 “身体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因此，中国人常常需要“进补”。的确，在一般中国人的日常 生活中，对“补身”的注重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心理卫生的照料。 中国人平常担心“亏”与“弱”的程度，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 族都要严重得多。他们即使在不生病的时候，也常常吃补药，例 如用人参、茯苓、当归、杞子一类的药材泡茶或煲汤，比较大众化 一点的就是广东人的凉茶（事实上，在笔者的印象中，“进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