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车厢此刻在行进，在颠簸，车窗在颤动，车里载着这个东西。我喃喃说：“这是一张长椅”，仿佛在念咒驱邪。然而这个词停留在我唇边，不肯去栖息在物体上。它仍然是原样，有着红绒毛，几千个红色小爪朝上竖着，像僵死的小爪一样直挺挺的。这个硕大的肚皮仰天待在那里，血红色，鼓鼓的，肿胀的，上面净是僵死的小爪。这个肚皮在车厢里，在灰色光线里飘浮。它不是长椅，它完全可以是一头死驴，死驴被水泡胀，在一条泛滥的灰色大河里肚皮朝天随水漂流，而我呢，我可能坐在死驴的肚皮上，两脚泡在清水里。物体摆脱了它们的名字。物体在那里，怪诞、固执、硕大，我称它为长椅，或者说点什么关于它的事，都显得愚蠢。我在物体中间，无以名之的物体中间。我独自一人，没有语言，没有防卫，物体包围我，在我上下前后，它们并无要求，并不强加于人，它们在那里。在长椅的靠垫下，紧靠着大隔板，有一条细细的暗线，一条细细的黑线，它沿着长椅延伸，显得神秘与调皮，几乎像微笑。我很清楚这不是微笑，但是它存在，它在发白的玻璃窗下，在丁当作响的玻璃窗下延伸，它顽固地在那些停停走走、在窗外驰过的蓝色图像下延伸，它很顽固，就像是对微笑的模糊回忆，就像是你已忘记一半，只记得第一个音节的字。最好的办法是移开视线，去想别的事，想这位在你对面半卧在长椅上的男人。他长着陶土般的脑袋和蓝眼睛。他的整个右半身下斜，右臂贴着身体，右侧勉强活着，艰难地、吝啬地活着，仿佛瘫痪了。然而整个左半身有一个小小的寄生性生命，它在繁殖，像毒瘤。手臂颤抖起来，随后便举起，手臂末端的手僵直不动，后来手也颤抖起来，举到头的高度时，一个手指伸了出来，开始用指甲搔头皮。右半边嘴出现了心满意足的鬼脸，而左半边嘴仍然是僵死的。窗玻璃在抖动，手臂在抖动，指甲在搔、搔，嘴巴在笑，眼睛凝滞；这个人在不知不觉中承受了这个小小的存在，它为他的右半身充气，借用他的右臂和右脸以实现自我。售票员挡住我的路：
“您等车到站。”
但是我推开他跳下电车。我受不住了。我再也无法容忍物体离我这么近。我推开一扇铁栅门，走了进去，一些轻巧的生命一下子跳了起来，高栖在枝头。现在我认出来了，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这是公园。我跌坐在一张长凳上，周围是黑色的大树干，是伸向天空的、黑色多节的手。一棵树用黑指甲抓搔我脚下的土地。我多么想放松一下，忘记自己，睡一觉，但我做不到，我透不过气来，因为存在从四面八方钻进我身体，通过眼睛、鼻子、嘴……
突然一下子，面纱撕开了。我明白了，我看到了。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存在”意味着什么
晚上六点钟
我不能说自己感到轻松或满意，相反，我不堪重负，但是我的目的达到了。我知道了我一直想知道的东西。自一月份起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都明白了。恶心从未离开我，我看它也不会很快离开我，但是我不再忍受它，它不再是疾病或阵咳，它是我。
刚才我在公园里。栗树树根深深扎入土中，恰巧在我的长椅下面。当时我记不起那是树根。字眼已经消失，与之一同消失的是物体的含意、用途以及人们在它的表皮上划出的浅浅标记。我坐在那里，低着头，微微弓着背，单独面对这个黝黑多结、完全野性的庞然大物，它使我害怕。于是我得到了启迪。
我喘不过气来。就在不久以前，我还未预感到“存在”意味着什么。我像别人一样，像那些穿着春装在海边散步的人一样，像他们一样说：“海是绿的，空中那个白点是海鸥。”但是我并不感到它存在，并不感到那只海鸥是“存在的海鸥”。一般说来，存在是隐藏着的。它在那里，在我们周围，在我们身上，它就是我们。人们说话必定要谈到它，但是触摸不到它。我自以为想到它，其实什么也没想到，脑子空空的，或者脑子里只有两个字——“存在”。要不我就想……怎么说呢？我想到属性，我对自己说，海属于绿色物体，或者绿色是海的一种属性。即使我瞧着物体时，我也从未想到它存在，因为在我眼中它是布景。我将它拿在手中，将它当做工具，我预见到它的抗力，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表层。如果有人问我存在是什么，我会诚心诚意地回答说它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形式是从外面加在事物上的，它丝毫不改变事物的本质。但是突然间，它在这里，像白日一样清楚；存在突然露出真面目。它那属于抽象范畴的无害姿态消失了，它就是事物的原料本身，这个树根正是在存在中揉成的。或者说，树根、公园的铁栅门、长椅、草坪上稀疏的绿草，这一切都消失了。物体的多样性、物体的特征，仅仅是表象，是一层清漆。这层漆融化了，只剩下几大块奇形怪状的、混乱不堪的、软塌塌的东西，而且裸露着，令人恐惧地、猥亵地裸露着。
我小心翼翼地一动不动。但是我不用动就能看见树木后面的蓝柱石和音乐亭的路灯，还有月桂树丛中的韦莱达石像。所有这一切……怎么说呢？使我不舒服。我真希望它们的存在不那么强烈，而是比较冷漠、抽象、克制。栗树紧靠在我眼前，整个下半截被绿锈覆盖，黝黑、肿胀的树皮像是煮硬的牛皮。马斯克雷水泉的潺潺水声溜进我耳朵，在里面筑巢，使我耳中充满了叹息，我的鼻孔里充塞着一种绿色的、腐败的气味。一切东西都慢慢地、柔和地随意存在，就像那些疲惫的女人尽情大笑一样，她们说：“笑笑多好。”而她们从前相互卖弄，相互卑下地倾诉自己的存在。我明白，在不存在和痴狂的满盈之间是没有折中的。如果存在，就必须存在到这个程度，直至发霉、肿胀、猥亵。在另一个世界里，圆圈、乐曲，都有它们纯净、严格的线条。然而，存在是一种弯曲。树木、深蓝色的柱石、泉水愉快地喘息、生动的气味、飘浮在冷空气中的薄薄的热雾。在长椅上试图消化的红发男人，所有这些半睡眠和消化状态，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泛泛的滑稽景象。滑稽……不，还不到这个程度，凡是存在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滑稽的，只是与某些通俗笑剧的情景有着某种飘浮不定、难以捉摸的相似罢了。我们是一群局促的存在者，对我们自己感到困惑，我们之中谁也没有理由在这里；每个存在者都感到不安和泛泛的惶惑，觉得对别人来说自己是多余的人。多余的，这便是我能在这些树木、铁栅、石子之间建立的惟一关系。我试图数数栗树，将它们与韦莱达石像的距离定位，将它们的高度与悬铃木的高度相比，但是我没有成功，因为每株栗树都逃脱我想用来禁锢它的关系，它孤立出来，超越禁锢。至于这些关系（我坚持维护它们，从延缓人类世界的崩溃，延缓衡量、数量、方向的崩溃），我感到它们的任意性。它们不再咬啮物体。多余的，在我前面稍稍偏左的那棵栗树。多余的，韦莱达石像……
还有我——懦弱无力、猥亵、处于消化状态、摇晃着郁闷的思想——我也是多余的。幸亏我没有感觉到，但我明白这一点，我之所以不自在是因为我害怕感觉到（就是现在我也仍然害怕，怕它从我脑后抓住我，像海底巨浪一般将我托起）。我模糊地梦想除掉自己，至少消灭一个多余的存在。然而，就连我的死亡也会是多余的；我的尸体，我的血，在这些石子上，在这些植物中间，在这个笑吟吟的公园深处，也会是多余的；腐烂的肉体在接纳它的泥土里也会是多余的；我的骨头，经过洗濯、去污，最终像牙齿一样干净清爽，但也会是多余的。我永生永世是多余的。
荒谬这个词此刻在我笔下诞生了。刚才在公园里我没有找到它，不过我也没有去寻找，没有必要，因为当时我不是用字词来思想，而是用物体来思考物体。荒谬不是我脑中的一个念头，也不是一种声音，而是我脚下的这条长长的死蛇，木蛇。是蛇还是爪子还是树根还是秃鹫爪，这都没有关系。我没有形成明确的语言，但我明白自己找到了存在的关键、我的恶心及我自己生命的关键。确实，后来我所能抓住的一切都归结为这个基本的荒谬。荒谬，又是一个词，此刻我与字词搏斗，而那时我触及物体。但是，我想在此确定荒谬的绝对性。在涂上色彩的、人的小世界里，一个动作，一个事件，其荒谬性永远只是相对的，就当时的环境而言。例如疯子的胡话，它的荒谬是就他当时的处境而言，而不是就呓语本身而言。而我刚才经历了绝对，绝对或者荒谬。那个树根，它对什么而言是荒谬的呢？没有任何东西。啊！我怎样才能用语言将它确定下来呢？荒谬，对石子、干泥、一簇黄草而言，对树、天、绿色长椅而言。荒谬是无法还原的，什么也无法解释它——包括大自然深沉和隐秘的谵妄。当然，我并非无所不知，我没有见过胚芽发育，也没有见过树木生长。然而，面对这个粗糙的大脚爪，无知还是有知已无关紧要，因为加以说明的世界和理性的世界并非存在的世界。圆不是荒谬的，一段直线围绕本身的一端旋转，这便清清楚楚地解释了圆，但圆是不存在的。相反，这个树根，我无法解释它，但它存在。它有许多节疤，它没有生气，没有名字，它迷惑我，占据我的眼睛，不断将我引向它本身的存在。我重复说：“这是树根。”但无济于事，不起作用。我看出来：无法从它作为根部、作为抽水泵的功能过渡到那个，过渡到它海豹般坚硬厚实的皮，过渡到它那油光光的、有老茧的、固执的外貌。功能解释不了任何东西。它使你大致了解什么是树根，但不是这个树根。这个树根有它的颜色、形状、固定的姿势，它是……低于任何解释。它的每个品质都稍稍脱离它，流到它外面，半凝固起来，几乎成为物体；每个品质在树根里都是多余的，而整个树根现在也仿佛在稍稍脱离自身，自我否定，消失在一种奇异的极端中。我用鞋跟去刮这个黑爪，我真想刮去一点皮，不为什么，只是为了挑战，只是为了在它棕褐色的树皮上出现荒谬的浅红色伤痕，只是为了与世界的荒谬性开玩笑。然而，当我缩回脚时，我看到树皮仍然是黑色。
第二部分：安托万·罗冈丹的日记我理解了恶心
黑色？我感到这个词在飞速地瘪下去，丧失意义。黑色？树根不是黑色，这棵树上没有黑色……这是……别的东西。黑色，正如圆一样，是不存在的。我瞧着树根，它是超乎黑还是近似黑呢？但是我很快就不自问了，因为我感到我是在熟悉的国度。是的，我已经惴惴不安地探测过一些无以名之的物体，我已经试图——徒劳无益地——对它们有些想法，但我也感到它们那冷冷的、无生气的品质在逃遁，在我手中溜掉。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阿道尔夫的背带不是紫色的。我又看见他衬衣上那两个难以确定的斑点。还有那块小卵石，引起这整个故事的那块不寻常的卵石，它不是……我记不清它拒绝什么，但是我没有忘记它的消极抵抗。还有自学者的手，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抓住它，紧握它，我感到它不完全是手，我想到一条白色的大软虫，但它也不是软虫。还有马布利咖啡馆的那只杯子，它具有暧昧的透明性。暧昧、声音、气味、味道，莫不如此。当它们像被人追逐的野兔从你鼻子下面飞快跑过，而你又不太留意时，你可能认为它们很简单，令人放心，你可能认为世上有真正的蓝色，真正的红色，真正的杏仁或堇菜的气味。可是，一旦你留住它们片刻，这种舒适的安全感便被一种深深的不安所取代，因为颜色、味道、气味从来不是真正的，从来不规规矩矩地只是它们本身——仅仅是它们本身。最单纯、最难以分解的品质，它本身也有多余的东西——对它本身而言，在它内部。我脚旁的这个黑色仿佛不是黑色，而是某人对黑色的模糊想像，他可能从未见过黑色，却又不知就此止步，而是想像一种超出颜色的、含糊不清的存在。它像颜色，但也像……伤痕，或者分泌物，或者羊脂，或者别的东西，例如气味；它融为湿土的气味，温湿木头的气味，像漆一样罩在这多节的树木上的黑色气味，还有咀嚼纤维的甜味。我不仅仅看见这个黑色。视觉是一种抽象发明，是一种清洗过的简单化概念，人的概念。这个软弱而无个性的黑色大大超过了视觉、嗅觉和味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