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才可以变成阿特拉斯。我把它看成是我的权利。我需要有一个高级法院，下一道法令恢复我的权利。但到哪儿去找法官呢？我的家庭法官们由于他们蹩脚的表演已经身败名裂了，我拒绝他们的审判。但我找不着别的法官。
我是一条惊慌而发呆的害虫，无法无天，既无理智又无目标。我躲进了家庭喜剧里，在里面转圈，奔跑，从一场骗局转到另一场骗局。我闭眼不看自己不争气的躯体，闭口不谈软弱无力的知心话。我转啊转，如同陀螺转到一个障碍物上，停住了。我这个惊恐失色的小喜剧演员变成了一只呆头呆脑的小动物。母亲的好友们对她说我郁郁寡欢，发现我有时呆着出神。母亲把我抱在怀里，笑着对我说：“你一向高高兴兴，唱唱笑笑的！有什么不满意啊？你要什么有什么呀！”她说的是。一个被宠爱的孩子是不忧愁的。但他像国王一样无聊，像狗一样无聊。
我是一条狗，打哈欠，流眼泪，感觉到泪水滚滚而下。我是一棵树，风攀住我的枝杈，轻轻摇曳着。我是一只苍蝇，沿着一块窗玻璃往上爬，滚了下来，又往上爬。我有时感到蹉跎的时光抚摸着我，但更经常的是，我感到时光停滞不动。胆战心惊的时光凝滞了，把我吞没，不过时光虽则凝滞，还有一息尚存。有些人把这种死气沉沉的时光一扫而尽，有些人用新鲜的时光代替之，但一样的徒劳无功。然而，这种厌倦却被称为幸福。我母亲老对我说，我是小男孩中最幸福的。确确实实啊，我怎么能不信她的话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被弃置不顾。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存在这种说法，其次我也没有这个感觉，因为周围的人对我关怀备至。但这正是我生命的脉络，快乐的依托，思想的内容。
我见过死神。死神在我五岁的时候窥伺过我。晚上，她在阳台上徘徊，把她的丑脸贴在玻璃窗上。我见过她，但什么也没敢说。有一次在塞纳河畔伏尔泰路上遇见了她。这是一个又高又大的疯癫女人，上下一身黑。我经过的时候，她嘟嘟囔囔地说：“这个孩子，我要把他放到我的口袋里。”还有一次，死神以洞穴的形式出现，那是在阿卡雄。卡尔妈咪和我母亲带我去拜访杜邦夫人和她的儿子、作曲家加勃里埃尔。我在别墅的花园里玩，心里很害怕，因为人家告诉我说，加勃里埃尔病得厉害，快要死了。我学骑马玩，但不怎么起劲，只在房子周围蹦蹦跳跳。突然，我瞥见一个黑咕隆咚的窟窿：打开的地窖。我现在说不好，不知道当时怎么忽然感到特别孤独和恐怖，一阵眼花目眩，我转过身，大声叫喊着逃跑了。那个时期，我每天夜里在床上与死神相会，这已成了一种仪式：我必须朝左侧睡，脸向着床背后的过道。我战战兢兢地等着，她在我面前出现了，瘦骨嶙峋，手持长柄镰刀，完全是传统的死神形象；然后我获许翻身，朝右侧睡，等死神走后，我才安安稳稳睡觉。在大白天，死神乔装打扮，变化多样，但我认得出她。母亲一旦用法语唱《桤木之王》这支歌，我就赶紧塞住双耳；念了《酒鬼和他的妻子》，害得我六个月没有打开《拉封丹寓言》。死神这个臭女人，她倒无所谓，居然藏到梅里美的故事《伊尔的美神》里去了，正等着我读这篇故事，伺机跳出来掐我脖子哩。不过，葬礼和坟墓倒没有使我不安。大概在那个时期，我的萨特祖母病倒，死了。在她临死前，母亲和我接到电报，我们去了蒂维埃。人们不让我接受祖母漫长而不幸的生命寿终正寝的地方。为了不使我闲着，他们临时给我想出一些有教益的游戏，但统统沉浸在悲哀的气氛里，使人感到厌烦。我玩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拼命想做出默哀的样子，但我什么感受也没有。当我们送殡到公墓的时候，我并没有动感情。人不在世反倒增添了光彩：去世不等于死亡，老太太只不过变成了盖墓石板而已。我觉得挺有意思：这里发生了蜕变，肉身一经蜕变，就永远存在了。总之，我感到自己好像堂而皇之地变成了西蒙诺先生。由此我一向喜欢，现在仍然喜欢意大利公墓：墓石是经过雕琢的，全然是巴罗克风格的塑像，墓碑上一个圆框镶着死者生前的一幅照片。我七岁的时候经常遇见逼真的无鼻死神，但从来没有在公墓遇见过。死神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人影或一场恫吓。人影的形象疯疯癫癫，恫吓的形式则是这样的：黑咕隆咚的大嘴随时都可能张口把我吞没，甚至在大白天，在最灿烂的阳光下。任何东西的背面都是阴森可怕的。当人失去理智的时候，会看到可怕的情景，死就是极度地失去理智和完全陷入恐怖之中。我经历过恐怖，其实就是患了真正的神经官能症。如果追根究底，事情大概是这样：我是备受溺爱的孩子，天赋很高，常常感到家庭仪式这种所谓不可缺少的东西是生造出来的，因而我的无用感就更加明显了。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因此应该消失。我始终处于即将消亡前昙花一现的黯淡状态。换言之，我被判了死罪，随时都可以对我执行死刑。但我竭尽全力拒不服罪，并非我留恋我的生命，正相反，恰恰不留恋，只是生活越荒诞，死亡越痛苦。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抛弃基督教信仰的运动
上帝本可以把我从痛苦中解救出来，那样我就能成为画有十字的杰作了。一旦确信自己在宇宙大乐团中的地位，就会耐心等待上帝给我揭示他的意图和我存在的必要性。我揣测着宗教信仰，希望得到宗教信仰，这是救命良药啊。如果人们不让我有宗教信仰，我就自己创造出宗教信仰来。当然，人们没有拒绝，我受到信奉天主教的熏陶后，得知万能的上帝创造出我是为了他的荣耀，这已超过了我的奢望。但后来人们教我读谈论上帝的流行书籍，我从中认不出我的灵魂所期待的上帝：我所需要的是一个创世主，而得到的却是一个大老板。两者其实是一码事，但我原来不知道，所以我为虚伪的偶像服务并不很热心，并且官方的教义使我失去了寻求我自己信仰的兴趣。多么幸运啊！信赖和忧虑使我的灵魂成为播种宗教信仰的理想土壤：如果不发生上述这场误会，我有可能成为修道士哩。
大资产阶级在受到伏尔泰怀疑宗教的思想影响之后，孕育了抛弃基督教信仰的运动。这场缓慢的运动，进行了一个世纪才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我的家也受到了影响。如果这种信仰没有普遍受到削弱，信奉天主教的外省小姐路易丝·吉尔明要嫁给一个路德教教徒可能还得多费一番周折。自然，我们家人人都信教，但这是出于谨慎。在孔布爱弥尔·孔布（1835—1921），法国政治家。一九○二年任内阁总理。内阁之后七八年间，公开不信教的人情绪激烈，言谈放肆。一个无神论者，就是一个怪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人们不敢请他吃晚饭，怕他“出言不逊”。他是一个狂热者，受到层层禁忌的包围。他拒绝在教堂里下跪，拒绝在教堂里嫁女儿，拒绝在教堂里哭哭啼啼。他立志以自己纯洁的品行来证明自己学说的真谛。他拼命折磨自己，不让自己幸福，至死得不到安慰。他虽到处宣扬没有上帝，却言必称上帝，其实这是一个上帝狂。简言之，这是一位有宗教信念的先生，而信教者则没有宗教信念。两千年来基督教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基督教普及到每个人，人们希望在教士的目光中，在半明半暗的教堂里，看到基督教的信念闪闪发光，从而使他们的灵魂受到照耀，而谁也不需要对之身体力行。这是公共的遗产。上流社会相信上帝，为的是不理会上帝。看来，宗教是多么宽宏大量啊！宗教听凭你自己做主：基督教徒可以逃避望弥撒，但可以给他的孩子们举行宗教婚礼，可以取笑圣絮尔皮斯教堂的“迷信品”，也可以在唱《罗恩格林婚礼进行曲》理查·瓦格纳（1813—1883）的三场四幕歌剧《罗恩格林》中的歌曲。时热泪滚滚。他不必在生活中做出榜样，也不需要在绝望中死去，更不会死后被焚化。在我们的环境中，在我的家庭里，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为了享受法国甜蜜的自由时所用的冠冕堂皇的修饰词罢了。我像许许多多人一样接受洗礼，为的是保护我的独立；如果拒绝受洗，人们就担心我的灵魂会受到侵犯，一旦入了天主教，我便自由了，便是一个正常人。人们说：“至于将来吗，他爱干什么就随他自己吧！”所以人们认为培养信仰比失去信仰要困难得多。
夏尔·施韦泽的喜剧演员气质太重了，他需要上帝这样一个伟大的观赏者。但除了在关键时刻，他并不想念上帝；他确信在死的时候能找到上帝，所以在生活中把上帝撇在一边。出于对我们失去的两个省的忠诚，加之为了表示他一直保持着反教皇主义的兄弟们的粗犷豪放，他私下里少不了一有机会就对天主教教义嘲笑一番。他在饭桌上说的话很像路德的言论。他总提起卢德卢德位于上比利牛斯省。圣女贝纳黛特（1844—1879）生于卢德。她的幻觉引起人们对卢德的朝圣，朝圣日期是四月十日。，说什么贝纳黛特看见过“一个女人换衬衣”，还说什么有人把一个瘫痪者扔到圣池里，等人家把他捞起来时，他已“两眼翻白”了。他讲述圣人拉勃尔的生活，说他满身长虱子；讲述圣女玛丽·亚拉科克的生活，说她用舌头舔病人的屎尿。这些瞎话帮了我的忙，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倾向于超脱人世间的财富。何况我也没有任何财富，这种一无所有使我感到惬意，我不用费劲就能从中发现自己的使命，因为神秘主义适用于流亡异乡的人，也适用于多余的孩子。为了把我投向神秘主义，本来只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向我解释圣徒的行为就行了；我向来钦慕圣洁，很容易上钩。但外祖父一劳永逸地使我对圣洁失去兴致，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圣人们醉心于他们疯疯癫癫的行为，这使我恶心。他们对躯体残忍的蔑视使我害怕。圣人们古怪的行为不比那个穿着无尾常礼服跳入海里的英国人更有意义。我外祖母听着这些故事，装出很生气的样子，说她丈夫是“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她拍拍他的手指以示警告。但她脸上挂着宽容的微笑，这使我彻底看破了她，她什么也不相信，只是由于怀疑一切，才使她没有成为无神论者。我母亲谨慎地抱着不介入的态度。她有“她自己的上帝”，只求她的上帝悄悄地安慰她。一场辩论在我的脑子里进行着，但是已不太激烈；另一个我，即我的黑影兄弟，无精打采地否定了所有的信条。我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新教徒，把批判精神和顺从思想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我好比当头挨了一捧，其结果不是教义的冲突，而是外祖父母对宗教的冷漠把我引向不信宗教。不过，我当时还信神：我穿着衬衣跪在床上，双手合掌，每天做着祈祷。但我想念上帝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母亲每星期四领我到修道院院长迪比多斯办的学校去，我坐在陌生的孩子们中间听宗教教理课。外祖父早已先入为主地向我灌输他的思想，以致我把神甫看成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虽然他们是我信奉的宗教的圣职人员，但他们比牧师更使我感到陌生，他们的道服和独身使我敬而远之。夏尔·施韦泽很敬重迪比多斯院长——一个有教养的人，很了解他的为人。但他如此公开地反教权主义，以致我跨进大门时，感到如临敌阵。至于我本人，我倒不讨厌教士。他们对我讲话的时候，总是和颜悦色，笑逐颜开，一脸聪明、慈祥的神情，他们有着无限深情的目光。这种目光，我在皮卡尔夫人和我母亲那些懂音乐的女友们眼睛里见到过，是我特别欣赏的。我外祖父则讨厌教士，并通过我表现出来，首先是他出主意，把我委托给他的朋友、那位修道院院长。但每星期四傍晚，我这个小天主教徒被带回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总不安地仔细打量我，在我的眼睛里寻找教皇主义在我身上所取得的进展，少不了要取笑一番。这种暧昧的状况维持不到六个月就结束了。一天，我交给老师一篇论耶稣受难的法语作文。这篇作文在家里备受赞扬，母亲还亲手抄写了一份，但在学校里只得了二等奖。这次失望非同小可，使我更不信宗教了。接着我生了一场病，加上放假，便没有回到迪比多斯学校去，开学的时候，我要求干脆不去算了。以后好多年，在公开场合我跟万能的上帝还保持着联系，但在私下里，我已停止和他打交道了。只有一次，我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我玩火柴，烧着了一小块地毯。我正在掩盖我的重罪，突然上帝看到了我，我感到脑子里和手上都有上帝�